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7.25
最近重啟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發了市場兩個擔心：
- 中國宏觀債務率將繼續攀升。
- 貨幣放的水將不可避免的流向房產市場，與中國限制房產泡沫的努力相沖突。
這兩個擔心是有道理的。
與網上主流觀點相反，我認為目前中國債務率並不是大問題，在先前幾篇關於債務的文章已經說明了理由。我還進一步認為，區分“好債務”和“壞債務”，繼續加大債務（好債務）反而在更長的時期內能夠降低債務率。但如何更多的依靠市場而非行政官員識別“好債務”和“壞債務”呢？我沒有進一步說明。
三四年前，通過身邊的小樣本調查，我認為房產基本上沒有泡沫或泡沫很小（通過房價收入比、房價租金比、空置率等等指標），但近三四年的房產數據變化改變了我的總體評價。“房住不炒”政策的實施艱難從反面顯示了“炒”的動能有多大。
更讓人擔心的是，在房價永不跌的預期下，一般民眾購房的槓桿率越來越高，我身邊已有案例顯示美國“次貸危機”前的徵兆——付不起房貸月供的人也加入了購房大軍。這些案例與前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及的居民借貸上漲過快現象相互驗證——他提請大家警惕“明斯基時刻”。
雖然目前債務率、房產泡沫並非致命問題，但仍是需要儘快解決的重要問題。在去槓桿的大政策下，債務違約潮、P2P爆雷最近相繼發生，眾多中小銀行的健康惡化程度也陸續披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積極推進股票市場“降門檻，擴開放”改革正當時，可以一箭多雕。
1. 降低入市門檻，能夠大大的擴大股市規模，從而大大的降低債務率。股市融資是直接融資，能夠高效率把債權轉換為股權。隨之而來有以下兩點。
2. 擴大股市直接融資規模能夠降低貧富差距。企業上市的一個意義是把企業“賣給”公眾，讓公眾分享企業成長的收益。反過來，政府和金融機構低利率借貸給需要扶持的企業沒有分散企業的股權，使得企業家額外獲利，對受借貸約束的一般公眾不公平，降低了他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機會，擴大了結構性的貧富差距。
以騰訊為例說明上述邏輯。若騰訊發展之時不是使用股權融資而是從銀行或政府產業基金等其他金融機構借貸融資，則騰訊的股權必然更為集中，目前大多數騰訊的中小股東將不能分享騰訊成長的收益。
中國股市的高門檻迫使BAT等最優秀的中國企業不得不在境外上市，讓廣大中國民眾失去了一個又一個分享中國優秀企業成長的機會，實在可惜。
3. 股市直接融資能夠分擔產業政策的風險，提升產業政策的效率。有日韓產業政策的成功案例在前，中國應該大膽的實施扶持新興產業的產業政策，不過，政府產業政策的資金最好是引導性資金而非國有獨資自己幹，否則，風險過分集中於政府機構，而且國有企業的效率顯著的低於民營企業。
4. 降低入市門檻能夠大大的繁榮一級市場的投資，改變近年來一直讓人擔憂的民間投資下滑趨勢。
對於目前陷入兩難的房產政策而言，降低入市門檻後，央行放的水有了出口，而不會在“永遠不會跌”的房產上形成“堰塞湖”。大大的降低企業盈利等門檻（信息披露等門檻不能降低只能提高），大大的擴大股市容量，還將非常有效的觸發資金迴歸實體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減輕資金在金融系統空轉的病症。
5. 間接融資不公開性必然導致其黑色或灰色特徵比較強，股市的直接融資相對而言要公開透明的多，腐敗率因而將下降。
下面說說股市擴大開放的好處。
6. 擴大股市對外開放能夠將大大的激發國際資本投入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熱情，扭轉資本外流的趨勢。此招顯然能夠部分消解川普讓“資本回流美國”的努力。
中國在10年內將正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然而中國資本市場遠不如美國資本市場開放，中國股市的封閉性成為中國吸引外資重大的制度障礙之一。由於中國股市的封閉，中國本國資本的相當部分還不得不輾轉出海投入境外股市，損失實在不小。錢多好辦事，資本永遠不嫌多。近年來，中國資本積極出海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中國人均GDP畢竟還不到1萬美元，只有繼續積極的吸收國際資本，中國才能真正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人才中心、金融中心。
7. 擴大股市對外開放，還將大大加速中國資本市場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建設，淨化中國資本市場——教訓和抑制興風作浪的腐敗資本遊資大鱷，教育廣大中國“韭菜”。雖然洋人資本里也有“割韭菜”的遊資大鱷，但是他們長期的資本市場建設已經培育出一種“文明”的慣性，使得巴菲特這種價值投資者成為市場的主流。
8. 最後，降門檻、擴開放的股市大改革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民意基礎，時機已到。
劉SHIYU上任以來嚴厲打擊中國股市的歪風邪氣，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果，這為大力推進股市改革奠定了好的基礎。任何制度設計必須由人來具體實施，“好制度”若沒有“好人”來主導實踐，就會變成空殼徒有其表。在價值投資已經成為廣大中國股民的主流價值觀之時，大力推進中國股市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除了降門檻，擴開放之外，還可以大膽的嘗試國際通行的一些股市制度，比如取消漲跌額限制，引進做空機制等等。
股市融資也有擊鼓傳花的傳銷特徵，不過，相比風控很弱的P2P融資，股市融資更為規範，眾多的股市機構投資者能夠自發形成“監管”的集體力量，在避免發生系統性崩塌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相對於銀行的間接融資，股市承受風險的能力更強——若僅僅依靠銀行融資，高風險的亞馬遜、阿里、京東、騰訊、小米、美團等顛覆既有商業模式的企業將無法生存（後兩個還沒有上市但在建立之初就是奔著上市去的），因而更能夠激發創新，轉嫁銀行風險。
由於前幾年股市的大規模亂象，股市的註冊制改革被暫緩推進。在蛀蟲野蠻人被清理和威懾之後，股市的風險定價能力得以恢復，現在已經到了重啟制度改革的時候，不能因害怕擴容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而中斷改革，錯失良機。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當年鄧激勵中國改革開拓者要大膽的嘗試、不要“像小腳女人”。在要不要引進股票市場的爭議當中，他說“錯了，關了就是了”。正是在這種大氣魄下，中國資本市場才蹣跚起步。
最近一年，美國已經把中國視為頭號威脅，中國經濟外圍環境驟然惡劣，期待中國改革者銘記祖訓，以“棺材開路”，帶領中國經濟衝出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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