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妖猫传》非常的火，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盛唐时期长安城接连发生灵异事件，诗人白居易与仰慕大唐风采的空海相遇长安，两人跟随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意外发现三十年前有关王朝兴衰的惊天之秘，白居易为此写成他的一篇名作：《长恨歌》，在这部电影中白居易所呈现出的是一个癫狂的诗人的形象，不过确实，这也符合他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其对诗非常之癫狂，以至于被后人称作“诗魔”。作为中唐时期名声最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不但受到了唐朝时期本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且名扬海外，在当时的新罗、日本等国家也享有盛名。白居易生前及其注重保存自己的作品，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一定层次上的自我认识。比如他本人曾经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大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就今天来看，他分的还是不太合理的，因为第四种和前三种分类所依靠的标准并不是从同一层面来讲的，但就其整个作品趋势来看，它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的作品充满了兼济天下的情怀，后期则是有一种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涵。现在，就让我们来先看一下他前期的兼济天下思想的体现。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朝到了中期虽然整个唐朝的气数已经在呈现往下走的趋势，但是锐意进取的唐宪宗，其早年在政治上的积极有为，激活了一代正直士子们参政预政的热情。基于这样的背景，白居易满腔激情的开始了他“助立太平基”的政治使命。白居易和其他出生在唐朝的锐意进取的诗人一样，都渴望参与朝政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出生在“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的他从小就懂得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条件，在经历过战乱和颠沛流离的成长路程中刻苦努力学习，终于在元和元年，罢校书郎，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实现了自己踏入仕途从政的人生抱负。身居官位，作为人民的父母官，他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人间的疾苦，在他外出体察民情的时候，他看到劳动人民割麦和妇人捡麦粒的辛苦场面和为朝廷收取高额的赋税压的百姓难以生存之时，他“闻者为悲伤”、“念此私自愧”，在看到一位卖炭翁深受“宫市”之害之时，他勇于写下：“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直抒自己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勇于写下“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来赤裸裸的讽刺朝廷官员的这种作为，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来表达自己对百姓的同情与对统治者重税的不满，在这时，他的心中满是兼济天下的情怀。
他做的官越来越大，在官位越来越高的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官场的黑暗与血腥，但是他觉得也能够更加自由的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了，于是他更加积极的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更加的不畏权贵近臣，大胆的直言上书论事，在看到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不断的用自己手中所持的一杆笔与朝中权贵作斗争，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对他们的控诉与不满，善于求新的他参与并引导了“新乐府运动”，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出了《秦中吟》、《长恨歌》、《卖炭翁》和《新乐府》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是白居易代表不幸人民对苛政所作的控诉，字字血泪，让劳动人民欣慰，但是这些诗却让权贵切齿、扼腕、变色。终于，在当朝丞相被刺杀而死之时，他面对满朝文武的无动于衷勇于请命调查，也就是这一点，使当朝权贵忍无可忍，成开始了对白居易漫长的报复之路，他开始遭到各种排挤、贬谪，所有的毛病都被找出来，甚至于连自己在母亲死之前所作的诗都被人认为是有意影射，被看做是不孝之举……
终于，权贵们把他踢出了京都，把他贬谪到远远的江州。这次贬谪可以看做是他人生阶段的诗风的一个转折点，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多年，其中的黑暗已经让他心中消极渐长，佛道思想蔓延，在此贬谪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但表现出的行动却已经不复过去的火花了。
中国的读书人好像都面临过出仕与归隐的问题，就像《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生，还是死？”，而白居易做出的回应既不是出仕，也不是归隐，而是做出了“中隐隐于市”的选择。在经历了朝廷权贵的打压排挤和看到无光的前途之后，白居易开始主动请求到外地任职，远离京城中的勾心斗角，在远离朝廷的一方水土默默地做一些造福百姓的工程，在担任杭州此时期间，他力排众议，为百姓们修筑堤坝，疏通河道，解决了数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并在这一时期组织群众开凿水井，改善居民们的用水问题；带领人民修缮白沙堤，捐献自己的俸禄给当地政府作资金运转。虽然他在贬谪期间也是不断地在做着造福一方百姓的事情，但是这时候的他的内心已经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开始每日溯江而上、“耕于东坡”，与僧侣打交道，创作出了大量的闲适诗，诗风大多以闲适为主，并且佛道思想渐渐增多，此时已经充分的体现出了他后期诗风的“独善其身”的思想主题。当然在他遭遇贬谪的过程中在两种思想的纠缠之下也是有过壮志难酬之感的，比如他在遭贬谪时期的一部作品《琵琶行》中写到，“送别友人之时忽闻琵琶声作，便回想过去：回忆少小时欢乐事，而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这是他在转型时期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的抒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与时驰，意与日去，他内心的“独善其身”思想也就不免占了上风，由此这一时期，他创作出的诗作的诗风基本上转型为闲适诗，多以描写山野风情和思念友人为主，比如在这一时期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这一首小诗中，他描写的不是壮美的山河，也没有华丽的辞藻，这全是平凡人家的小生活。它写的是我们不屑一顾的厨房，和糙制的小炉，它是凡俗人家中的小意境，充分的表现出诗人心中的闲适、乐天知命的情怀，这体现出后期的他已经能够看得通透，明哲保身，保持着自己乐天知命的态度进行自己的“中隐”。他的“中隐”，不同于李白早年出于“待价而沽”的目的的刻意隐居，也不是陶渊明在看透官场黑暗之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消极隐退，而是他在兼济天下的方面已经无可作为的前提下，在晚年只能以独善其身作为人生目标，并小范围的力所能及的进行着他“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人生的末端，他已经到了衰暮之年，与其终日悲戚，不如愉快度日，虽然这种人生态度还是相对有一点消极，但是也是出于无奈之举，并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事方法。
总得来说，除了白居易的个人性格特点影响，不论是白居易前期的“兼济天下”或是后期的“独善其身”，都是少不了他背后所处的大时代的影响，他将平凡朴质面貌示人的诗人襟怀和在不突破道德底线的前提下获取最充分物质和精神享受的生命姿态展示给后人，并且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影响深远的艺术精品，为后世士大夫尤其是宋朝文人提供了可供仰慕和效法的对象，陈毅元帅曾经对白居易诗给予过高度的评价并曾作诗云：“吾读乐天诗，晓畅有深意。一生事白描，古今谁能继？”的确，白居易的诗以及他的人生态度引领了唐朝诗歌史上的另一个高峰，并且他的作品对我们当今政治生活中改革弊政和现实生活中处事态度提供了巨大的启迪，所以不论他是兼济天下也好，独善其身也罢，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伟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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