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我17岁。
突然有一天，我和众多师生一起上街游行、放鞭炮，“四人帮”被粉碎了。
如果说1976年10月是我高兴的岁月的话，那么风雨过后的全民文学时代，使我最激动的时期。
因为，我爱文学，我梦想当一名作家。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啊！它像天外落下的巨石，把沉睡的社会震醒了，把文学界惊醒了，于是全国沸腾起来，全国所有媒体都在谈论文学，全国人民都在谈论小说《班主任》。那时不少人早上起床后见了街坊和朋友都是这样问：“看小说《班主任》了吗？”回答：“看了，看几遍了！”也有人这样问：“谢惠敏是受害深的孩子还是宋宝琦是受害深的孩子？”回答：“都受害深呀，‘四人帮’真狠毒。”谢惠敏和宋宝琦是小说《班主任》里面的主人公，是两个被“四人帮”毒害的少年。还有人这样问：“你知道刘心武吗？”回答：“谁不知道？他本人就是班主任，就是写他自己的！”这一时期，学生谈文学、教师谈文学、农民谈文学、工人谈文学、解放军也谈文学。如果两个年轻人谈恋爱，你不谈文学，肯定吹灯拨蜡，谈不成。文学似乎成了人们关心的惟一。有一天下午，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对我说：“弟，你好好写作吧，争取写出像《班主任》那样的作品，让全国人民也知道知道你。”我说：“中啊，我一定努力！”我这位本家哥哥并不识字，但他知道刘心武，知道小说《班主任》。他说，这一切都是他听广播小说知道的。由于刘心武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故事，所以刘心武一炮走红，他当时的知名度，现在哪一位红影星红歌星也比不上。短篇小说《班主任》揭开了文学时代的序幕，它推动了文学春天的早期到来。
于是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文学、研究文学。刘心武的《班主任》，我足足读了十篇以上，好多段落我能背下来。比如“晚风吹动着一直拖到椅背上来的柳丝，身上落下了一些随风旋转而来的干榆钱，在看不见的地方，丁香花开了，飘来沁人心脾的芳馥气息。”等等，这些语言，不但我会背了，后来在我的创作过程中，也多次用上，印象在我的中篇小说《明月照我心》用过，在我的长篇小说《四十岁的女人》也用过，当然是继承地用，并非照搬照抄。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大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又是一个巨石，震惊了文学界。那时，我已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记得一个雪天的傍晚，我为了听师部广播站放播的广播剧《伤痕》，站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下，手脚冻的钻心地疼，但还是坚持听完了。随着故事里主人公王晓华的感情经历，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当听到王晓华的控诉声：“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的时候，我多次流泪。卢新华的《伤痕》小说发表后，全国几百家报刊开始发表控诉“四人帮”罪行的“伤痕”文学。文学创作进入一个伤痕文学时期。后来仅获奖的就有：战士作者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陆文夫的《献身》、吴强的《灵魂的搏斗》、舒展的《复婚》、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等等。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神圣的使命》和《醒来吧，弟弟》两篇短篇小说。
《神圣的使命》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老警察”王公伯的形象。王公伯因受迫害长达八年之久，脱离了战斗岗位，当他重新回到战斗岗位上对一个具体冤案进行复查时，他发出了“这个事还要由我来做，不然我们公安干警还有什么脸戴着这颗国徽活着！”的心声。每当我读到这段语言的时候。我都激动得不能自制。当年作者王亚平年仅二十二岁，和我一样是位解放军战士，我真佩服他。我常常想，他年轻轻的，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呢？当时我认为《神圣的使命》应该搬上银幕。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真的把它拍成了同名电影。我看了数十遍，每遍都是泪水相伴。
《醒来吧，弟弟》是刘心武的又一篇力作，发表在1978年2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记得1978年春节，我们报务班因电报密码被丢停训，上级安排我们到弹药库站岗，在这里站岗执勤，比较有时间，业余时间我读了大量的小说，如贾大山的《取经》、成一的《顶凌下种》、贾平凹的《满月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茹志鹃的《出山》、王蒙的《最宝贵的》、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有一天，班长从连部带过来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我抢过来先看，当我读到小说《醒来吧，弟弟》时，我把什么都忘了。那一个时期，我是最爱读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里的故事和情节正奔流在我的血液里。《醒来吧，弟弟》这篇小说，极其深刻地描写了一个“看破红尘”的青年彭晓雷心灵火焰从熄灭又被从新点燃的过程，作者向我们呼吁：“人们啊记住吧……治愈这部分受了伤的心灵，恢复对真理的信仰，该是多么紧迫、多么崇高的任务啊！”最后作者大声地呼喊，醒来吧，弟弟！这篇小说，我受用至今，作品中的构思、笔法、对话和细节描写，一直影响到我现在的创作。有时我一闭上双眼，“弟弟”的形象就在脑海里荡悠……
在那个狂热的文学时代，发表一篇好小说，社会马上就会相传相阅，每年的短篇小说奖，在全国人民心中就是文学大奖，在我的心里就是诺贝尔大奖。那个时候我想，我何时能获一个短篇小说奖呢？ 一旦哪篇小说获奖，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们在工厂、田间、学校、军营、餐桌、在任何地方都会谈论作品、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如果谁要不谈这些，谁一定是落伍了，文学热遍整个中国。我们南阳已故作家乔典运在文学界之所以称为“乔大师”、“乔老爷”，就是因为他获了两届短篇小说奖，一篇叫《村魂》、一篇叫《满票》。
随着《班主任》和《伤痕》降温之后，作家们开始反思，开始写出有份量的作品，其代表人物就是蒋子龙，那时蒋子龙的名字，已超过了刘心武。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开创了改革文学的新时代。《乔厂长上任记》一开头，就吸引着了读者：“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背上……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能按时开饭的。”这是小说主人公乔光朴的发言记录，也是小说的开头。蒋子龙塑造了一个求实、创新、负责和永挑重担的厂长乔光朴的形象。
我当年拿到这篇小说是一气读完的。随后又不知读了多少遍。后来蒋子龙又有了《乔厂长后传》、《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勺进行曲》和《拜年》等作品。在蒋子龙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好的小说，如马本德的《一个女教师日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林雨的《你喜欢谁》、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何土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王润滋的《内当家》、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萧为的《平淡无奇的故事》和李荐葆的《高山上的花环》等等。后来又出现了乔典运的《村魂》和《满票》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使狂热的文学时代转了型，成为思考的文学时代，也称归真的文学时代。人们不再反映“四人帮”时期的“伤痕”，而是努力反映现实的奋斗和未来的理想。
回忆起文学时代，不得不提大作家王蒙，这位文化官员给我们送来了一股春风，那就是文学“意识流”的出现，代表作是《春之声》。《春之声》也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可以这样说，我读了十遍没有读懂，但我很爱读，如吃油条，耐而有味。在读《春之声》时，我感觉有一股暗流在带着我的思绪走，一直走到遥远的天边……《春之声》获1980年短篇小说大奖，后来他又创作了《惶惑》发表在1982年《人民文学》杂志上。紧接着又在1983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推出力作《青龙潭》，使“意识流”这一手法更加成熟了些。在他的带领下，出现了不少“意识流”作品，如李国文的《月食》、铁凝的《哦，香雪》等。我的创作受王蒙同志影响很大，在不少作品中也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如短篇小说《海的情》、《友谊是纯洁的》、《美的属性》、《阴阳之光》等等。
……那个文学时代早已过去，人们再也不会为一篇小说而激动、跳跃和欢呼。全国人民都关注文学也是非正常现象，但也不是最坏现象。在当今多元素构成的社会中，人们关注的是多元素的现象，人们需要的是物质、精神并存的多元化东西。不管怎么说，那个文学时代，值得我们回忆……
那令我难忘的文学时代啊，伴我度过青春最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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