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中国大小封建王朝迭相更替，不下数十。
国祚长久的大一统的王朝在开国以后，历史进入巨大的转折点。从打天下转到治天下，必须以文治守成替代武功创业。为此，必须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马上得之变为马下治之;二是防止骄奢淫逸的作风蜕变;三是建设擅长治国安民的官吏群体。没有后者，前二者都会落空。建设官吏群体首先遇到的头等重大问题，便是怎样对待开国功臣，其最后归宿如何。国祚的短长，王朝的盛衰，即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此。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处置开国功臣的方法不外乎三种类型:诛杀，供养，任用。诛杀的典型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供养的典型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任用的典型是唐太宗李世民。其余都介乎三种类型之间，而且大多处置得不很成功。
一．诛杀
汉高祖刘邦用杀戮加讨伐的办法对待功臣。西汉开国功臣中，勋绩最为卓著的是张良、萧何、韩信三杰，以及与韩信“同功一体”的彭越、英布。但是，臣下的才略愈大功劳愈高正是人主之大忌。张良极聪明，虽受留侯之封，“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韬迹养晦，“杜门不出”，方得幸免。萧何亦机警，辞让益封置卫，“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仍遭“下廷尉，械系之数日”，险蒙不测。战功赫赫的韩信就惨了，徙削封地不足，擒而囚之，又不足，终于斩而族之。一声“兔死狗烹”的浩叹，千古寒心。接着是灭彭越、英布。刘邦所封异姓八王或诛或伐，非死则亡，“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
刘邦诛杀的还只限于武将，朱元璋连文臣也不放过。其诛杀的特点是屡构大狱，乘机蔓延，株连灭族，极为残暴。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借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诛杀所谓胡党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又以凉国公蓝玉谋反为由，再兴大狱，“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族诛者万五千人”。明初的开国功臣，最著者武有徐达、常遇春、冯胜、傅友德，文有李善长、刘基。除常遇春早天外，徐达逝于背疽，却有见害之疑。傅友德和冯胜未涉胡、蓝之狱仍被相继“赐死”。其他公侯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仅汤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猛将惨遭诛灭，谋臣亦难幸免。李善长运筹帷幄，“言策事多中”，被朱元璋“比之萧何”。洪武三年(公元137。年)，大封功臣，首封六公，“善长位第一”。即使如此，耄耋之年仍坐胡惟庸党，“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惨遭杀戮。刘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被朱元璋视为“子房”。天下甫定，即归隐山林，“惟饮酒奕棋，口不言功”，仍为太祖“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其余文臣坐胡蓝之狱株连蔓引者甚多，不仅汪广洋被赐死，连宋镰也遭贬卒于赴茂州途中。明初“殆逾百数”的开国文武功臣，驯及洪武季年，“削艾殊，存者不及三四”。
二、供养
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刘邦的诛杀寡恩，另辟蹊径，对待开国功臣采取供养办法，夺其实权，保全福禄，使之颐养天年。东汉开国功臣有云台二十八将之称。天下既定，刘秀毅然“不以功臣任职”，“退功臣而进文吏”。光武之世，“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勋臣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而已。但恩遇甚厚，“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且“每能回容，有其小失”。如马武为人嗜酒，经常醉后在御前面折同列，无所避忌，光武“故纵之以为笑乐”。刘隆以罪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所以，东汉功臣“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王夫之赞叹“光武之于功臣，恩之握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损”。
宋太祖赵匡胤也采用供养的办法。但他的开基，与汉高、光武等不同。他是乘“主少国疑”之际，以执掌禁军之权，发动陈桥兵变，移后周国祚。“黄袍加身”后，鉴于五代迅迭更替的前车，面临禁军反覆无常与藩镇尾大不掉的严重问题，必须以巧妙而慎重的方式收取兵权。通常所说的“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苦心经营多年，采用若干步骤，集中表现于两次宴请，方始成功。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赵匡胤召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待守信等叩间其故，才说出“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云云。于是守信等明日“皆称疾请罢”，出为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女瞰，“其实兵权不在’，且明年亦解军职。解除了功臣宿将典掌禁军的权力后，太祖又于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宴藩臣于后苑，从容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鞍掌，非联所以优贤之意也”。于是王彦超等人皆去藩就闲职。不过赵匡胤对待他们的傣禄、赏赐、礼遇则甚为优厚。因此，宋人王曾颂扬说:“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三、任用
唐太宗别开生面，大胆使用功臣宿旧。唐初的功臣元勋，出则守州郡为长吏，入则居相位掌朝政。凌烟阁二十四勋臣中，就有高士廉、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魏征等八人先后任为宰辅，另有侯君集、张亮相继参预朝政。贞观年间，事无巨细，勋臣均得过问。君臣之间，凡事无疑。有人密表言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且告诫百寮不得“疏间亲，新间旧”。功臣即使确有过失，也能宽恕。尉迟敬德居功自傲，于御宴间拳殴任城王道宗，，太宗虽不择，仅告诫之，未予处罚。长孙顺德枉法受财，反“于殿庭赐绢数十正，以鬼其心”。甚至事涉谋逆，亦能赦免。顺德和刘弘基皆因坐与谋逆者李孝常交通，除名。岁余，太宗阅功臣图，见顺德之像，悯然怜之，“召拜泽州刺史，复其爵邑”。弘基也“起为易州刺史，复其封爵”。确因谋逆遭诛的，只有侯君集、张亮。在历代开国君主中，李世民心胸最为宽阔。出现“贞观之治”，确非偶然。
开国功臣归宿的三种类型，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的客观形势与历史要求，君臣各自的主体气质及其长期形成的相互关系，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交错，才形成处置开国功臣的各种不同的格局与方式。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的数十个封建王朝，国祚在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只有七个，除了作为诛杀、供养、任用典型例子的西汉、东汉、唐、北宋和明代以外，余下的只有夹杂着民族矛盾的清朝与偏安江南的南宋了。可见相对于各自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较于历史上许多短命的王朝，其所采取的功臣处置方式，在大体上都是基本正确的。
略为具体地考察，刘邦的诛杀功臣比较有限度，一是只杀武将，未杀文臣;二是在武将中，也只杀疏远的最易叛乱的异姓王，未杀亲信的起义相随较早的旧部。其实，刘邦的诛杀亦有其不得不杀的客观原因。本来裂土分封大国，即是肇乱之道，后来刘氏宗室七国之乱亦足明证。但在天下初定之时，又不得不分封异姓侯王。这些异姓王，大多与高祖名为君臣，实则同路。即位仅半年，燕王减茶便起兵反叛。所以剪除异姓诸侯，势在必行。但其剪除方式，可以缓和一些。若此，可能不致于激成七八年的征伐与社会动荡。显然推迟了太平盛世的到来，但在确保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这点上是达到了，对以后的文景之治与武帝之盛亦未始不是一种坚实基础。
朱元璋则诛杀过甚。胡惟庸、蓝玉及其少数党羽，看来可杀。但两案穷究多年，蔓引株连，竟至惨杀四五万人，其中无辜者实多;而且与此无涉的傅友德、冯胜仍赐死，刘基自动退隐山林亦难幸免，实在是封建帝王的残暴性的突出表现。且使“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祸起萧墙，衅起靖难之变。
相比之下，刘秀的供养较为可取。但其开国功臣中才兼文武者颇多，一概不用，甚为可惜。所以东汉就没有出现过为史家赞扬的鼎盛时期。
赵匡胤的优待功臣，虽迫于形势，亦甚为难得。他以兵变成帝业，功臣宿将的权重功高而逼主者，有甚于汉高。但他谨慎从事，分若干大小步骤，安然尽释其兵权，显示出巧妙的政治才略。当然也带来一些不良后果。
最好的要算唐太宗李世民。他宽洪大量，而功臣中可用之材亦多，一概加以信用。所以唐代国祚长达二百九十年，为秦汉以来封建王朝之最。尤其从贞观之治，中经高宗、武后，迄于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兴旺发达时期在百年以上，国力强盛，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当然，国祚短长与国力盛衰是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成的，但是开国功臣的妥善归宿，确是其中带有启动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閱讀更多 當代歷史故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