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学派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年来，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在研究资料、分析方法、叙述方式等方面有了一些变化，“数字史学”概念便是其中之一。学者表示，与传统史学相比，数字史学能清晰地表达历史要素在时间和空间序列变动中的相互关系与互动作用，以新的理念、方法和视角促进传统史学向更为宽广的领域发展。
当前，数字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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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研究思路
数字史学的兴起有思想史的学理背景，也有技术进步的推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哲学体系中向来有科学主义的倾向，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数字史学的兴起做了技术准备。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牟振宇看来，数字史学具有三个特点：对空间的关注得到加强；注重多学科跨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关注大众化和普及化。
“相较于传统史学，数字史学在史料来源上具有开放性，研究方法上具有交叉性，历史的写作上具有非线性等特征。”王涛表示，数字史学最具优势的领域是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高效率的工具，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对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对于动辄涉及千年的发展趋势、涵盖海量文本的历史问题，传统方法无法涉足，但在数字史学的辅助下，历史学家具备了解析这些历史现象的可能，由此拓展了研究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袁林说，数字史学能实现部分史学研究的自动化。“它使许多原来必须人工完成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并逐渐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大大节约了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袁林表示，数字史学还促使计量史学得到切实发展。计量史学是我国史学研究的短板，除了定量数据整理不足之外，没有恰当的工具是其障碍之一。比如在“西北灾荒史”研究中，如果手工计算灾害发生周期，几乎不可能完成，用计算机便可轻而易举完成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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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变研究理论框架及研究模式
如何看待数字史学给传统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
袁林认为，所谓“数字史学”仍然是史学，它没有改变其理论框架和基本研究模式。它并未提出一种新的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也不能提供新的史料，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提供新的方法，只是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因此，它对传统史学不可能形成压力或威胁，而是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王涛表示，传统史学能够借助数字史学的工具和方法，发现更多隐匿的信息，更好地实现去伪存真的目标，做出更符合史实的价值判断，推动历史学科向科学化的层面进一步靠近。
“数字史学与传统史学并不冲突，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牟振宇说，首先，数字史学在叙事方式上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数字史学将借助计算机技术，采用地图、视频等可视化的方式，实现更高精度的表达方式。但这并非意味着数字史学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定性描述方法等，恰恰相反，在定性描述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数字史学并未脱离历史学，在学科性质上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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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跨学科的深度交流成为常态
数字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如何推动数字史学的发展？
袁林表示，目前史学数字化发展的最大障碍有两方面：一是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人手不足，特别是在建立基础数据库方面。例如，实现史学研究的智能化，迫切需要按语料库模式建立起来的史料数据库。二是史学研究的数字化需求没有很好地传递到计算机学界，只有史学研究者深入参与进去，才能做出真正适合史学研究的数字化产品。
“数字史学的项目对具体的研究者有专业的准入门槛，需要补充大量计算机、统计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历史学家都要变成多面手。”王涛说，历史学家可以打破传统的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而以多方合作的形式解决技术问题。要推动数字史学的发展，就要让跨学科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成为常态。
王涛认为，讨论数字史学不要过分纠结于理论性问题，数字史学依然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历史课题的研讨过程中，发现数字史学的长处与不足，推进数字史学的进步与完善。牟振宇建议，首先，数字史学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在大学教育中，应及时汲取学术和技术发展的最新进展，让学生掌握数字历史的基本技术。其次，应该加强跨领域的学科建设与合作，特别是历史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跨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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