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此前房价只涨不跌预期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政府对房地产业定位不明确，政策缺乏延续性；二是房地产供给端与需求端问题丛生，共同推高房价预期；三是误导性信息、错误信息、不当信息广泛传播，加剧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混乱。2016年3月底，最近一轮房地产调控启动，至今已超过两年半。本轮房地产调控措施之严厉，可谓史无前例。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已被明显遏制，房价逐渐企稳。我国长时期形成的房价看涨预期正处在转变的临界点上，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都应该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巩固得来不易的调控成果，扭转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哪怕付出必要的成本（如经济增速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希望房价大幅下降，事实上也不会大幅下降，但目前更需要扭转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
李迅雷：中国经济在经历过去的高增长之后面临均值回归，经济增速下行会成为长期趋势，但还是在增长。造成经济增幅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人口现象，即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了减少，韩国、日本、新加坡当它的劳动力数量出现减少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就无一例外的回落了。另一个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是资本存量。现在投资增长放缓了，经济增长自然会放缓；投资的产出/投入比下降了，资本增量就少了。过去中国经济是粗放式增长，外延式扩张，现在要更加注重质量，注重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步入到被动去杠杆的阶段，政府要鼓励投资、维护资产价格的稳定，还是要通过减税、创新，通过新旧的转换来化解经济当中的问题。鉴于人口流、货物流、货币流这三大流都在下降，综合起来，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存量主导的阶段，体现为结构分化以及头部效应的愈加显现。
高善文：三季度数据偏弱，但下滑幅度不明显。市场情绪不佳，对未来预期悲观；10月PMI大幅低于预期，印证了市场的预期，也预示着四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目前的经济点位已经跌至2016年8-9月的水平，这可能意味着某些还没有调整到位的政策有放松的空间。政治局会议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做了基本定调，基本认为经济形势更弱。但并没有对政策做具体的部署，留足了相机抉择的空间。这可能意味着政策会先延续边际放松的滴灌式操作，看情况再伺机而动。美股继续大幅下跌，引发了全球风险偏好的下降，导致了全球风险资产价格的下跌和避险资产价格的上升。这可能也导致了北上资金的出逃，进而导致了A股特别是白马股的下跌。从9月份以来的股市表现看，A股的跌幅并没有显著比美股少，目前对美股下跌的负面影响仍需要警惕。
洪灏：自2015年的泡沫破灭后市场复苏以来，股权质押比例随着市场的回暖而同步上升。因此，股权质押贷款不太可能是造成熊市的根本原因，尽管这些质押会加重熊味。与此同时，美国市场的剧烈波动也对本来就已经形成的熊市雪上加霜。我们的研究认为，股市的下跌是中国经济短周期下行与美国经济短周期见顶冲突交汇产生的后果。同时火速修改并通过的公司法以允许上市企业更容易的回购股份对于“救市”并不一定奏效。上市公司用于公开回购股份的现金量其实是有限的。当前所有上市公司仅有约3250亿的净现金，相当于持有净现金对应的公司12.3%的自由流通股市值，占不到整个市场40万亿元总市值的1%。这些应对的政策可能会舒缓市场低迷的人气，但它们没有触及中国股市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在我们看到“触动灵魂”的结构性变化之前，大牛市的回归仍在那遥远的彼岸。
李湛：今年以来，受影子银行被拆解、严监管下银行信贷投放意愿不足、违约多发导致债券市场融资功能萎缩等因素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资金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这又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修改后的股份回购办法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门槛及操作难度，将形成银行-股票市场（回购）的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驱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同时走牛。同时，股份回购办法修改还可以改变A股市场牛短熊长的局面，证券公司也有机会化解“股票质押风险”，并在其中寻得新的业务空间。
廖群：当今时代，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係。发达经济体已高度成熟，减小贫富差距以维持社会和谐是首要任务，因而保持通过高税负维持高福利水平是必要之举。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一样，脱贫与现代化，进而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这就要求税负维持在较低水平。内地作为一个人均GDP排名中上而非前列的新兴经济体，宏观税负水平应向新兴经济体靠拢，目前内地接近发达经济体而抛离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水平显然过高，减税是理所当然。尤其在当前形势下，减税已具迫切性。首先，中美贸易战对于内地出口与经济的下行压力将明显体现。鉴于货币流通量已经庞大，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有限，财政政策将担当此次政策宽松的主要角色，第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减税负外部效应正在显现，全球竞争性减税不可避免。内地如不跟随大幅减税，内地企业将在下一阶段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林采宜：2018年以来，海外主要城市的房价出现明显的降温趋势。其中，纽约、悉尼、墨尔本、温哥华的房价涨幅不断收窄，伦敦及多伦多房价则已进入下跌区间。随着全球低利率环境的终结，各种货币、信贷政策的收紧以及房屋税收政策的出台，是导致房价降温的直接原因。美国纽约的房价降温主要受制于美联储加息释放的紧缩信号，但从住房供求和居民负债率来看，房屋空置率与房地产杠杆率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长期仍然有上涨的空间。伦敦、悉尼、墨尔本、多伦多、温哥华这五大城市不仅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各类限制海外买家投资性需求的税收政策的影响。未来2年，货币信贷政策的持续紧缩，以及对各类投资者（包括海外买家在内）的限制性进入，将对这些以投资性房产为主的城市房价形成持续的抑制。
鲁政委：在贸易摩擦持续的情况下，市场对因此而可能产生供给冲击与价格上涨风险高度关注。我们的分析显示，2018/19榨季，国内大豆玉米存在一定的涨价动力，小麦和稻谷价格预计整体平稳运行。粕类油脂来看，在严格限制美国大豆进口以及没有强制推行低蛋白日粮的情况下，豆粕短期调整后存在上涨动力，特别是临近2019年初新季南美大豆上市期之时。油脂整体上涨压力不大。根据上述分析，给定其他情况不变，豆粕和玉米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令2019年CPI边际上行约0.3个百分点。
沈建光：上周美国股债双杀或与如下因素有关：其一，美联储加息稳步推进，带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迅速攀升，利率上升较快也引发美国股市抛售。其二，受限于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高企，美国财政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其三，多信号显示美国经济已见顶，未来将逐步放缓。如劳动力参与率偏低、基础设施较差制约了企业投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滑，美国房地产也出现降温信号。其四，美股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当前美股市值占GDP已接近200%，接近于1999年科技股泡沫之前的估值水平。随着美国税改效应的减退、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美股也面临较大的回调压力。回顾历史，美国危机均和美国货币政策收紧有关，持续加息带来的高利率环境往往是后期股市下跌的导火索，需要警惕美国经济转向带来的全球负面影响。
沈明高：既然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市场对经济从高速到高质量转变的政策应对措施充满期待。我认为，（1）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不会轻松完成，而是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2）跨过这一步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对现有政策框架进行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再造，实现从“大政府、重税负”向“小政府、轻税负”转变，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3）完成这一转变，中国经济将从出口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与创新拉动，这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相结合。建议设立面向未来五年的国家结构调整基金，着重化解三方面重大风险：第一，部分承担稳增长的职责，降低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第二，清除无效或有害杠杆，定点清除僵尸企业和有毒资产，为未来资本市场开放和资本跨境双向流动创造条件。第三，避免旧经济或僵尸企业挤出新经济、新动能和新业态，助力结构转型。
张明：2018年可能是美股由牛转熊的开端，不能把这次美股下跌的原因全部归咎于美联储的加息，长期利率显著上升才是最近美国股市与债市双双下跌的原因。导致长期利率上升的因素，主要是通胀预期的增强，而其背后则是美国经济超预期的强劲增长。最近A股与港股市场的显著下跌，的确是受到了美股暴跌的拖累。在股市暴跌的背景下，投资者首先要增强对避险资产的配置（例如利率债、黄金、美元等），其次应该避免过早去抄底，再次可以考虑开始对价格调整已经比较充分、基本面良好的蓝筹股的定投。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当前依然面临较强的贬值压力，但短期内中国政府不希望人民币汇率破“7”使得投资者预期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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