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贤吴兴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1882~1963)是晚近著名的藏书家，他的几处藏书楼藏书达60万卷，中多宋、元善本，尤注意网罗明清著作，颇有罕见之书。据知情人介绍，“嘉业堂主人刘翰怡宅心仁厚，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几有海涵万象之势。其时风气，明清两代诗文集，几于无人问鼎，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积之久，遂蔚成大观，非他藏书家所可及;至其所藏《明朝实录》、《永乐大典》残本，则海内孤帙也。”(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秋禾、少莉编《旧时书坊》，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2页)承幹不同于一般藏书家之处还在于，收藏之外，他又很致力于刻书，在文化积累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出资刊刻的有《吴兴丛书》(六十六种)、《嘉业堂丛书》(五十七种)、《希古堂金石丛书》(五种)、《求恕斋丛书》(三十五种)、《留余草堂丛书》(十一种)等等，其中《嘉业堂丛书》“多当代罕觏之籍，而于元明清遗老所著及其谱状，搜罗尤夥，如屈(大均)氏《安龙逸史》、《翁山文外》、叶天寥自撰年谱等编”(劳乃宣《嘉业堂丛书序》)，面世后颇受知识界思想界关注。
鲁迅相当重视刘氏嘉业堂所刻书，1934年5月他在得到老友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丛书书录》以后，隔了一天就专诚跑到嘉业堂上海分室亦即刘氏在上海爱文义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的公馆去买书，结果“寻其处不获”(1934年5月5日《鲁迅日记》);又隔一天再去，地方是找到了，“因账房不在，不能买”(5月7日《鲁迅日记》)。后来又吃过一次闭门羹。没有办法，只好托人去买，到当年11月，才好不容易买到一批，凡十五种三十五本:《三垣笔记》四本、《安龙逸史》一本、《订讹类编》四本、《朴学斋笔记》二本、《云溪友议》二本、《闲渔闲闲录》一本、《翁山文外》四本、《咄咄吟》一本、《权斋笔记》附《文存》二本、《诗筏》一本、《渚山堂词话》一本、《王荆公年谱》二本、《横阳札记》四本、《蕉廊脞录》四本、《武梁祠画象考》二本。
这里屈大均的两部著作《安龙逸史》、《翁山文外》，李清的《三垣笔记》、蔡显的《闲渔闲闲录》都是清朝的禁书，鲁迅过去没有见过;武梁祠画像是汉画像中最重要的成果，鲁迅一向高度重视，在文章和书信中多有涉及，瞿中溶(字木夫)的《汉武梁祠石刻画像考》完成于道光年间，但直到1926年才由刘承幹校印出版，鲁迅未见过，赶紧一道买来，但看过以后才知道其实并不怎么高明，在1935年11月1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特别提到“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但这也只有读过以后才能知道。世界上有不少书名气不小，不看一下总不放心。读后知道该书并不怎么样，也是一种收获。
《三垣笔记》等一批书鲁迅购读以后，曾在文章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发表过若干零星而深刻的评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所读之嘉业堂所刻书而作的《病后杂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此文是鲁迅晚年的名篇之一，其中就屈大均《安龙逸史》、蔡显《闲渔闲闲录》和杭世骏《订讹类编》分别发表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见解。例如蔡显其人是因为他那本《闲渔闲闲录》被杀的，在《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中有关于此案的文档;但鲁迅看了蔡著以后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内容却恭顺者居多”，这似乎很不容易理解，其实也并不奇怪，鲁迅指出，在当年的文字狱诸案中，有若干并不是在大是大非上有什么你死我活，而是“因于私仇”。古人报起私仇来其凶无比。认清这一点对人们深入剖析清代以至历代的文字狱大有帮助;而对所谓禁书，人们也大可不必一刀切地抱过高的期望。
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于大发议论之余，又顺便写到去嘉业堂买书之难，涉笔成趣，是很好玩的掌故:
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的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
鲁迅说，该堂所刻书自己“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像嘉业堂这样做生意，同现代商业物流的惯例实在相去天壤，好像很不容易理解。但我们要知道，承幹先生继承了巨额遗产，非常富有，印书乃风雅之事，其志本不在卖书赚钱。
鲁迅曾在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过，“刘翰怡听说是到北京去了。前见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鲁迅在私人书信中臧否人物往往相当严峻，其实“有用”与否，全因读者而异;但鲁迅这里仍然有称颂刘承幹的意思———在鲁迅笔下，“傻”往往带有褒义，“聪明”倒反而是贬义词，《野草》中那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就是著名的一例。嘉业堂的傻子精神在出版史上颇为罕见，同当年以及当今那些大讲经济效益的出版商相比，尤其显得另类，于是它那种卖书的方式也就显得前少古人后无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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