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基本思路從“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持續健康發展”，再到今天的“高質量發展”，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已由“數量追趕”轉為“質量追趕”。北京作為首善之區，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理應發揮引領作用、率先示範，為全國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北京經驗”。
高質量發展的歷史必然與基本要求
高質量發展不是一個簡單的、動態的相對概念，而是發展階段的變化，是由工業化社會發展到後工業化社會的必然選擇。工業化階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是通過勞動力、資本、土地、自然資源等的大規模追加投入，帶來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藉世界最多的人口、世界第三的面積，藉助體制改革換髮的巨大活力和開放引來的大量資本，社會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續高速增長。但世界經濟發展史反覆證明，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難以擺脫“有效期”的宿命。當勞動力增長出現劉易斯拐點、土地投入達到極限、資源環境難以承載、供給結構明顯滯後於需求結構時，這種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2011年以來，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由年均25%左右下滑至近年的7%左右，傳統產業產能明顯過剩，資本邊際效率明顯下降；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速由15%左右下降到10%以下，但2017年境外購物消費則達到2000億美元。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現已連續六年持續下滑，減少總量達到2500萬人。這些關鍵數據的變化充分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依賴要素驅動的高速度階段已經結束，依賴創新驅動的高質量階段已經到來。 北京作為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均走在全國前列，由於集多種功能於一身，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率先遭遇瓶頸。2014年初，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明確指出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四個中心”，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北京必須徹底告別以往聚集資源求增長的發展模式，義無反顧地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物之所在，道則在焉”。對“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理解應從兩個方面把握，一是“高質量”，二是“發展階段”。何謂高質量？理論界和管理界目前都沒有明確的界定。通用解釋認為，“高質量”是一個比較概念，是指“優秀的產品或工作”。在微觀層面，主要是指產品和服務的高質量。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詹姆斯 L. 亞當斯對高質量產品和服務進行了探討，即產品的性能達到最佳，同時成本降到最低，具有無可挑剔的適合度——符合人體結構、契合文化背景、適合環境條件，從技術性到實用性再到美感，產品變得優雅成熟，能激發顧客購買產品的意願。在宏觀層面，主要指國民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核心是具有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 。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高質量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和發展理念，以及各國的國情不斷變化的。我國的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
何謂高質量發展階段？從經濟學意義看，發展階段的變化意味著發展方式、發展速度、經濟結構、動力結構、統計體系、企業結構、產品結構等一系列的變化，是一個新系統的重構過程。其核心是“發展速度、經濟結構、動力結構”的明顯改變。發達國家普遍於20世紀80年代後，藉助第三次科技革命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速度上表現為由高速向中速的轉變（對中國來說，即GDP增速從年均9%調整為6%），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由製造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中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的升級，在需求結構上表現為由耐用品和住行消費為主向住行和服務消費為主的轉變，在動力結構上表現為由要素（勞動力、資本、土地）的數量追加向要素的質量和結構提升（主要通過技術創新和體制改革）轉變。
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標準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基本特徵，是抓好當前經濟工作的“牛鼻子”。要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並進一步形成指標體系、政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體系等，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基本遵循。在微觀層面，高質量發展還應體現產品和服務的高端、高效、高質。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做好“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8項重點工作。這體現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在創新方面，可參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康奈爾大學等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所使用的指標體系。2018年，該指標體系除了採用傳統的研發投入強度、專利數量和科技論文發表數量等指標外，還通過增加評估制度和政策、基礎設施、商業和市場的成熟度以及人力技能來衡量一個經濟體廣泛的經濟創新能力。在協調方面，應以城鄉、區域的均衡發展為主要衡量因素，將城鄉和區域間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公共資源（教育、醫療等）的差距，產業合作的緊密程度等作為重要指標。在綠色方面，應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為核心。2016年，國家出臺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從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公眾滿意程度7個方面構建的指標體系，可直接作為衡量高質量發展的綠色標準。在開放方面，以推進與世界各國的合作交流、和平共處為目標。以WTO對市場經濟國家的要求、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制定的衡量主要經濟體外資限制指數為參照，重點從結構上而非數量上，對貿易、投資、技術、金融、市場等多個領域進行衡量。在共享方面，應以便利性、宜居性、多樣性、公正性、安全性為追求，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期望壽命、人均公共綠地面積、調查失業率、食品安全情況等衡量共享發展水平。
北京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與著力點
北京在高質量發展方面具有眾多先天優勢。2017年，北京經濟總量在大城市中位居第二，人均GDP位居全國第一。產業結構方面，服務業佔比超過80%，遙遙領先於全國，且生產性服務業達2/3；製造業中，高技術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速明顯加快。消費取代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多年位居全國第一，服務性消費逐漸超越商品性消費，電子商務、新零售等快速發展。國家級創新園區、科研院所、國家重點實驗室、高端人才等創新資源的擁有量獨一無二。作為六朝古都，北京是人類文明的東方之源，多元、包容、開放、創新已凝結為北京的城市品質。北京新總規將首都定位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為北京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政治遵循和制度保障。
但與發達國家和先進城市相比，北京依然存在不少差距。如，人均GDP與OECD的35個國家相比，北京處於倒數第6～7的位置，按小時GDP比較，北京排倒數第一；勞動生產率方面，北京的一產相當於美國的1/15，二產和三產都相當於美國的1/4；平均受教育年限北京是11.6年，低於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13年的水平；創新投入較高，但創新產出效率低，基礎創新和原始創新差距巨大；營商環境方面，2018年北京與上海綜合排在190個經濟體的第78位；聯合國公佈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北京排在第28位，與東歐國家相當；全球城市生活質量排行榜，在450個城市中，北京排在119位，而生活成本排在第11位。
以減量發展為先決條件和倒逼機制。經過聚集資源求增長，當前北京追求高質量發展幾乎沒有了空間餘地，必須先做減法。減量發展是現階段北京發展的特徵，是高質量發展的先決條件。減量發展就是以“減用地存量、減人口增量、減資源消耗”為著力點，疏解非首都功能，為實現產業的騰籠換鳥、轉型升級、高端高效提供空間和條件。同時，減量發展過程往往伴隨經濟增長速度、財政收入、百姓收益的相應損失和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生活成本的上升，這就倒逼政府轉變只重產值和稅收的觀念，強化質量提升意識和成本管控意識，實施政策的“精準滴灌”。
以創新發展為第一動力和唯一出路。創新發展的核心是科學技術創新，前提是制度創新。要發揮政府優勢，不斷完善有利於科學技術創新的體制機制、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環境、符合創新規律的生態系統。在體制機制方面，儘快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緊密合作的創新模式，注重技術研發與基礎研究協同推進，切實解決科研激勵政策落地的最後一公里問題。
以協同發展為必要條件和發展目的。企業搬遷的距離越近成本越低、人員阻力越小。但北京企業無論主動轉移還是被動疏解，並非首選天津與河北，去往廣東、江蘇、山東的更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北京周邊的產業配套、人才儲備、營商環境等與北京落差較大。由於京津冀三地沒有形成產業生態系統，影響了北京創新資源的輻射力和帶動力，阻礙了“北京總部+周邊基地”的合作模式，制約了河北的發展。因此，要著力推動京津冀區域形成一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統一融合的市場體系，打造協同創新的共同體，真正在區域層面上貫通創新鏈、產業鏈和供應鏈。
以開放發展為外部動能和合作手段。2017年底，國務院批覆《深化改革推進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方案》，為北京深化服務業開放提供了新的機遇。以佔地區生產總值80%的服務業作為擴大開放的綜合試點，引入國外的先進理念、管理經驗、高端技術及競爭機制，為推動北京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增添新動能，通過金融、電信等領域的進一步開放促進多邊合作共贏。
（作者：趙莉，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委黨校研究基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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