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有寫書話了。數十年前阿英初創此一文體，他是新舊書並收的。既收線裝書，也買新文藝書（他所收的多為抗戰前的出版物，現在通稱“民國版”），細大不捐，論眼光、氣魄，不愧為此道之開山祖。雖然有“學者”說“書話”一名羌無故實，譏為杜撰。但路是人走出來的，日積月累，小路成為大道，三十年來，已蔚為大國，作者蜂起，已成燎原之勢，這是值得高興的。
近來整理書籍，偶得齊召南撰《歷代帝王年表》附桐鄉陸氏《帝王廟諡年諱譜》一卷，共三冊，道光四年小琅嬛仙館刊於粵東。初印精美，有刊書牌記。是揚州阮福隨阮元官粵東時所刻書，同刻尚有焦循集，皆罕見。書前鈐有“唐棲朱氏結一廬圖書記”朱文方印。我在卷尾有小跋，“庚寅春四月十一日海上收。系張佩綸家流出者。卷首有結一廬圖記，可知流傳蹤跡也。”卷前又有兩跋，其一雲，
“南陽路一舊肆，從張佩綸家捆載雜書滿積一屋。餘與郭石麒往選取數冊，此《歷代帝王年表》及《帝王廟諱譜》尚系阮氏原刊初印本，有唐棲朱氏結一廬圖記，只餘二冊。今晨石麒攜示首冊，已於紙堆中檢出矣。又鄧群碧詩詞集三冊，共人民幣三千元，可謂廉矣。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一日，黃裳記。”
又一跋記舊記中記述朱學勤及子澂收書始末，“光緒中澂沒，遺書八十櫃為其戚豐潤張佩綸攜去”，接下去說，“今按此書出張佩綸家，足為前說佐證，其書是否盡散，實不可知”。全跋寫於庚寅春二月十五日，今不具錄。
記得當日初見張氏書散光景，在南陽路一弄堂口，線裝書堆集如山，皆張佩綸遺著《澗於集》等，新若手未觸者，任人攜取。其氣勢較今之書籍籤售、出版家為宣傳贈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此外，記得石麒還於這堆廢紙中檢得四小冊巾箱本給我，說是罕見之書，書名似是《續俠義傳》（？），刻得頗精，狹長、黑口，不著撰人。曾草草翻過，似是仿《三俠五義》之作，實不足觀。記得什麼地方說起，張氏家人曾撰有章回小說，不知即是此書否，可惜一時翻檢不得。
據通常所知，張氏藏書，歷經三代：張佩綸、張志潛、張子靜。而張愛玲則是子靜的姐姐。南陽路舊宅，則是愛玲、子靜姐弟自幼所居之處。廣大張迷熱衷於張愛玲的故居，徘徊瞻仰，低迴而不能去。那麼張愛玲的祖居、她的許多小說中人物原型出沒之處，豈容忽視！
唐棲朱氏的結一廬藏書，為什麼後來歸於豐潤張氏？因為張佩綸的原配夫人是朱學勤的女兒。至於由於《孽海花》的渲染而豔稱於世的李鴻章以愛女下嫁張佩綸，則是張的第三次婚姻了。結一廬藏書之來歸，必在此前。張佩綸不聽說對板本之學有什麼造詣與愛好，但這批書的珍貴他是知道的。到了兒子志潛手中，當然也知道珍重保藏，但他是個生活放蕩的浪子，幾乎蕩盡了家財，但卻沒有打這批藏書的主意。解放之初就毅然將家藏大量張佩綸的遺集一齊處理掉了，但卻嚴守秘密，絕不少露結一廬藏書的風聲，可能就是張志潛的決策。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或因家用拮据，才不得已拿出四部宋板書託來青閣書肆銷售。四部書的搭配也是經過考慮的。一部精品《花間集》，三部不起眼的《周禮疏》、《周易本義》和怪書《六甲天元氣運鈐》。這四部宋刻後來都為孫伯繩所得。
孫君也是位藏書家，常在來青閣中碰到。但彼此並未產生收書中常有的矛盾。原因是買書的路子不同。孫君本來是收字畫的，曾由商務印書館印過一冊《虛靜齋藏畫》，沒有什麼重要的藏品，倒是用珂羅版精印的。此後就改為收藏鼻菸壺，又不久又改為藏書了。他買書有一個原則：不收鈔校本，因為不易斷定真偽；買明刻本不收竹紙印本，必求白棉紙初印本，只求漂亮，不論珍稀或常見；還有一條，書買回後，必細數全書葉數，凡遇缺番，必退回。此外，他的疑心特重，惟恐上當。那本宋刻建本《尚書圖》就因為紙墨晶瑩，極初印而見疑，退回來青閣，後為我所得，帶到北京，為鄭西諦所見，強行留下，送到古籍展覽會上去的。
他得到《花間集》後，十分得意。立意重新裝裱，事為徐森玉丈所知，苦苦勸他千萬不能譭棄原裝，事乃得已。他又取《花間集》一葉，照相製成鋅版，印成箋紙，分贈朋友，我曾應邀到他愚園路寓鑑賞原書，確是非凡精品，印象至今不忘。後來他又將所收線裝書掃數賣給北京圖書館，又寫成一冊《虛靜齋藏書目》刻板油印，訂成小冊。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際，在電車上偶然相遇，說要送一本藏書目給我，不久寄來。此後即不再知消息。他有些房產，是“吃瓦片”為生的。
趙斐雲（萬里）南下訪書，寫過一篇文章《古刻名鈔待訪記》，特別指出有些可能存世、但久不知蹤跡的著名版本書。其中就有結一廬舊藏數種。果然，一九五八年上海古籍書店又從張家買得一大批古書，後歸上海圖書館。最後的大軸戲理所必然地要由文化大革命來完成。保存在張家的結一廬劫餘被抄家者掃數取去。到“文革”結束，落實政策之際，張子靜又將抄去之書全部捐獻給“上圖”，但趙斐雲所重視的元刻《樂章集》似乎並不在內，仍在“待訪”之中。
近讀王安憶《張愛玲之於我》（《書城》今年二月號），知道張子靜就住在她家附近一幢樓房的一間小屋裡，是一名退休教師。這位張愛玲的弟弟“是一個潦倒的人，孤單、寂寞，沒有朋友，經濟也拮据”。他給人補習英文，對比姊姊的火紅，他是太淒涼了。當然，過了十年他得過上海市人民政府頒發的獎狀和獎金，因為他捐獻了結一廬藏書劫餘的幾十種宋元本、百來種明刻本……遠較常熟翁氏書的質量為高，而後者則是國家花了少嫌過分的重金買來的。
當然，“結一廬”的藏書不只是那些宋元古刻，其中自然也有清刻本，但都非凡品。我也曾買到過幾種。好像他家的書也不只藏在上海，流落到杭州的也有。我就在清和坊的舊肆中買到過一些。如嘉慶中翁方綱校刻的《博西齋（明）三種》，是最初印本，有翁方綱的藏印，有葉志詵的借讀題記，應該說是夠格的藏家的藏書。
回想前塵，已是六十年前事。是“書話”也是“老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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