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开篇讲了一个“三家分晋”的故事。
这事说简单也简单，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晋国的韩氏、赵氏、魏氏三家取得了周天子的承认，被封为诸侯。
从此，东周的政治版图中多了韩、赵、魏三国。虽然他们的老东家晋国还继续存在，并且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被三家瓜分，但实际上在春秋时代制霸天下的超级大国晋国此时已名存实亡。
但这事来龙去脉也有些复杂。
晋国的权臣本来并不是只有三家，而是六家。韩赵魏之外，还有范家、中行家、智家。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智家。
怪就怪智家实力太强，便想一统江湖，尤其在智伯作家主的时候更是如此。智伯先是带人灭了范家和中行家。
灭了这两家之后，智伯还不满足，便依次向韩家、魏家索取土地、城池。韩家、魏家迫于智伯的淫威拱手献上城池。智伯趁热打铁，又向赵家索取城池、土地。
谁料赵家是个硬茬子，不吃智伯这一套。打遍晋国无敌手的智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立马调兵遣将攻打赵家，试图灭了不听话的赵家。
智伯的攻势光凭赵家一家显然抵挡不住，赵家便联合韩家、魏家，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反而灭了智伯。从此，智家被除名。
踌躇满志的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与城池。赵家家主赵襄子最狠，他对智伯的怨念也最深，为了一解心头之恨，干脆将智伯的头颅制成酒器，每天喝酒的时候就抱着智伯的头颅喝酒。
乖乖，这需要多强的心理素质，所以说，枭雄这种职业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资治通鉴》的开篇为什么是“三家分晋”的故事？因为在司马光看来，韩氏、赵氏、魏氏三家取得了周天子的承认，被封为诸侯，这件事标志着政治中最重要的“名”的混乱。
司马光认为，天子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维系礼法，而礼法最重要的功能是区分贵贱，而区分贵贱的关键就是名分。
韩赵魏实际上是晋国的乱臣贼子，他们依靠暴力攫取了权势。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秩序中，这样的乱臣贼子应该是人人得而诛之。
但周天子不仅没有号召天下诛杀这几个乱臣贼子，反而给了他们诸侯的名号。
司马光由此认为，这就是世道败坏的源头。
用现在的话来说，名就是一块遮羞布，它为赤裸裸的暴力罩上了一块温情脉脉的面纱，让暴力不那么刺眼。当然，遮羞布还有一种作用，遮羞布的存在意味着，至少在名义上这个社会有一种高于暴力的东西，有一种即使是暴力也无法超越的东西。
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叫法，有的时候叫程序正义，有的时候叫名。虽然众所周知，这一切根本上依赖的还是暴力。但至少在名义上，它们高于暴力。
而撕掉遮羞布，就意味着承认暴力的力量，承认暴力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评判标准。
所以，这一层遮羞布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习惯了谁的拳头硬谁说话管用，所以往往对遮羞布、温情脉脉的面纱嗤之以鼻，将其称之为虚伪的掩饰。
我们似乎更愿意超越虚伪的掩饰，直达本质。
然而，文明就是加在暴力之上的东西，诸如法制、程序、名分逐渐得到确立，纯粹的暴力得到约束的过程。
所以，越是弱者，越是要信奉遮羞布的作用。因为弱者的武器与挡箭牌，只有暴力之上的那块遮羞布而已。
有没有作用？应该还是有的。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说，基督教道德本质上就是弱者、低贱者用自身的道德与生存需要约束强者赤裸裸暴力的产物。而基督教牢牢地将欧洲的贵族束缚在基督教道德之中，并最终开出民主、法治之花。
写到这里，想起数年前的一件事。数年前，有中央级别的发言人抛出一段名言：法律不是某些人的挡箭牌。随后，大律师陈有西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法律应该是每一个人的挡箭牌》。
想想，如果法律都不能成为挡箭牌，如果暴力毫无遮掩、毫不掩饰地指向每一个人的生活，这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三家分晋”实际上也是春秋与战国的分界，之后，礼崩乐坏，战国时代到来，中华大地从此开启了人命如草芥，流血漂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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