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睿亲王多尔衮在汉贼吴三桂的向导下亲率领八旗铁骑攻破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部，并火速南下入主北京，史称满清入关。
此后，八旗铁骑和投降的吴三桂等汉族地主阶级追亡逐北破大顺、攻大西、灭南明，清王朝在汉族地主阶层的鼎立支持下统一华夏九州。
而满清入关初期祭出的旗号却是为崇祯报仇，当满清依仗汉族武装势力坐稳江山后强令推行“剃发令”，以至于引发中原故土汉人的激烈反弹，由此满清统治者炮制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华夏精英在这场“大礼仪”的奋起抗争中几乎损失殆尽。
不久，康雍乾三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耗尽汉族好男儿的铁血傲骨，连续发起了长达将近两个多世纪的“文字狱”，汉家礼仪文明在满清鞑虏的摧残下磨蚀殆尽。曾经“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家风骨荡然无存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气节挫骨扬灰，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帝制专权的极度黑暗状态，以至于满清统治者闭关锁国长达276年。
那么，对于明朝灭亡，满清入关，作为一向秉承、汲取汉家文化邻邦的日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其实，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极度仰慕中原文化，这个时间节点可以归纳在南宋灭亡之前。第二个时间阶段就是以南宋为分水岭，日本逐渐开始表现出轻视统治中原的异族游民。我们先来说说前个阶段。
南宋灭亡前的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始终走在世界前列，这从日本在唐朝时期派遣多大十几次规模浩大的遣唐使就可以看出，而对于行将被元朝取代的南宋，中华文明在南宋的大力发展、弘扬下更是开创了鼎盛辉煌的大好局面。
在这个时期，日本对南宋也是非常谦恭，始终以学生自居而不敢有丝毫礼仪逾越，即便彼时的中国北方先后被契丹和女真所统治，日本统治者依旧不改侍奉宋王朝为正朔的华夏大礼仪，华夷有别在日本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然而，这种态度在元朝灭亡南宋后很快逐渐在日本失去了市场，除了元朝的统治者蒙古人出自野蛮草原部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忽必烈两度征伐日本的惨败，造成日本人逐渐产生鄙夷中土的心理。
要知道唐朝在白江口海战中仅仅以100多艘战舰将曾经将号称千帆渡流的日本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学生”打得满地找牙，被打怕的日本从此自主开始了仿效唐朝为榜样的蓝图，而元朝征日的惨败，从此也让日本人对异族统治下的中原不再持有尊崇之心。
然而，这种情况在当时还谈不上很明显，毕竟在后来元朝灭亡大明创立后，日本再度萌发了朝贡正统的套路，并继续以大明为正朔，虽然大明帝国与日本的丰臣秀吉爆发过万历抗倭战争，但此后主政日本的德川家康家族很快恢复了对明关系，毕竟出身汉人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从法统和礼仪上来讲完全符合汉家文明，因此日本基本算得上尊崇。
在统治华夏九州276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后，满清势力如日中天并很快入主中原，日本却对满清统治者极度鄙视。
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满洲统治者和蒙古统治者一样兴起于华夏九州之外，从发祥地来说满洲统治者算得上是异域蛮邦入主中原。其次，满洲人“金钱鼠尾辫”的发式极其丑陋，整个头颅表层的发毛几乎剃光，只在后脑勺留下了一根仅可穿入钱孔的辫子，这显然与传统汉文化讲求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大相径庭。再次，满洲人在马上得天下，本身并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以蛮夷的身份来替代传承千年的汉文化显然也不是日本人所能接受的了。
因此，满清入关后，日本人对清王朝非常鄙视，甚至在清朝主动向日本抛出橄榄枝，希望日本能够像侍奉明朝一样继续确立朝贡体系时，日本统治者赶紧利索地在两国文书中直斥“中原，天子国；彼虏，小丑也。”，从日本的态度上来讲，满清所谓的正统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一文不值，这种情况即便在日本近代史上也有着深刻的体现。
1871年，清朝首席代表大臣李鸿章在与日本方面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李鸿章本打算在条约中自称“中国”，但日本人坚决不同意，甚至不惜让双方谈判彻底陷入僵局，可见日本自始至终都未能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
那么，既然日本人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日本人又是怎样想的呢？
其实，日本人在蒙元攻宋后发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感慨，同时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华帝国文明的传承人，竟公开表示自己才是正统的中国人，甚至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直言不讳的写道：“国号数变，遂为北狄（满洲）所并，今岂足以称华乎？……皇统传道并得，与天壤无穷，国号不变，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者，独我大日本而已。”
而山鹿素行的观点在当时的日本绝非他一个人的想法，就连日本皇室都普遍认为中国在被满洲吞并后，日本才是延续华夏文明的接班人，因此在至今的日本处处充满着中国韵味的地名，譬如九州、中国等等都是日本人以中国人自居遗留下来的产物。
参考资料：《中朝事实》、《明史》、《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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