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滿25歲的時候，丁秋生遭遇了人生第一個溝坎。他拒不接受組織任命，最終遭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事實上，丁秋生曾向毛澤東表達了上前線的願望，但毛澤東為何不支持？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1920年秋，丁秋生一家背井離鄉，從湖南湘鄉縣蓮花橋鄉逃荒到江西安源。13歲時，丁秋生便成了安源煤礦六方井的一名童工。
丁秋生將軍
在《星火燎原》的一篇文章裡，丁秋生曾記敘了那段暗無天日的生活：“我們憑著瘦弱的身體，在直不起腰、抬不起頭的巷道里，藉著暗淡的小煤油燈光爬行。遇到上坡時，腳尖蹬著梯道，手扒在地上，拖著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艱難地往上爬；下坡時，用頭頂著、用雙手撐著煤箕，腳蹬著梯道，臉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地向後退著走。有的時候稍不留心，身上、腿上被煤塊碰得青一塊、紫一塊。為了完成資本家規定的定額，我們每天至少要幹上12個小時的活。一天下來累得頭昏腦漲、腰痠背痛。我們住的是幾十個人一間的工房，睡的是5層床鋪，人多房小，擠得喘不過氣來。一到夏天，臭蟲、蚊子咬得整夜都睡不著覺，吃的是發黴的糙米飯和不見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每天半飢半飽。至於穿的就更可憐了，破破爛爛，補丁加補丁，一到冬天，凍得哆哆嗦嗦。當時做工，最使人擔心的是安全沒有保障。資本家只顧賺錢，根本不顧工人的死活，安全設施極差，冒頂、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經常發生。我當童工時就親眼看到過六方井發生的一次瓦斯爆炸。當時礦上流傳著幾句順口溜：‘背拖煤箕重沉沉，飢寒交迫牛馬身，茫茫煤海苦無邊，炭古佬日夜盼天晴。’”
丁秋生的天空終於在1930年9月24日放晴了。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率二打長沙的紅一方面軍轉進株洲、醴陵、萍鄉、攸縣地區待機。沉悶、灰暗的安源小鎮突然喧鬧、鮮亮起來，到處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井上井下、街頭巷尾的人們都在奔走相告：“毛委員到安源了！”
“毛委員要給咱炭古佬們講話了！”
史料記載這一天裡：毛澤東“到紅三軍團駐地同領導幹部談話。召開軍隊幹部和安源地方黨幹部聯席會議，對安源工作作指示。出席安源群眾的歡迎大會……”
安源市蘇維埃政府召開的歡迎大會，會場就設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樓前廣場上，路礦兩局呼啦啦擁來了上萬工人。
很多年以後，丁秋生腦海裡還保存著那個下午的場景：烈日當空，紋風不起，熱得人光著膀子都直冒汗。臨時用木板搭起的講臺上，一字擺開幾張方桌和幾條長凳，講臺兩邊紅色瀑布似的懸掛著兩幅長聯：“打倒資本家 工人求解放”，“砸爛舊制度 建立蘇維埃”。
他和幾個半大伢子爬到講臺旁邊的那株大柳樹上，亢奮地俯瞰著會場：紅軍官兵成一個方陣坐在會場中央區；幾百個兒童團、少先隊員坐在會場前區；路礦工人和赤衛隊員、農民方陣，則分佈在會場的左區和右區。在工人糾察隊的引導和糾察下，萬餘人的會場秩序井然。
沒過多久，兩個穿著灰色粗布軍服、頭戴八角帽的人走上臺來。會場上頓時沸騰了，人們紛紛站起來搖動著手上的三角小旗，高呼著口號。
丁秋生留意到站在講臺上的那個高個子，腳上穿的是一雙舊布鞋，而那個壯實的中年人打著綁腿，穿著草鞋。
騎在樹杈上的二伢子告訴丁秋生，說那個中年人是紅軍總司令，那個高個子就是毛委員。
丁秋生趴在大柳樹上，凝視著講臺上毛委員揮動手臂的身姿，傾聽著那通俗易懂的演講：工人們乾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是命苦嗎？不是！根子是窮人身上壓著三座大山。所以，我們工人農民要解放，就要團結起來，拿起槍桿子，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打倒貪官汙吏，推翻舊制度，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由工人農民來當家作主人。
丁秋生多年想不明道不白的事，讓毛委員幾句話就給捅破了，點明瞭。
當毛委員最後振臂一呼，號召工人、農民參加紅軍，投身革命時，大柳樹上的幾個伢子全都跳了下來，朝擴紅點奔去。
那天，紅一方面軍在廣場四周設了十幾個擴紅招兵點，每個點上都擠滿了報名參軍的人群。除了安源周圍的農民和城鎮無業人員，僅安源路礦兩局，就有1000餘名工人加入紅軍隊伍。其中有父子倆同時報名的，也有兄弟倆一起參軍的。丁秋生看到離他不遠的一個擴紅點上，100多精壯過人的礦工，每人挑著一擔黃色炸藥在報名。那個擴紅點上的紅軍幹部，高興得合不攏嘴，連聲喊道：“歡迎歡迎……”
丁秋生後來聽說，這些挑炸藥的礦工編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個工兵連。
當時人們誰也不會想到，25年後，這批從安源參加紅軍的千餘名礦工中，走出了包括丁秋生在內的十幾位共和國開國將領。
丁秋生和十幾個當童工的半大伢子們，是在紅三軍團第三師特務連的擴紅點報的名。一位紅軍幹部問了問他們的年齡、籍貫、職業和家庭情況，便熱情地表示歡迎，隨即把他們帶到火車站附近的一間房子裡，去見特務連黨代表。
幾十年後，丁秋生還記得那個眉眼清秀的黨代表姓任。任黨代表向他們介紹了一番部隊情況，再三強調參加紅軍要自覺自願。最後又叮囑他們說：部隊還要在安源休整幾天，你們可以先回家做好親屬工作，爭取動員更多的人參加紅軍。
第三天，丁秋生瞞著母親，跟著毛委員的隊伍走了。
在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中，丁秋生作戰英勇，多次參加敢死隊，十幾次掛彩負傷。1934年1月，丁秋生剛滿20歲，便擔任了紅四十一團政委，成為中央紅軍中最年輕的團政委之一。
這期間，他多次見到毛澤東就在離他不遠的山頭上指揮反“圍剿”。尤其是長征到達遵義後，丁秋生調任軍委幹部團一營政委，更是常常能見到毛澤東。
軍委幹部團是長征開始前由中央蘇區的紅軍大學、紅軍第一步兵學校、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和特科學校等4所院校的幹部、教員、學員合併組成的。所轄4個營的戰士都是排、連以上指揮員。紅軍著名戰將、紅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陳賡任幹部團團長，紅五軍團主力第十三師政委宋任窮任幹部團政委。這是中央紅軍最精銳的團隊，長征中始終擔負中央軍委縱隊的前衛和警衛任務。
長征中，毛澤東大部分時間都是與幹部團一起行動。丁秋生經常看到他有時策馬而行，有時徒步疾進。在敵幾十萬重兵的包圍圈裡，他從容若定地率領中央紅軍忽南忽北，時東時西，縱橫於川黔滇邊，穿插於敵重兵集團之間，迷惑調動敵人。
但毛澤東工作繁忙，丁秋生一直沒有機會和他說話。
1935年4月，紅軍過了北盤江，走到一個叫龍場的地方，毛澤東坐在路邊一個小坡上休息。正好這時丁秋生帶著一營走過來，毛澤東衝著隊伍問了一句：“大家走得累不累啊？”
丁秋生連忙站住，說：“累，但敵人被我們拖得更累。”
毛澤東高興地笑起來：“說得好。你是幹部團的吧？”
丁秋生報告：“是，主席，我是幹部團一營政委丁秋生。”
毛澤東點點頭：“嗯，告訴營裡的同志們，要想戰勝敵人，就不要怕跑路。”說著，他站起身來，“走，讓我們跟敵人比比，看誰跑得過誰。”
敵人跑不過紅軍。
數萬中央紅軍跟著毛澤東一路西行，進抵雲南嵩明、祿勸一帶，突然轉身向北，連續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將幾十萬敵軍遠遠甩在了身後。
8月22日，中央紅軍主力過草地那天，團長陳賡交給丁秋生一個任務，命令他帶一個連擔任幹部團收容任務。
丁秋生當即決定帶三連擔負收容。
當陳賡得知丁秋生的那匹馬在黑水病死時，連連搖頭說：“搞收容連匹馬都沒有怎麼行？參謀長，把前陣子繳獲的那匹小棕馬撥給丁政委吧。”
丁秋生牽著小棕馬回駐地時，正碰上徐向前率領的前敵總指揮部向草地進發。隊伍中有隨“前指”行動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博古等領導人。
臉龐消瘦的毛澤東一扭頭看到丁秋生站在路邊，便走過來問道：“哎，這不是丁秋生同志嗎，你怎麼還站這裡看景啊？”
丁秋生一愣，還是4個月前在雲南碰巧跟毛澤東說了幾句話，他竟然到了毛兒蓋還記得自己名字。丁秋生忙立正：“報告主席，陳賡團長命令我帶一個連，擔任幹部團收容任務。”
毛澤東聽後叮囑說：“哦，這個任務可不輕啊，你們不光自己要走出草地，還要幫助掉隊的同志走出草地。你們要有吃大苦的思想準備，一定要把掉隊的同志照顧好，儘量讓每一個同志都走下來，有困難要及時報告。”
丁秋生保證說：“主席，我一定組織好收容工作，力爭把所有收容的同志都帶出草地。”
他看到跟在毛澤東身後的那匹馬上，馱了一堆包筐，已經不好坐人了，便提出：“主席，你的東西多，就騎這匹小棕馬吧。”
毛澤東連連搖頭，說：“那可不行噢，你們搞收容，目的是要幫助那些掉隊的傷病員，到時候你們會比我更需要馬。”他撫摸著那匹小棕馬，動情地說，“我們的馬也都是革命的功臣吶。”說罷，便快步追趕“前指”的隊伍去了。
丁秋生沒有辜負領袖的期望，他不僅把三連帶出草地，還幫助沿途收容的幾十個掉隊傷病員走到了班佑。
這年11月，毛澤東率中央紅軍打開臘子口，翻越六盤山，抵達陝北根據地。
在一個名叫象鼻子灣的只有三四戶人家的小村莊裡，丁秋生接到新的任命：中央軍委通信警備連指導員。
通信警備連顧名思義有兩大任務：一是為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送信傳報；二是為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站崗放哨。
丁秋生在這個連任職時間很短，依稀記得那時通信警備連主要是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和王稼祥等幾位中央領導站崗。
他記得毛澤東初到瓦窯堡，住在中山街中盛店後院右邊的兩孔窯洞內，兩孔窯洞有過洞相連。那個時期紅軍剛剛結束長征，卻又面臨著打破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圍剿”，糾正陝甘晉省委肅反錯誤，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毛澤東工作異常繁忙，幾乎不停地召開各種會議，約見幹部群眾，起草文件電報……窯洞的油燈常常通宵不滅，門簾裡不停地散發出熱氣和煙霧。
一天深夜，整個瓦窯堡鎮都沉寂在冰冷的月光裡，只有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犬吠。丁秋生像往常一樣去查崗查哨，當他輕步經過中盛店後院的窯洞時，正好碰上毛澤東工作累了，披著大衣出來散步。
毛澤東一抬頭，馬上就認出他來，招呼說：“哦，丁秋生，你從幹部團調通信警備連工作了？”
丁秋生驚異毛澤東記憶力這麼好，過草地前向他報告過姓名職務，4個月後他居然都記得。
丁秋生激動地忙報告：“是，主席。組織上調我到通信警備連當指導員。”
毛澤東說：“你們通信警備連白天送信，晚上還要站崗，同志們很辛苦喲。”
丁秋生說：“主席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比我們辛苦多了。”
毛澤東笑笑，說：“我這是習慣了，還是你們辛苦。”說著，毛澤東從口袋裡摸出盒香菸。
丁秋生不吸菸，但那天連部生爐子取暖，正好兜裡揣了盒火柴。他忙掏出火柴，給毛澤東點燃香菸。
毛澤東發現他擦火柴時左臂不太靈活，火柴燃著後又看見他手腕上方有個小酒盅大的傷疤，便關切地問道：“你左手的傷是什麼時候負的？”
丁秋生回答：“是在廣昌戰役的三溪圩反擊戰中負的傷。那時，與敵人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硬拼蠻幹。當時我們許多戰士只有3發子彈，打光了就跟敵人肉搏。戰鬥非常殘酷，幾千人擠在一片山坡上殊死拼殺，打了整整3天沒把三溪圩攻下來。我們四十一團傷亡很大，光陣亡的就有200多人。在反擊戰的最後一天，左小臂動脈被子彈打斷，背側和背後十幾處彈片傷，血，簡直是往外噴，幾乎流光了。張宗遜師長派了8個戰士晝夜兼程輪流抬，把我送到瑞金紅色醫院。我昏迷了7天7夜，才被傅連暲院長搶救過來的。回想起三溪圩，敵人依據碉堡、工事固守，我們明知道打不下來，還是硬著頭皮反擊。一場反擊戰犧牲了那麼多戰友，越想心裡越不好受。”
毛澤東沉思良久，才語氣沉重地說：“是啊，王明的錯誤路線使我們遭受多大的損失，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他循循善誘地為丁秋生分析“左”傾機會主義的根本危害，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與勇敢頑強的戰鬥作風之間的關係，一定條件下敵我力量的變化……
丁秋生深有感悟地說：“是的，剛參軍那會兒什麼也不懂，打仗只知道猛衝猛打，硬拼硬殺，積極報名參加敢死隊，帶頭往前衝就行。特別是第一次反‘圍剿’時，天上飛來一架敵人偵察機。第一次看見飛機，不知道那是個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害怕，半個連的人都攆著飛機跑，跟轟蒼蠅似的轟它。可它突然調過頭來扔下顆炸彈，幸虧我躲得快，背上只紮了幾個黃豆大的碎屑。但人被爆炸掀起的泥土整個兒給埋了，是戰友們七手八腳地把我給刨出來了。從那以後我才知道戰場上空還有飛機，而且還挺厲害。”
毛澤東聽得笑出聲來，說：“你命大，我們的紅軍命也大。”然後又問道：“秋生同志，你念過書沒有？”
丁秋生搖搖頭，說：“沒有，我是參軍後在部隊學了點文化，認的字也不多。”
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要學習啊，將來敵人有的武器裝備，我們也會有。我們紅軍幹部、戰士都要學文化、學知識、學軍事技術，也要學會做思想工作。”
這時，遠處傳來頭遍雞叫。丁秋生想著毛澤東該休息了，便不再吭聲。可前兩天剛在瓦窯堡開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和策略，毛澤東心境很好，頗有談興。
他又問道：“聽你口音是湘鄉人？”
丁秋生答道：“老家在湘鄉縣蓮花橋，7歲時跟家人逃荒到了安源，後來我就下井當了童工。”
毛澤東很高興地說：“哦，我們倆的老家離得很近哪，只有40多里路。你家裡還有什麼人？”
丁秋生告訴毛澤東，家中還有一位老母親，參加紅軍時，老人家不同意，把他關在房子裡，後來是偷跑出來的，走時沒能和老人家告個別，現在想起來，總感到對不起她老人家。
毛澤東聽後，動情地說：“兒行千里母擔憂啊，可是忠孝又不能兩全！等將來環境好了要設法聯繫上，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他抬起左腳，將菸蒂摁滅在鞋底上，說：“經過長征，紅軍的人數比以前少了，但是質量提高了，現在留下來的人都是骨幹。將來，我們依靠這些骨幹可以把革命隊伍發展得很大，把我們的革命事業乾得很大。比如你，由於紅軍減少，從團政委當了營政委，又從營政委去當連指導員。但是等不久的將來紅軍壯大了，你還可再去指揮一個團，一個師，甚至一個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會發展壯大起來，取得最後的勝利。”
丁秋生心裡一陣陣激動，最後終於把憋了許久的話說了出來：“主席，我想到作戰部隊去。”
毛澤東看了看他，說：“好嘛！那有的是機會。”
此夜談話後約10天左右，毛澤東便滿足了丁秋生的願望，將他調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第二二五團任政治處主任。不久，丁秋生又調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二一八團政委，與團長朱海波搭檔。
這是紅十五軍團的一支主力團隊。
丁秋生接到通知非常興奮，因為這意味著他即將率部開赴抗日前線，去實現紅軍過雪山後就喊響的“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24歲的丁秋生意氣昂揚，一路上都在憧憬著彈火紛飛的戰場。
然而，就在丁秋生跑了百十里路趕到二一八團的那天晚上，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由此正式開始。
1938年4月初，丁秋生成為抗大第四期第二大隊學員。丁秋生只學了兩個多月，6月上旬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摩托學校去當政委。
這所軍委直轄的學校，是1937年4月組建的，目的在於為八路軍建設汽車、坦克、航空等技術兵種，培養骨幹力量。然而，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急需大量幹部投入對日作戰和開闢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摩托學校組建一年多，政委一職一直空缺。
1938年6月間，剛成立沒幾天的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政治部，第一次研究幹部配備問題時，就把摩托學校政委的人選作為重要議題。會上忽然有人想到了擔任過紅十五軍團教導營政委的丁秋生，並舉證說他曾在一年裡，卓有成效地訓練了2000名基層骨幹。
與會者都認為，辦教導營也是辦學，能辦好教導營，就能辦好學校。
於是，丁秋生任摩托學校政委的提議被一致通過。
此時，中國抗日戰爭正處於極其艱苦的防禦階段。日軍進一步擴大戰爭，侵略戰火已從華北、華東燃向華中。這年5月徐州失守，6月開封、安慶又相繼陷落，日軍兵鋒直指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所在地--武漢。侵略者一路攻城奪寨，燒殺淫掠，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屠城血案。為抗擊這支日本侵略軍，八路軍僅有的3個主力師悉數北上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開闢抗日根據地，與敵展開游擊戰，屢有捷報傳到抗大：陽明堡夜襲戰、廣陽伏擊戰、神頭嶺伏擊戰、反擊日軍九路圍攻……
這一切更加激起丁秋生強烈的民族仇恨和殺敵願望。他不止一次向校領導請求，抗大一畢業就到抗日最前線去。
然而，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抗大還沒畢業就被調到摩托學校，留在後方辦學，這與他的願望相去甚遠。
在抗大政治部的一再催促下，丁秋生一萬個不情願地來到摩托學校。
摩托學校校長劉鼎是我國兵器工業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博學儒雅，待人誠懇。聽說新來的搭檔在中央蘇區時期就擔任過團政委，他非常高興，親自為丁秋生安排住處，並告訴說你人先到位，留守兵團政治部的任職命令隨後就到。
丁秋生一聽命令還沒到，也不等劉鼎介紹完學校情況，捆起剛打開的鋪蓋卷就走了。
後方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譚政和丁秋生同是湖南湘鄉人，兩人老家相隔僅20來公里，平時關係也很好。得知丁秋生對這個任命牴觸情緒很大，譚政便親自去做丁秋生的思想工作。
他從軍委辦學的長遠戰略謀劃談到軍人要服從命令，聽從組織安排。他勸丁秋生說，到前線去將來有的是機會，以後可以再爭取。但是情緒激動的丁秋生壓根兒就聽不進去，仍堅持要求上前線，不肯去摩托學校報到。
譚政沉下臉來提醒他：“你是老同志了，應該清楚這樣違抗命令是犯錯誤，會受到組織上處分的。”
丁秋生卻不在乎，心想：參加革命8年來，我從來都是受嘉獎，被表彰，如果要求上前線算個錯誤，那我也是第一次犯錯誤。給我個小處分也扛得住，反正組織上不會為這事兒開除我的黨籍。
他乾脆地回答說：“處分我也不去！”
第一次工作沒做下來，隔了兩天，譚政又把丁秋生約到傍城東流的延河邊，邊散步邊談。可丁秋生仍然拒不接受任命，還是那句話：“我要上前線！”
第三次，譚政便很正式地把丁秋生請到後方政治部去談。談了一個多小時還是沒有結果，譚政站了起來，厲聲道：“那我只好把情況如實向主席報告了。”
丁秋生心想：你報告吧，主席早就知道我的想法。你一報告，說不定我很快就能接到上前線的通知。
丁秋生原本性情隨和，忠厚豁達，可這一回硬是轉不過彎來。
許多年後回想起這事兒，他仍有些懊悔，說那會兒跟鬼迷心竅一樣，什麼話也聽不進。譚政這樣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老領導三番五次做我思想工作，卻被我一次次給他頂回去，翻來覆去就一句話：我要上前線打鬼子去！
毛澤東聽了譚政彙報後，嚴肅地說：“下了命令不執行，那怎麼行？軍隊是有紀律的。管軍隊要嚴，管幹部更要嚴，不服從命令要給予處分。”
譚政見毛澤東動氣，忙解釋說：“丁秋生是想上前線，積極性是好的。他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主席對他也是瞭解的。嚴肅批評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給處分了？”
毛澤東毫不客氣，說：“越是身邊工作過的同志，越是熟悉的同志，越要嚴格要求。”
幾天後，丁秋生等到的不是上前線的通知，而是一紙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決定。與此同時，後方留守兵團政治部撤銷了他擔任軍委摩托學校政委的命令。
這使丁秋生大為震動，他第一次觸碰到紀律的堅硬。
那時丁秋生還不滿25歲，遇到了人生第一個溝坎。
1938年8月，後方留守兵團政治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將丁秋生留在兵團政治部機關，安排了一個巡視員的閒職。
擔任巡視員的日子裡，丁秋生的任務就是下部隊、跑學校到處巡視，搞調查研究。他去陝北公學考察過學員生活條件，也去楊家嶺參觀過陝甘寧邊區農產品展覽會；去過三邊地區的警備團，瞭解留守兵團部隊剿匪進展；也跑過賀家堡、宋家川一帶的黃河渡口，調查兩延河防部隊的防禦設施……
在這一系列的調研中，丁秋生親眼目睹了陝甘寧軍民保衛邊區，團結抗日，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鬥爭精神，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
陝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抗日大本營，聯繫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樞紐，培養輸送抗日干部的大學校。沒有這樣一個鞏固的後方基地，也就無從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在太行山、呂梁山、沂蒙山、大別山與侵略者刀槍相見是抗日鬥爭，誰能說留在陝甘寧邊區剿匪、河防、辦學、大生產不是抗日鬥爭的一部分呢？
想到這些，丁秋生忽然領悟到：閒職並不閒，這正是組織上的精心安排，有意讓他在邊區人民的鬥爭實踐中自己教育自己，認識後方工作的重要意義。
丁秋生說那段時間他想得最多的，是率性與自律、謙虛與驕傲、個人願望與黨的利益的關係，前方與後方的關係……
他不止一次地問自己：入黨6年來，為黨的事業轉戰萬里，負傷流血，九死一生，歷盡艱辛，最後卻受到了黨組織的責罰，險些被黨組織拋棄。為什麼？追根尋源，就是因為驕傲自滿，個人膨脹，自恃有功，一意孤行，把個人願望凌駕於黨組織決定之上，違背了入黨時“服從紀律”的誓言。
一個跟斗可以讓人消沉頹廢，也可以讓人警醒奮起。
丁秋生如同浴火重生，開始了一次思想涅槃。
1939年2月，丁秋生結束了巡視員工作，被調到抗大政治部組織部當幹事……翌年8月，組織上又安排他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41年8月，丁秋生終於實現上前線的願望，奉命帶一支近百人的幹部隊，由延安奔赴山東戰場，堅持敵後抗戰。
因拒不接受組織任命而受的處分，是丁秋生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中，所受的唯一一次處分。但這次處分沒有影響組織上對他的信任和重用。解放戰爭期間，丁秋生先後擔任山東野戰軍第八師政委、華東野戰軍第三縱政委、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二軍政委。全國解放後，丁秋生曾擔任浙江軍區兼第七兵團政治部主任、浙江軍區副政委、華東軍區幹部管理部部長。
1955年，丁秋生被授予中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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