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步潇潇
巴黎集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象牙雕刻阁楼 。
在巴黎集美博物馆三层的展厅中，一班法国小学生正围着玻璃罩中一座来自中国的象牙雕刻阁楼模型仔细端摩。在这座堪称世界上最大的亚洲艺术品收藏馆中，保存有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陶瓷、雕塑、绘画等艺术珍品两万余件。如象牙雕刻阁楼这样镌刻了中法交往记忆的瑰宝随处可见。
这组近半米高的白色雕楼保存相当完整，型质规范且细节精美，囊括了象牙雕刻、版印、镂刻、染色众多技艺。据记这座象牙雕楼阁是清朝嘉庆皇帝赠予法国拿破伦一世的夫人约瑟芬的礼物。不料在运送途中遭遇英国战舰拦截，虽多次与英方交涉却仍被扣留在英国。因此，这件嘉庆皇帝的赠礼是否在当时就运抵了法国，至今存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间博物馆确实藏有众多来自古代中国的稀世珍宝。
漫步巴黎，无论是游逛法国顶级的国家名胜还是参访精致的私人故居，常常在不经意间邂逅中国文化的悠远气息。
“全球化”的青花瓷
在象牙雕楼阁模型的旁边，是一批从菲律宾外海的欧洲沉船上打捞出来的中国陶瓷。从1600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亲自指挥的圣迭戈号（San Diego），到1761年沉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格里芬号（Griffin）等大量古代沉船中发现的各国遗迹品中，以中国瓷器数量最重，其中还包括外销瓷中相当罕见的粉彩。尽管粉彩瓷的纹饰已在海水冲刷下消失，只留下了白色瓷面，但仍能令观者感受当时海上贸易的盛况以及中国瓷器的独领风骚。
这些沉船藏品由法国水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Franc Goddio）于2000年捐赠，而它们的身世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彼时中国陶瓷已成为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的核心商品。但范围较小。随着美洲的发展、好望角的绕行与环球航路的开通，欧洲人打破了欧亚非三大洲间起初分区进行的海上贸易，驾驭了所有的海上贸易通道。欧洲各个贸易公司竞相成为中国香料和瓷器、茶叶、漆器、丝绸等奢侈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商。
到十五世纪，葡萄牙人率先将中国青花瓷引入了欧洲市场，成为欧洲皇室和上流社会争相收藏的珍品，他们在府邸中特别辟出雅致的小室以陈设青花瓷。同时，中国的各地窑厂也开始根据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和使用需求烧造瓷器，特殊的器型应运而生：比如常能在一些私人家庭陈设或油画中见到的咖啡壶、镂空壶、杯碟，或是作为壁炉摆饰的成对花觚等。
巴黎集美博物馆的元代龙纹梅瓶。
和外销青花瓷遥相呼应的，是品种齐全精美的中国瓷器。晚清时期，由内务府进行的股东拍卖促使一些上乘的瓷器流入欧洲。法国实业家、收藏家厄内斯特•格兰迪迪埃尔（Ernest Grandidier）凭借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系统化地收藏近六千件中国陶瓷，主要是明、清两代瓷器。其中包括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粉彩百花锦纹樽等诸多无价之宝。1894年，格兰迪迪埃尔将所藏悉数捐给法国政府。1945年卢浮宫东亚文物收藏与集美博物馆典藏合并后，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辉煌盛景得以在集美博物馆重现。
巴黎集美博物馆的错金银图案纹铜簋。
以中国人的眼光来考察，那些推陈出新的外销瓷器相比同展厅中官窑烧制的稀世珍宝实在有些差距，不过其中努力迎合西方人品位的纹饰，或大量使用带有“欧洲异国情调”的图案形成了格外的趣味，比如外销青花瓷中呈现开光分格图案的“克拉克瓷”（krak-celein）制品曾举世闻名。为了拥有青花瓷来一展身份地位，欧洲人有时还会以来自中东尤其是波斯的仿制品取代。青花瓷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全球化”贸易和品味的写照。
雨果的“中国客厅”
在“青花瓷咖啡杯”频繁运往西方的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景德镇窑烧制的中国禽鸟塑像瓷正展示在专门招揽欧洲顾客的店铺里，反映着唐代以来中国人对于异国情调的遐想。时装品牌Carven创始人格罗格卡雯遗赠的一批禽鸟塑像瓷烧制于康乾时期，这些工匠运用彩釉工艺制成栩栩如生的塑像瓷，被看作是在西方炙手可热的软瓷（faïence）人偶或动物与中国的三彩瓷相遇而迸发的创作灵感。
在“中国热”席卷欧洲的历史中，不乏这类交互影响的例子。除了集美博物馆这般“国家级”的系统收藏外，散落在私人博物馆的珍藏品补充勾画了中国文化对法国人品位的塑造。这其中最著名的，可以算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中国客厅”了。尽管目前没有资料证明雨果曾经与中国有过直接接触，但“中国客厅” 凝结的是雨果对中国艺术深深的迷恋和热爱。
法国雨果故居的“中国厨子”木刻。
这间客厅位于雨果在巴黎福日广场旁的故居三层。在壁炉一侧的整面墙上挂满了中国的青花瓷盘和花瓶，中间摆放有中国漆器的家具，另一面墙上则是雨果作为“画家”的成果展示。据说，作为画家的雨果偏爱用“中国墨”绘画欧洲并不流行的“水墨画”。墙上的展品就包括一系列“中国题材画”（Chinoiseries），例如《热情洋溢的中国人》《苏姗娜》《在船上打盹的青年》《杂耍少年》等中国形象或东方色彩浓郁的创作。
“中国客厅”的装潢和收藏原样复制于雨果1864年为情人朱丽叶•德鲁埃在根西岛的居所“高城仙境”（Hauteville Fairy）设计的饭厅。根据雨果的《根西岛记事本六册》记载，他频繁光顾孤岛根西上的一家中国古董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买过48次中国艺术品，花费了3000多法郎。
还是得益于海上交易的繁盛，像雨果这样的中国艺术欣赏者和收藏家在法国的上流阶层壮大起来。为了抗衡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Colbert）于1644年创建西印度公司，独家垄断法国与其他大洲之间的贸易活动。法国皇室斥资成立舰队，在经商之余，也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带到世界各地。十八世纪，约翰•劳（John law）掌管的私营公司一手独揽在印度洋各国的贸易，自1750年起，其总销售额已可与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并驾齐驱。
法国上流社会的审美品位至今仍隐藏在巴黎奥斯曼建筑的阁楼中。不论是在大银行家雅克马尔•安德烈（Jacquemart-André）的故居美术馆，还是专注十八世纪收藏的康纳克•杰(Cognacq-Jay)博物馆，都可以发现最畅销的“青花瓷”大花瓶，或者与法国十七世纪小说《阿斯特蕾》（Astrée）身佩淡绿色带饰的男主人公瑟拉多（Celadon）同名的“青瓷”器具，或者是由中国漆术演变而来的法式漆绘“马丁漆”铸成的家具斗柜。
卢芹斋与“中国红楼”
对于参观这些博物馆的中国游客，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中国都很难见到这么多的精品！在不由感慨中国古代艺术登峰造极之时，也反思诸多瑰宝流落海外的屈辱历史。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和格兰迪迪埃尔齐名的另一位收藏家米歇尔•卡尔曼（Michel Calmann），贡献了吉美博物馆中最大宗的从唐朝到元代的陶器。在博物馆关于卡尔曼的官方介绍中提及，卡尔曼的典藏涵盖了历代主要瓷器制作技术、官窑和民窑及纹饰类型，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留下重要见证。同时，这批收藏正是在法国政府庇护下避过了二战的战火，并自1969年起逐步纳入集美博物馆。
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与如今追逃保护的争议中，卢芹斋是常被提及名字之一。在欧洲人眼中，他是德高望重的古董商人。而在中国人看来，他无疑是倒卖国宝的文物贩子。晚年的卢芹斋亦曾表达过同样的矛盾：他坦诚自己使许多中国国宝流失外海，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变相使得国宝文物免受损毁，得到保护。
1902年，22岁的卢芹斋以家仆身份追随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赴巴黎任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参赞。在张静江的支持下，卢芹斋凭借敏锐的艺术眼光投身古玩交易。据说，其赚取的资金多次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在满清覆灭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中国古董市场异常火热，卢芹斋趁机以低价大量买卖文物到国外。从1915年开始的30年间，卢芹斋的公司向美、法等国出口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其中还有许多国宝级珍品，如天龙山、响堂山的石造像，唐代李公麟《华严变相图》、宋《雎阳五老图》等。而最为国人诟病的，是如今难以追讨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
卢芹斋在巴黎建造的“中国红楼”
卢芹斋在1926年打造的“中国红楼”，至今仍是矗立在巴黎市内唯一一座全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在这座“中国塔”中，卢芹斋曾不遗余力向欧洲人推介中国文物，将欧美收藏家们的眼光从中国装饰性瓷器，引向文化积淀更为深厚的中国墓葬和佛教艺术，被看作是西方人“中国品味”的启蒙者和塑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卢芹斋避难美国，他的“彤阁”因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其中的古董才得以免遭席卷。卢芹斋也向吉美博物馆捐赠了部分藏品以感谢其对“红楼”的庇护。新中国建立之后，古董出境受到严格管控，卢氏公司逐渐失去了货源而衰落。如今，卢芹斋的“彤阁”已经易主并不再向公众开放，人们很难再一窥其中风采。但在卢芹斋们“帮助”下建立的西方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卓越的中国艺术收藏仍在异国散发着夺目光芒。
閱讀更多 東方文化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