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处大庾岭以南，古代被视为“烟雨蛮瘴”之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气候又与岭北有很大差别，是封建朝廷流贬犯人的首选之地；而且被流放的犯人往往不易生还。所以很早以前就有“连、英、循、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就怕”的民谚（按次序是指今连县、英德、惠州、新兴、高州、信宜、雷州、化州八个县市）。早在隋朝，隋炀帝就将驸马柳述贬来惠州，惠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迁客。至唐代，从初唐武则天开始，惠州迎来了一批贬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曾官居宰相的张锡和牛僧孺。
生活侈靡被贬的宰相张锡
张锡，河南昌乐人，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为凤阁侍郎，不久取代其姐姐儿子李峤为相。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三月，因请还庐陵王及漏泄禁中选拔官员消息及贿赂赃银数万被系狱。入狱时，张锡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刑狱，意气自若；到刑狱后居三品院，帷帐饮食与平日无异。而同时系狱的宰相苏味道前往刑狱时，弃车马而步行，到刑狱后席地而卧，饮食则粗茶淡饭。两者对比，张锡显然过于侈靡。武则天闻讯，赦苏味道官复原职，判张锡当斩，临刑释之，改流惠州。
张锡贬来惠州后，著名诗人章玄同曾去贬所探望他，并写《流所赠张锡》诗一首，诗曰：“黄叶因风下，甘从洛浦隈；白云何所为，还出帝乡来。”诗中流露出对当朝宰相张锡被流循州的惋惜之情。章玄同的事迹无考，仅见《全唐诗》诗人小传曰：“章玄同，武后时人。久视中，张锡为相，请还庐陵王，坐流循州。玄同有流所赠诗，盖亦当时贬谪者。”也就是说，诗人章玄同也是受贬之人，故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即位，大赦天下，贬居惠州约三年的张锡得以赦还，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
党争落败被贬的宰相牛僧孺
入唐后，唐朝的官员出身大体有二：一是门第士族出身，二是及第庶族出身。虽然讲门第是两晋遗风，入唐后已每况愈下，但门第士族出身的官员还是自以为高贵，看不起及第庶族出身的官员。为此，这些士族出身的官员互相结为朋党，对庶族出身的官员进行排斥和打击。但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示弱，他们以“同年”（同年登榜）及师生关系结成另类朋党，在朝中互相推举、互相袒护，与士族党进行激烈争斗。其中最著名、历时最久的是“牛李党争”，也就是以牛僧孺为首的庶族官员与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官员之间的争斗。他们之间的斗争始于唐宪宗，终于唐宣宗，前后争斗了4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话题。在此期间，一忽儿牛党得势，排斥李党；一忽儿又李党得势，排斥牛党。如同时在朝，李党赞成的事，牛党必然反对；牛党赞成的事，李党亦复如是。每议政事，是非蜂起，议而不决，连当朝圣上都感到束手无策，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牛僧孺，甘肃灵台人，唐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进士，唐宪宗时与李宗闵对策条陈弊政，以方正敢言进身，累官御史中丞。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宰相裴度荐李德裕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接着大和四年吏部侍郎李宗闵亦引荐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从此牛僧孺和李宗闵结为朋党，与李德裕为首的另一朋党在朝中互相排斥。
唐文宗大和四年十月，西川节度使郭钊因病上书求代，牛僧孺为逐李德裕出朝，遂奏请调李德裕代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出镇蜀州。当时，西川边境维州原是唐朝领土，后为吐番所夺。据守维州番将悉怛谋闻李德裕镇蜀，遂叛吐蕃，献城归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牛僧孺怕李德裕立功，遂对唐文宗曰：“吐蕃近来与我修好，约罢戍兵，若接纳彼叛人，必责我失信；若驱万骑而来，几日可达，咸阳震动，京城且守备不暇。”文宗本来懦弱，被牛僧孺一说，不禁胆怯起来，乃饬李德裕归还维州，缚悉怛谋遣回吐蕃。吐蕃执叛将悉怛谋立诛之，极备惨烈。李德裕闻之，不胜叹息，西川监军王践亦谓朝廷失计。唐文宗闻讯，亦责牛僧孺失策。僧孺愧不自安，向唐文宗上表请罢，遂以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另征李德裕入朝。
李德裕入朝为相后以牙还牙，大肆排斥“牛党”，对牛僧孺穷追猛打。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昭仪节度使刘从谏儿子刘稹谋反被诛，李德裕上表唐武宗，说刘从谏大和年间入朝已有劣迹，时牛僧孺执政，不但不把刘从谏留住，反纵其出京，致使其心轻朝廷，归后益骄；刘从谏死后儿子刘稹谋反，实牛僧孺之罪。接着孔目官郑庆又奏说牛僧孺常与刘从谏通讯，从谏每得僧孺书疏阅后皆自焚毁，内有不可告人目的。唐武宗听完两人所奏，不为所动。后来李德裕得河南少尹吕述书，说牛僧孺听到刘稹被诛后出声叹息，遂把吕述书上奏。武宗阅后大怒，于会昌四年九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复贬循州（惠州）司马。会昌六年二月，唐武宗崩，唐宣宗立；八月，贬居惠州一年多的牛僧孺得以内徙衡州，后召回京迁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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