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我17歲。
突然有一天，我和眾多師生一起上街遊行、放鞭炮，“四人幫”被粉碎了。
如果說1976年10月是我高興的歲月的話，那麼風雨過後的全民文學時代，使我最激動的時期。
因為，我愛文學，我夢想當一名作家。
1977年11月，《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啊！它像天外落下的巨石，把沉睡的社會震醒了，把文學界驚醒了，於是全國沸騰起來，全國所有媒體都在談論文學，全國人民都在談論小說《班主任》。那時不少人早上起床後見了街坊和朋友都是這樣問：“看小說《班主任》了嗎？”回答：“看了，看幾遍了！”也有人這樣問：“謝惠敏是受害深的孩子還是宋寶琦是受害深的孩子？”回答：“都受害深呀，‘四人幫’真狠毒。”謝惠敏和宋寶琦是小說《班主任》裡面的主人公，是兩個被“四人幫”毒害的少年。還有人這樣問：“你知道劉心武嗎？”回答：“誰不知道？他本人就是班主任，就是寫他自己的！”這一時期，學生談文學、教師談文學、農民談文學、工人談文學、解放軍也談文學。如果兩個年輕人談戀愛，你不談文學，肯定吹燈撥蠟，談不成。文學似乎成了人們關心的惟一。有一天下午，我的一個本家哥哥對我說：“弟，你好好寫作吧，爭取寫出像《班主任》那樣的作品，讓全國人民也知道知道你。”我說：“中啊，我一定努力！”我這位本家哥哥並不識字，但他知道劉心武，知道小說《班主任》。他說，這一切都是他聽廣播小說知道的。由於劉心武寫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故事，所以劉心武一炮走紅，他當時的知名度，現在哪一位紅影星紅歌星也比不上。短篇小說《班主任》揭開了文學時代的序幕，它推動了文學春天的早期到來。
於是我開始如飢似渴地讀文學、研究文學。劉心武的《班主任》，我足足讀了十篇以上，好多段落我能背下來。比如“晚風吹動著一直拖到椅背上來的柳絲，身上落下了一些隨風旋轉而來的幹榆錢，在看不見的地方，丁香花開了，飄來沁人心脾的芳馥氣息。”等等，這些語言，不但我會背了，後來在我的創作過程中，也多次用上，印象在我的中篇小說《明月照我心》用過，在我的長篇小說《四十歲的女人》也用過，當然是繼承地用，並非照搬照抄。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發表了大學生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這又是一個巨石，震驚了文學界。那時，我已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記得一個雪天的傍晚，我為了聽師部廣播站放播的廣播劇《傷痕》，站在電線杆上的大喇叭下，手腳凍的鑽心地疼，但還是堅持聽完了。隨著故事裡主人公王曉華的感情經歷，我的眼睛溼潤了、模糊了。當聽到王曉華的控訴聲：“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的時候，我多次流淚。盧新華的《傷痕》小說發表後，全國幾百家報刊開始發表控訴“四人幫”罪行的“傷痕”文學。文學創作進入一個傷痕文學時期。後來僅獲獎的就有：戰士作者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陸文夫的《獻身》、吳強的《靈魂的搏鬥》、舒展的《復婚》、劉心武的《愛情的位置》和《醒來吧，弟弟》等等。
對我影響比較深的是《神聖的使命》和《醒來吧，弟弟》兩篇短篇小說。
《神聖的使命》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老警察”王公伯的形象。王公伯因受迫害長達八年之久，脫離了戰鬥崗位，當他重新回到戰鬥崗位上對一個具體冤案進行復查時，他發出了“這個事還要由我來做，不然我們公安幹警還有什麼臉戴著這顆國徽活著！”的心聲。每當我讀到這段語言的時候。我都激動得不能自制。當年作者王亞平年僅二十二歲，和我一樣是位解放軍戰士，我真佩服他。我常常想，他年輕輕的，怎麼能寫出這麼好的作品呢？當時我認為《神聖的使命》應該搬上銀幕。不久，上海電影製片廠真的把它拍成了同名電影。我看了數十遍，每遍都是淚水相伴。
《醒來吧，弟弟》是劉心武的又一篇力作，發表在1978年2月號的《中國青年》雜誌上。記得1978年春節，我們報務班因電報密碼被丟停訓，上級安排我們到彈藥庫站崗，在這裡站崗執勤，比較有時間，業餘時間我讀了大量的小說，如賈大山的《取經》、成一的《頂凌下種》、賈平凹的《滿月兒》、周立波的《湘江一夜》、茹誌鵑的《出山》、王蒙的《最寶貴的》、張潔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等。有一天，班長從連部帶過來一本《中國青年》雜誌。我搶過來先看，當我讀到小說《醒來吧，弟弟》時，我把什麼都忘了。那一個時期，我是最愛讀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和《愛情的位置》裡的故事和情節正奔流在我的血液裡。《醒來吧，弟弟》這篇小說，極其深刻地描寫了一個“看破紅塵”的青年彭曉雷心靈火焰從熄滅又被從新點燃的過程，作者向我們呼籲：“人們啊記住吧……治癒這部分受了傷的心靈，恢復對真理的信仰，該是多麼緊迫、多麼崇高的任務啊！”最後作者大聲地呼喊，醒來吧，弟弟！這篇小說，我受用至今，作品中的構思、筆法、對話和細節描寫，一直影響到我現在的創作。有時我一閉上雙眼，“弟弟”的形象就在腦海裡蕩悠……
在那個狂熱的文學時代，發表一篇好小說，社會馬上就會相傳相閱，每年的短篇小說獎，在全國人民心中就是文學大獎，在我的心裡就是諾貝爾大獎。那個時候我想，我何時能獲一個短篇小說獎呢？ 一旦哪篇小說獲獎，在一定的時間內，人們在工廠、田間、學校、軍營、餐桌、在任何地方都會談論作品、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如果誰要不談這些，誰一定是落伍了，文學熱遍整個中國。我們南陽已故作家喬典運在文學界之所以稱為“喬大師”、“喬老爺”，就是因為他獲了兩屆短篇小說獎，一篇叫《村魂》、一篇叫《滿票》。
隨著《班主任》和《傷痕》降溫之後，作家們開始反思，開始寫出有份量的作品，其代表人物就是蔣子龍，那時蔣子龍的名字，已超過了劉心武。他的《喬廠長上任記》和《喬廠長後傳》開創了改革文學的新時代。《喬廠長上任記》一開頭，就吸引著了讀者：“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背上……先講時間，如果說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是二十三年，那麼咱們這個給國家提供機電設備的廠子，自身的現代化必須在八到十年完成。否則，炊事員和職工一同進食堂，是不能按時開飯的。”這是小說主人公喬光樸的發言記錄，也是小說的開頭。蔣子龍塑造了一個求實、創新、負責和永挑重擔的廠長喬光樸的形象。
我當年拿到這篇小說是一氣讀完的。隨後又不知讀了多少遍。後來蔣子龍又有了《喬廠長後傳》、《赤橙黃綠青藍紫》、《鍋碗瓢勺進行曲》和《拜年》等作品。在蔣子龍的影響下，出現了很多好的小說，如馬本德的《一個女教師日記》、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林雨的《你喜歡誰》、徐懷中的《西線軼事》、何土光的《鄉場上》、高曉聲的《陳煥生上城》、王潤滋的《內當家》、張一弓的《黑娃照相》、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蕭為的《平淡無奇的故事》和李薦葆的《高山上的花環》等等。後來又出現了喬典運的《村魂》和《滿票》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使狂熱的文學時代轉了型，成為思考的文學時代，也稱歸真的文學時代。人們不再反映“四人幫”時期的“傷痕”，而是努力反映現實的奮鬥和未來的理想。
回憶起文學時代，不得不提大作家王蒙，這位文化官員給我們送來了一股春風，那就是文學“意識流”的出現，代表作是《春之聲》。《春之聲》也是一篇短篇小說，發表在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學》雜誌上，可以這樣說，我讀了十遍沒有讀懂，但我很愛讀，如吃油條，耐而有味。在讀《春之聲》時，我感覺有一股暗流在帶著我的思緒走，一直走到遙遠的天邊……《春之聲》獲1980年短篇小說大獎，後來他又創作了《惶惑》發表在1982年《人民文學》雜誌上。緊接著又在1983年1月號的《人民文學》推出力作《青龍潭》，使“意識流”這一手法更加成熟了些。在他的帶領下，出現了不少“意識流”作品，如李國文的《月食》、鐵凝的《哦，香雪》等。我的創作受王蒙同志影響很大，在不少作品中也運用了“意識流”手法，如短篇小說《海的情》、《友誼是純潔的》、《美的屬性》、《陰陽之光》等等。
……那個文學時代早已過去，人們再也不會為一篇小說而激動、跳躍和歡呼。全國人民都關注文學也是非正常現象，但也不是最壞現象。在當今多元素構成的社會中，人們關注的是多元素的現象，人們需要的是物質、精神並存的多元化東西。不管怎麼說，那個文學時代，值得我們回憶……
那令我難忘的文學時代啊，伴我度過青春最佳期。
閱讀更多 南陽報業傳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