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情報人員成為對方情報機構的最高領導人，那這場情報戰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1938年4月，日本在中國建立了外交口的專門特務情報機構“特別調查所”，因該機關創建以來，一直是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副總領事、後來升為總領事的巖井英一負責，又被稱為“巖井公館”。
巖井英一不可能事必躬親，便把主持“巖井公館”的任務交給了“值得信賴的好朋友”袁殊。
日本人沒有想到，袁殊竟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袁殊
明為中統，暗為軍統，實為中共
巖井英一是中國通，他雖然職位不很高，權利卻很大，在上海的日本和汪偽特務組織的活動經費全部由他掌握核發，他還有著強烈的政治野心，圖謀爬上日本外務相的寶座，因此，對運作這一特務機關非常賣力。
但巖井英一畢竟還有領事館的其他事情要做，不可能整天圍著“巖井公館”轉，便想尋找一名得力助手，代他具體管理和運作“巖井公館”。
這名“中國通”深知“以華制華”的重要性，他認為，在收集中國的情報方面，一名忠實的中國人要比十名日本人起到的作用都要大，於是，幾經篩選，“能幹可靠”的袁殊便進入了他的視線。
袁殊，1911年出生於湖北省蘄春縣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幼年隨母遷來上海浦東，1929年留學日本，1931年經潘漢年介紹，年僅20歲的袁殊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一員。
袁殊在情報工作中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
1933年，袁殊奉派打入國民黨上海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主持的特務組織“幹社”。1935年的一天，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代局長華而託在上海活動時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從他的筆記本中，特務們發現了袁殊的名字和電話號碼，袁殊隨之被捕。
幸好華而託沒有出賣袁殊，袁殊也堅決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再加上組織多方營救，軍統特務釋放了他。
袁殊出獄後，再次赴日留學，1936年西安事變後回國。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知道袁殊是日本通，想利用他和日本人拉關係，就請他加入軍統，袁殊請示潘漢年，潘漢年表示同意，於是，袁殊又成為軍統國際情報組組長。
1939年，投靠日本的漢奸特務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在租界內掀起白色恐怖。袁殊決心消滅“76號”這個魔窟，就組織一批工人，準備挖地道安放炸藥，將之炸燬。不料，已經秘密投靠汪精衛的軍統上海組組長王天木將袁殊出賣，袁殊隨後被“76號”逮捕，並準備立即將他處決。
巖井挑中了他
危急時刻，潘漢年叫袁殊的妻子馬景星立刻去找巖井英一設法。
原來，袁殊利用記者身份，早就結識了巖井英一，併成功打入了日方情報機構。巖井欽佩袁殊的才幹，稱他是“值得信賴的好朋友”，久想拉為己用，這正是“天賜良機”，巖井當即親自趕到“76號”要人。李士群、丁默村見了巖井，連個屁也不敢放，只得把袁殊交給他帶走。
巖井親自給袁殊設宴壓驚，並透漏了準備請他幫助主持“巖井公館”的想法，袁殊回答說：“茲事體大，容我想一下。”
袁殊隨即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權衡全局，同意了。於是，袁殊發表了親日的《興亞建國論》，同時根據潘漢年指令，在“巖井公館”內成立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並擔任總幹事，公開當了“漢奸”。
鑽進敵人的“心臟”進行抗日活動，這是件十分危險的事，必須有一批絕對可靠的共產黨員作幫手。
潘漢年隨即向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求援，李克農隨即安排了桂林《救亡日報》經理、共產黨員翁從六和《救亡日報》電臺臺長彭克平來到上海。不久，名記者、國新社香港分社社長、共產黨員惲逸群，在香港被日軍攻佔後也被派來上海，被組織上安排在“巖井公館”工作。
“巖井公館”與汪精衛分庭抗禮
“巖井公館”的活動，可概括為四方面：政治、情報、文化、武裝，四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分別在“巖井公館”的四幢樓房內工作，互相交叉溝通。
政治活動由“興亞建國運動”本部負責，主要是針對汪精衛。
“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親善”、“共存共榮”的調子比汪精衛唱得還高，和汪精衛形成了分庭抗禮之勢。
汪精衛是日本人一手扶植的，為什麼日本人又容許“巖井公館”和汪精衛並立抗爭呢？原來，日本人一向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既要扶植汪精衛，又擔心汪精衛勢力壯大後會“奴大欺主”，不聽指揮，因此需要有另外一股力量來進行牽制。
又因為汪精衛是日本陸軍扶植的，外務省的一派在中國淪陷區沒有獲得多少權益，就想扶植一股漢奸勢力來為他們爭得權益。
正是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袁殊的“興亞建國運動”聲勢越來越大。
為我黨提供情報提供經費
情報活動主要由袁殊負責，他幾乎每週都將自己和手下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種情報，經過仔細篩選後提供給巖井英一。
每當“76號”偵知中共地下抗日組織的活動，中共地下黨便迅速通知袁殊，讓他立即上報巖井英一。
有時，中共地下黨有意在租界內外佈置一些假機關，或者放上幾冊文件，讓袁殊他們“偵悉”，作為誇耀和報功的資本。
這樣，在中共地下黨的配合下，袁殊成為日特機關中效率高、能量大的實力人物，取得了巖井英一和日本外交高層的信任。
另一幢房屋是“上海編譯社”的所在，它是新聞、文化、教育、出版事業的總彙，由編譯社社長惲逸群主持。他率領多名編輯、翻譯人員，又組織社外的作家，為“巖井公館”所屬的《新中國報》提供各種著譯稿件，還成立了“自修大學”，為社會失學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機會，由惲逸群任教務長。
還有一幢房子是“自強學院”的所在。它實際是一個軍事組織，專門培養特工人員。幾十名學員都是從青幫、洪幫等黑社會組織挑選而來，除保衛“巖井公館”外，還組成一支由袁殊率領的武裝隊伍，執行“特種”任務，使神秘的“巖井公館”增添了一份肅殺之氣。
看到“巖井公館”的文武事業日益興旺壯大，巖井英一滿懷高興，更加信任和依賴袁殊，每月撥給袁殊大量“軍票”(日本侵略者專門在淪陷區發行的一種沒有準備金的紙幣，以搜刮中國人民的血汗，供應日本部隊和機關的開支)。
“巖井公館”經費充足，翁從六就每月撥出一筆錢送交潘漢年，作其活動經費。
更有趣的是，“巖井公館”的各個辦公室裡，都懸掛著袁殊手書的“忠誠”二字。
情報無價
中共上海地下黨安排袁殊等人打進“巖井公館”，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掩護地下黨的電臺。
“巖井公館”設有多個秘密電臺，袁殊等共產黨人主持“巖井公館”後，每天抄收延安、重慶的廣播，除抄送一份給日本人外，還提供給潘漢年和地下黨；地下黨有重要情報要發往延安，也經常由“巖井公館”的秘密電臺在深夜偷偷拍發。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延安黨中央和上海地下黨的電波聯繫從未中斷過。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中共中央當時地處偏僻的延安，遠離上海、南京、重慶等情報中心，正急待掌握日偽蔣等各方面的情報。上海當時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中共隱蔽戰線的任務也更為艱鉅，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在這之前，潘漢年已派關露打進“76號”，再有袁殊等人進入日本人的活動圈子，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
在“巖井公館”及“漢奸”外衣的掩護下，袁殊、惲逸群、翁從六等共產黨員冒著極大危險，將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發送到了延安。
其中有：
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
1941年6月13日，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報告，蘇共中央為此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
1942年初，確定日軍南進，蘇聯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幾十萬兵力到西線；
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
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
建立通往根據地的秘密交通路線；
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範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於情報及時，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
後來，袁殊又兼任了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一系列偽職。
袁殊的情報工作日益老辣，從1939年主持“巖井公館”到1945年抗戰勝利，袁殊從來沒有過任何意外。
為地下黨開了一家小銀行
抗戰勝利後，上海出現了大批從天上飛來的、地下鑽出的國民黨官員，像餓虎撲食般爭搶敵產，把日本人和漢奸留下的汽車、洋房、金鈔、妻妾、貨物攫為己有，頃刻間成為發“勝利財”的暴發戶。袁殊目睹這一切，意識到必須趕緊把“巖井公館”的大量財產處理掉，以免落入國民黨貪官汙吏之手。
他們隨即著手清理、遣散人員，把所屬十多個單位的財產集中起來。
袁殊和惲逸群乘小汽車來到西藏路上的聯華銀行，把3只沉甸甸的大皮箱寄存在這家銀行的倉庫裡。3天后，他們避過了國民黨接收人員的偵查，取走皮箱，全部交給了地下黨。
3只皮箱中裝滿了黃金、外幣和房地契、銀行單據等，價值近千萬元，地下黨用這筆財富開了一家小銀行。
抗戰勝利了，國民黨給袁殊他們加上了“漢奸”的罪名，黨立即安排他們到解放區去。
袁殊隨即把敵偽留下的槍械、彈藥裝了幾隻木船，和翁從六等人一起奔往蘇北解放區，惲逸群隨後也離開了上海。
自此，“巖井公館”走進了歷史。
英雄的後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識》雜誌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楊事件”含冤入獄，1982年獲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
惲逸群在1952年3月被錯誤開除黨籍，1955年因潘漢年冤案入獄，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獲得平反，1980年10月恢復黨籍。
翁從六到解放區後主要擔任財經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後，他和同志們乘一輛運輸車去石家莊時，因中途車翻而犧牲。摘編自《文史月刊》作者：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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