我送亲人当红军
“去吧，跟着队伍走吧。”瑞金16岁的宋有发娣拉着丈夫曾光祥的手，恋恋不舍，做了7年童养媳的宋有发娣刚跟她的光祥完婚，就把丈夫送到红军在西江的补充团。
曾光祥参加红军后，宋有发娣还去看过两次，最后去看他时，拿着新做好的鞋、煮好的鸡蛋，可队伍已经走了，没见到丈夫。新做好的鞋，丈夫没穿上；煮好的鸡蛋，丈夫也没吃上一口。
直到1983年，宋有发娣收到瑞金县人民政府补发的曾光祥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 她泪眼婆娑，喃喃低语:“活着回来多好，我的光祥，我的光祥……”
残酷的战争中，红军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兵源不足，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而进入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扩红再次成为红军发展的头等大事。
1934年5月，瑞金县委宣传部部长杨保康、副部长邹庆南，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等7个县级干部报名参加红军。随后，瑞金各区干部踊跃报名，走向前线。
下肖区杉山乡梁秀英、梁发英等“四个女英雄”除自己报名参军外，每人都动员了一个班的人加入红军。
清水乡竹下村16户人家，有11户的青壮年全部参加红军。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上，有篇题为《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报道，说的是下肖区七堡乡的八兄弟不顾父亲正患重病，毅然一齐当红军的感人事迹。后来，这八兄弟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都无后代，满门忠烈，却无姓名记载。
在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馆，一组统计数字清晰地记载了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瑞金人口为23万多人，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参加长征的有3.5万人，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火洗礼，15年后，他们托起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好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当年，正是他们的母亲、妻子以巨大的无私送红军北上……
于都，另一个八兄弟参加红军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
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1934年10月，他们同时从家乡于都出发，参加长征，只留下最年幼的曾林梅和曾林桃与母亲相依为命。
分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丈夫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深夜，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儿子回家。眼泪流了20多年，青丝变白发。后来，钟招子把眼睛哭瞎了。但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儿子。她希望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也让他们看清妈妈的模样。“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楚回家的路。”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整整三天三夜。
后来，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个坟。每逢清明，她会带全家来插香祭奠。如今，祭奠形式和地点没有改变，只是在原来的坟边又多了一个坟——钟招子在那里安息。1960年，她带着深深遗憾撒手人寰。离开时，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儿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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