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指控：张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法庭上，死者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请求，要求被告人张某赔偿损失64万余元……
当既定的事实给他戴上“杀人凶手”枷锁的时候，也许并没有人想到，这位“杀人凶手”原来也还是个受害者。
2018年1月21日，保山昌宁小伙张某被一个朋友骗到楚雄，到楚雄找到朋友后，他才知道这是个传销组织。
于是他当即选择离开，并用手机在网上买了一张返回保山的车票，但传销组织头目李某安排了组织里的主要成员王某监禁张某。王某威胁说：“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你还是好好考虑”。
即便如此，张某还是动之以情：“我给你1万元，请放我走，我想回家过年，如果你觉得放走了我，不好交代的话，要不，我们一起走，一起离开这个传销组织”。
可是，已被传销组织“洗脑”的王某，又怎么可能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而说动呢？既然，我威胁你不成，那我就来硬的，怒火中烧的王某将张某推至墙角，紧紧的掐住他的脖子。
对于一个求生欲极强的人来说，当生命遭受威胁的时候，又怎能成为待宰的羔羊，任人宰割？
出于本能的反应，而采取防卫措施，一个本是素不相识的人，竟然威逼自己到这种地步，如果自己不下狠手，那倒下的或许就是自己；如果不下狠手，或许自己的下半生将永无天日。于是带着这种想法，终于被迫杀死了那位对自己“先下手为强”的陌生人。
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个居然会对另一个人以命相逼，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恐怕都不能做到淡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条款赋予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奋起反抗的权力，这听起来可谓是“铁骨铮铮”。而现实的问题在于，由于司法实践对成立正当防卫苛刻的要求，让该条款成为名副其实的“冰美人条款”：看起来很美，但几乎并没有什么用。
于是，张某被检方控诉“故意杀人罪”；
于是，何强被曾勇的“砍刀队”砍伤，被判处聚众斗殴罪而获刑一年六个月；
于是，辱母案中，于欢被判“故意杀人罪”，出于舆论的压力，后才有“防卫过当”，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即便是最近火热的“宝马车主被反杀案”中有舆论的压力，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防卫过当”，而非“正当防卫”。
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于“正当防卫”的苛求，表现为总是倾向于将处于紧急状态的被侵害者想象为全能的“上帝”，想用上帝的视角去洞悉自身的处境。譬如，在对故意伤害的防卫中，总有人不断的追问你：你明明可以打死者的手脚，却为何要打击他的头部？而致其最终死亡？
有人同情受害者，却要用超乎常人的标准去要求奋起反抗者，这种双重的思维，难道让人觉得自相矛盾么？
从司法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一旦有重大伤害时间产生，其便会惯性的认为，双方都负有刑事责任，“谁也不是好鸟”，所以有很多人会感慨：在中国，“正当防卫”是有多难？
一堂法律课上，老师给学生讲述案例：一位女子在家被歹徒强奸，歹徒强奸完提裤子刚走，丈夫回家刚好发现妻子被强奸，于是失去了理智，到厨房里拿了把菜刀，将歹徒砍死。
老师询问学生的看法，回答声中，有“防卫过当”，也有“正当防卫”。
突然一位学生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故意杀人罪！
老师饶有兴趣的询问他何以见得，这位学生回答：既然人家已经强奸完毕，那不法侵害就已经停止了，你也就不能“正当防卫”了。
“那依你之见，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报警”！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办法吗”？
“让不法侵害再次发生”！同学回答。
听到这儿，虽然不觉让人觉得心寒，但这就是既定的事实。
在中国，什么才是“正当防卫”？
当坏人拿刀对着你时，你不能反击，因为伤害“尚未开始”；当坏人的刀插入你身体后，你仍然不能反击，因为伤害已经“自动停止”；当坏人的刀从你体内拔出后，你还是不能反击，因为伤害已经“实施完毕”。违反了以上任意一条都属于“防卫过当”，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那如何才能“正当防卫”？其实，很简单，当坏人拿刀刺向你的那一瞬间，你要准确判断，迅速反击，夺刀毙敌，一击毙命，这就是“正当防卫”了。
从“正当防卫”立法的宗旨来看。既是为了鼓励公民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也要防止有人借防卫之名实施违法犯罪。
唐三藏的克制，可能会最终感动白骨精，但孙悟空的果敢，或许更能鼓舞正气。我们不该因害怕齐天大圣再来一次“大闹天宫”，而没收他的“金箍棒”。毕竟，火眼金睛七十二变，才能“斩妖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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