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昌(1869-1943年)，字积余，号随庵，又号众丝，堂号有鄦斋、积学斋、镜影楼、小檀栾室，安徽南陵人。清末外交家贵池刘瑞芬之长婿，与藏书家刘世珩为郎舅之亲。光绪十九年(1893年)登贤书，官至江南盐巡道，以新学、使才、盐务负声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曾率团考察日本学务，归国即提调江南高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监督三江师范学堂，振兴新学，功莫大焉。辛亥后寓居上海，业工商，与旧友江阴缪荃孙、长洲叶昌炽、乌程刘承斡及刘世珩等往还密迩，汲汲于古籍之收藏、校刊。
积余生平以藏书、著书、校书、刻书为职志，先后刻有《积学斋丛书》二十种、《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一百余种、《鄦斋丛书》二十一种、《随庵徐氏丛书》十种【民国五年(1916年)复续印二十种九十七卷】、《南陵先哲遗书》五种等，中多倩武昌陶子麟精雕精印者，时至今日，已为近代精刻本之代表，甚为现今藏书家所宝爱。又辑刻《随庵吉金图录》、《小檀栾室镜影》、《镜影楼钩影》、《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积余斋金石拓片目录》、《随庵藏器目》等，均为考释金石及古器物者必备之书。综计积余数十年间，校刻丛书十一种，子目二百四十余种，四百三十卷；单行本十一种，合计共得刻书二百五十余种，五百六十余卷。以一己之力刊刻图籍如此之多，衡诸古今，实属罕见。民国三年(1914年)，积余膺命主纂《南陵县志》，十年问世。民国十九年(1930年)，复总纂《安徽通志》，亲撰《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二十年(1931年)，又与徽籍学者在沪发起影印出版《安徽丛书》(1932-1936年)计三十种三百六十卷，于恢弘徽学，功莫大焉。积余自身主要著作则有：《续方言》又补二卷、《南陵县建制沿革》、《皖词纪胜》、《积学斋书目》、《积学斋藏书记》、《徐乃昌日记》等。
积余致力藏书甚早，光绪十四年(1888年)，年方二十之积余即于古书渊薮——京师琉璃厂得识著名学者江阴缪荃孙(筱珊)。缪氏原系近代最着盛名之版本目录学家，先后参与创建南京图书馆前身——江南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其版本目录学之相关实践及著述，于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其中尤以所述关于古书善本之标准以及善本书志之撰写方法，至今仍为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积余与缪筱珊订交，使其眼界大为提高，于其日后之古籍鉴定、收藏、刻书事业，助力匪浅。积余之藏书，始自弱冠，三十余年间，“无地无时，见即收获”。故其弆藏之丰，一时颇具盛誉。然其辞世未几，至抗战期间，徐氏积学斋藏书即陆续散出。即积余后嗣，亦尝于沪上设肆售书，而南北书贾闻讯之下，亦纷纷云集沪上购求徐氏遗藏，其中精品，多归于天津李嗣香、青州黄裳及福州林葆恒。然积学斋所藏甚富，并未因积余之殁而完全星散，如其所藏金石碑刻拓本万余，即于解放初期始经其女徐妲之手，捐诸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且时至今日，坊间犹时时可见其绪余现身于古籍书店或拍卖会中。
积学斋藏书大略有如下特色：1.收藏范围广泛。无论传统之经史子集四部及佛经道藏，以及新式之社会科学、应用技术等诸门类之典籍，均系其收藏目标。2.不专以宋元本为搜求目标，重视明清罕传之秘本、抄本。3.重视收藏清人文集、词集，重视乡邦文献。4.重视金石书籍及金石拓本之收藏。积学斋旧藏，多存钤印。其藏书最经常用之印系“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朱文楷书长方形印。除此之外，常用藏印尚有“徐乃昌读”朱文方印、“徐乃昌暴书记”朱文长方印、“徐”押朱文小方印、“南陵徐乃昌审定善本”朱文方印、“徐印乃昌”白文方印、“南陵徐氏”朱文方印、“积余秘笈识者宝之”朱文长方印、“积学斋”朱文长方印、“南陵徐乃昌刊误鉴真记”朱文长方印、“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朱文长方印等。又有“徐乃昌马韵芬夫妇印”朱文扁方印一方，则系积余与夫人怀宁马氏共同赏鉴之用。而尤可说者，则系“积余秘笈识者宝之”朱文长方印，据黄裳所言：“徐乃昌书之钤有‘积余秘笈识者宝之’印者，皆版本之不易辨识，以告无目之流者。”则其自有妙用可知。而积余于鉴藏一道，自诩之状，亦可盖见。
积余生平，一以藏书、刻书为职志。平居所交，亦多当日胜流，同时代之众多学者、诗人、藏书家、金石家皆与积余交往密迩。或彼此交流、品评藏品，或赏奇析疑，砥砺学问。而类此之学术氛围及与此相关之良好之人际关系，于积余自身学问、见识之提高及藏书事业之开展，无疑极具重要意义。如其《积学斋藏书记》中所收“张来仪文集一卷”条所记者，即为其旧友章氏式训堂钞校本，文云：“此系亡友章硕卿手景四明庐氏本，并过录黄复翁跋五则。硕卿，名寿康，会稽人。此本即硕卿所赠。有‘会稽章氏’白文方印、‘会稽章氏式训堂藏书’朱文长方印、‘寿康读过’白文方印、‘寿康手校’朱文方印、‘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朱文方印。”凡此可见积余之交游于其藏书之关联。
积余一生收书、藏书达五十年之久，所藏至为宏富，然藏品之数量及质量究竟如何？因徐氏未曾披露而向来不得其详。所幸徐氏曾先后编撰《积学斋藏书目》及《积学斋藏书记》两种，一为藏书目录，一为善本书志，皆得历经劫难，流传至今，可供覆案。据核，国内现存徐氏藏书目之稿本、钞本有：1.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之《积学斋藏书记》四卷，钞本，三册，现藏国家图书馆。2.上海图书馆藏《南陵徐氏藏书目》稿本，存一册。所录图书，颇多善本。3.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积学斋善本书目》及《金石拓本目录》稿本。4.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积学斋书目》一卷。5.据传丁福保曾藏《随庵徐氏藏书志》，然卷数不详，存佚亦不可知。经由上述数种目录，俾可约略窥知积学斋藏书之大致规模及特点。而其藏书之相关书志，则存郑振择旧藏三册钞本《积学斋藏书记》，现存国家图书馆。此本系素纸所钞。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前有缪荃孙序。卷一、卷四首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印，卷二、卷三末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朱文长方印。此帙曾人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选目初稿，拟为影印行世，然未知何故，终未面世，直至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中，始将此书收入第十八册，自此得以为研究者所利用。惟美中不足者，国图所藏此西谛旧存钞本，本非积余《积学斋藏书记》全本。另外，上海国际商品拍卖公司2007年秋拍中，曾有编号为143之吴县潘氏藏书目录一册，首页首行即载《积学斋藏书记》六册一种。此书下落如何，现在已难确知。然由此可见，《积学斋藏书记》成书后虽未经付梓，却曾屡经抄录而得以流传。
现知《积学斋藏书记》之最全本，为上海博物馆所藏钞本九册。全书皆以蓝格抄书纸工笔抄录，文字乃至篇目，多经积余亲笔校核删改。每半叶十行，单栏，黑口，右耳有“积学斋钞书”五字。书前又有二纸未订，为缪筱珊所作《积学斋书目序》，“书目”二字后经墨笔改为“藏书记”三字。此二纸每半叶十行，左右双栏，白口，双鱼尾，栏外左下有“藕香移钞”四字。此序又见于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文字未见歧异。综观此《藏书记》之主体，类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下复分易类、诗类、礼类(周礼之属、仪礼之属)、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之属、字书之属)；史部下复分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纪事本末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载记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子部下复分杂家类、丛书类、谱录类、数书类、小说类、道家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天文算法类、医家类、术数类、艺术类；集部下复分楚辞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全书著录积学斋所藏各类典籍八百二十二种，其中以明本、钞本最为大宗，宋元本及稿本相合亦约百种之多，除此之外，亦间收与外汉籍如和刻本、高丽本等。然细考此书，实可分为三部分。一为主体，中存缪荃孙撰序，卷前有双钩吴昌硕乙卯暮春所摹篆字“积学斋藏书记”一叶。计经部一册，史部一册，子部、集部各两册。每一题名之下，又标有所属类目。此部分共计五百六十二部。另两部分则可视为为《续记》，题名之下，均无类目名。一为一册，经史子集四部全。此部分共计著录九十四部。一为两册，卷前有素纸书目录，经史子集四部全。此部分共计著录一百六十六部。而前述之国家图书馆藏本，所收亦以经史子集编类，每类一卷，共计著录六百九十一部：即经部八十五部，史部一五四部，子部二二五部，集部二二七部。以版本论，则有宋刻本三十四部，元刻本五十部，明清刻本三四四部，稿本二十一部，钞本二四二部。国图藏本与上博藏本相较，两者重合者有六百六十二部，即国图本中所收，有二十九种不见于上博本中，其中子部二十四种，集部五种。又国图抄本著录各书，题名之下亦未标注类名，与上博本之附录两种相同。综合诸种因素，大概可以推论，此本当据《藏书记》初稿本抄出。而上博本则为徐氏家藏之本，后来又经徐氏屡次改定者。而改定之定稿，即上博本之主体部分，均经徐氏补加类名。另外两部分，则虽经徐氏亲手改动，但似并未最终定稿，故未与主体部分合并，且未加类名。而其成稿，当亦较晚，为徐氏陆续撰成，此观其中录有陈乃乾跋文可知者。
或者以为《藏书记》实系缪荃孙代撰之作，此说之始作俑者当为海宁陈乃乾氏。陈氏于所著《上海书林梦忆录》中云：“筱珊晚年以代人编藏书目录为生财之道，人亦以专家目之，造成一时风气，如今之翰林先生为丧家点主题旌然。已刊行之丁氏《善本书室藏书记》、《适园藏书记》，自撰之《艺风堂藏书记》及未刊之《积学斋藏书记》、《嘉业堂藏书志》皆出其手。”陈氏二十年代初曾坐馆于积学斋两载，馆课之余，又尝助其编纂诸书，宾主相得甚欢，故其说理当有据。然积余此书，其初稿当完成于缪氏序言撰作之前，观筱珊序中所言“今编《藏书记》，高有尺许”可知。而此时陈乃乾则尚未坐馆徐氏，故其是否确实了解内情，抑或仅系悬揣之词，甚难确认。笔者曾以陈氏此说询诸《陈乃乾文集》及年谱之编者海宁虞坤林先生，虞先生答复亦以为甚难核实。今夷考缪荃孙所撰《藏书记序》，其中言及“积余为此记时，浼余三子僧保助之雠校。”则以理核之，此书之作似与其无关。又据筱珊《艺风老人日记》，仅丁巳冬月十三日提及此书，云：“撰《积学斋书目序》。”除此之外，并无一语《积学斋藏书记》及于此书之撰作乃至修订。反观缪氏代撰之《嘉业堂藏书志》等作，均可与其日记中找到踪迹。此又可见此《藏书记》之撰作，当与筱珊无涉。尤足证其非筱珊操刀者，为其中录有陈乃乾本人之跋文。该文撰于民国癸亥(1926年)，此时筱珊墓木早拱，绝无代录之可能。又有可说者，即《藏书记>中，不乏对于缪氏《艺风堂藏书记》纠正之处，如“类编历法通书大全九卷”条云：
题临江宋鲁珍辉山通书，金溪何士泰景祥历法，鳌峰熊宗立道轩类编。明刻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墨口，双边。缪氏艺风堂旧藏。卷三“年命修造”条内已引至弘治十七年，而缪氏《藏书记》乃以“前朝公规”条内之“至正春牛经式”(缪《记》“至正”误作“至元”)为元刻之证，误矣。再如“口竹藏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条云：
不著撰人姓氏。明刻本。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单边。内分儒氏、释氏、道教三教源流。每段前列画像，后系小传。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记》著录云元刻，并载行款，为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按是书“天妃娘娘”一则载：“我国初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贵人郑和通西南夷，祷妃庙，征应如宋归命。遂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祠京师，尸祝者遍天下焉”等语。成祖遣郑和通西南夷系明永乐年间事，即俗传三宝太监下西洋是也。又“萧公爷爷”一则载：“宋成淳间为神，大元时以子萧祥叔死而有灵，合祀于庙。皇明洪武初，尝遣官谕祭。永乐十七年，其孙天任卒，屡着灵异，亦祀于此。”则是刻在明永乐十七年后矣。长沙叶郇园影刻是书，即借缪氏藏本。曾编入《丽楼丛书》，刘肇隅编《叶氏刻书提要》亦云明刻，并谓毛一氏《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载有元板《绘图搜神广记》前后集二卷，此明时据以改题，加入当时诸神封号。颇有见地，然系虚拟之词。今据书中“天妃娘娘”、“萧公爷爷”两条，其为明刻益信。缪氏以为元椠，殆误。又本此行款为二十八字，缪氏亦误记为二十四字也。有“文轩鼎书”朱文长方印、“彻玄”朱文方印、“荃孙”朱文长方印。此皆可见积余此书编撰之时，虽曾屡屡参考《艺风堂藏书记》，然并非一味盲从，而是有所甄别。缪筱珊于《藏书记序》中，于此书颇为推重，云：“国朝以来，钱遵王《敏求记》为人所重，然钞刻不分，宋元无别，往往空论，犹沿明人习气。若《也是园书目》、汲古、沧苇仅存一名，更无论已。积余此记，其书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宋元本行数字数，高广若干，白口、黑口，鱼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诸掌，其开聚书之门径也。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复略叙校雠、考证、训诂、簿录汇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兼及收藏家图书，其标读书之脉络也。世之欲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不胜于《敏求记》倍蓰乎。”今以《藏书记》核之，其所著录款目，均以题名、卷数高一格书写，下记撰者、版本、行款、序跋、印记等。于其有疑者，间加考证。于其罕见者，录其序跋、题记。如“新刊真楷大字全号搢绅便览三册”条：
明万历十二年刊本。首册蓝印。每半叶十行，二三册墨印。每半叶十六行。首题“新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每册后有“北京宣武门襄铁匠胡衙叶铺刊行麒麟为记”一行。字体清晰，纸张阔大，与今之《揞绅》迥不相同。是书在当时断无人珍惜，而数百年后转成希世珍，亦奇遇也。此书本阮文达公孔夫人奁中物， 《瀛洲笔谈》记之。有“扬州阮氏”朱文、“琅嬛仙馆”朱文两方印，“文选楼”朱文长印，“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朱文、“阙里”朱文两方印。而复钞录缪荃孙、曹元忠、李详、鲍毓东等人之题跋、考证于后，俾可全面了解“搢绅录”之性质及该书之刻印特点、流转经过。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为研究明代政治史及北京地区印刷史、书籍发行史之珍贵文献。推考其渊源，读者不得不于其旧日藏家感谢有加。
积余亦间有考证者，如“残本后汉书”一条，行款等内容之下，先录沈曾植之跋，复以积余自己之校勘考证结果，录之于后，以证沉说之误：
按是书宋刊宋印，了然无疑。宋讳缺笔几十四字。然首尾俱阅，未敢证其为何时刊本。沉乙老考为庆元本，建安黄宗仁善夫所刻，即武英殿官本之祖。兹取殿本校之，“正予乐”，殿本“予”误“雅”；“发太簇之律”，殿本“太”误“大”；“徙江陵王羡为西平王”，殿本作“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按何义门校当云“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广平王羡为西平王”，方与上下文合；“和帝纪第四”，殿本作“和殇帝纪第四”；“讨北匈奴取吾伊吾庐地”，殿本“庐”误“卢”；“复置涿郡故安铁官”，殿本“安”误“盐”；“朕且权”，殿本“权”下有“礼”字；注“但因计”，殿本“计”下多“吏”字。按“正予乐”、“朕且权”二条，乙老因其为《考证》所云与宋本合，决其为殿本之祖本。然“徒江陵王羡为西平王”一条，二本一脱“恭为六安王广平王”八字，一脱“广平王羡为西平王”八字，得此一证，己足见此本非殿本所自出矣。又“复置涿郡故安铁官”一条，殿本作“故盐铁官”。考故安县名属涿郡，永元十五年置铁官，地不近海，焉得有盐官？义门校语云考“安”字，误“盐”字，而不云宋本，是何氏所见宋本，非此本无疑。此又一证也。惜只存二卷，未克尽校之。然此本之佳处，已班班可见矣。
现存之《积学斋藏书记》与《续记》虽不能完全反映徐氏藏书情况，然其无疑为积余积学斋中藏书精华之记录，对于研习积学斋旧藏之规模与质量，具有重要之参考价值。所以言此者，1.《藏书记》可反映徐氏藏书精华之所在，有助于后人了解积学斋善本藏书之构成及特点。徐氏收藏之富，同时之人即皆艳羡不已。而考《积学斋藏书目》中，著录图籍虽达七八千种之多，然积学斋中所藏之宋元刻本，却并未录入。即以明刻本而言，亦仅寥寥百余部而已，故此《藏书目》当系徐氏所藏普通典籍之目，不足以表现积学斋主人藏书之质量与眼界。反观《藏书记》及《续记》，皆能翔实著录所藏宋元佳椠、名家抄稿之多数，揭示徐氏之收藏特色于丰富之清人文集而外，复有两端，甲、重视宋元刻本之收藏。《藏书记》及《续记》之中，著录宋元刻本八十余部，虽未能反映积学斋所藏宋元本之全貌，然所揭示之善本正即积余赖以刻印《随庵徐氏丛书》正续编等书之底本，足见积余藏书之用意所在。乙、重视名家稿抄本之收藏。著录于《藏书记》之稿抄本中，不乏名家真迹、传世孤本，如甘泉焦里堂之《天元一释》、《扬州足征录》稿本，长洲何义门校抄本《归潜志》等，莫非难得之佳本。2.著录翔实可信。每一款目，详述其行款、递藏、序跋、印记，使读之者如对原书，且便于日后追寻其流传踪迹。如据《藏书记》之着录，可断所收之《新刊真楷大字全号捂绅便览》即《中华再造善本续编》中所收之本。惟国图以此书后二册别为《新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分别著录，致影印之际，仅收入其第一册。今以《藏书记》核之，可还原书旧观。亦以此故，今可确认之《藏书记》著录之积学斋旧藏，可达百余种之多。3.《藏书记》保存诸如何焯、翁方纲、钱大昕、黄丕烈、顾广圻等名家题跋一百余篇，或不见于作者本集，或与流传文字相异，于辑逸补缺、确立文本，极具价值。如“残本后汉书”条所收之沈曾植题跋，未见于《寐叟题跋》，且亦不见于《沈曾植年谱长编》，足以补其生平之阙。跋云：
残宋本《汉书》每叶二十行，行十八字，楮墨精绝，世所称庆元本，建安黄宗仁善夫所刻也。黄氏刻《史记》、前后《汉书》，其《史记》为王延喆之祖，正义最完；其《两汉书》为武英殿官本之祖，三刘考异亦最完。今以殿本考证“正予乐”(卷三)、“朕且权”(卷四)两条核之，所称宋本皆与此合，知所据即此本矣。积余藏书至富，而珍此残本，是所谓阅千剑而知剑者。宣统五年三月，嘉兴沈曾植记。再如“经典考证八卷”条，不惟其著录版本为“道光间游道堂刻本”，可补《文禄堂访书记》中仅言“许印林校原刻本”之不足。其所录许瀚之跋文，亦可补《文禄堂访书记》中之阙字。又如“新刊真楷大字全号指绅便览”条所录兴化李详题诗四首，虽已见诸《李审言文集》中，然字句颇有歧异，如第一首： “广招重反旧藏书，新市平林过眼虚。不与苌宏同化碧，固应值得百车渠。”末句“百车渠”《文集》本作“白车渠”。“车渠”即砗磲，盖喻书之价值甚高。审言熟精诗学，尝有《杜诗证选》之作，此句即系化用杜甫《谒文公上方》“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句，故《记》中所录可正《文集》作“白”之误。又“元包经传五卷元包数总义二卷”条，录存陈乃干之跋，未见于《陈乃乾文集》，不惟可补其不足。且可与《文集》中所收之文对勘，明了陈氏之真实态度，并藉以知晓陈氏谙习人情、通晓世故之状，知人论世，得此最足为证。《藏书记》所录跋云：
此明仿宋本《元包经传》五卷、《元包数总义》二卷，南陵徐氏积学斋臧书也。癸亥五月，书友罗经之携示宋刻大字本，遂校改于此本上。宋本亦八行十六字，唯不若此本之整齐。避讳至“慎”字止，“玄”作“元”、“恒”作“常”，“霆”字避顺祖嫌名，作“霆”。凡宋刻讹字，此本悉已改正。欲求以宋刻正此本之讹者甚少，见宋刻，益知此本之善，质之随庵先生以为然否？海宁陈乃乾。
此条可与《陈乃乾文集·序跋》中“宋刻《元包经传》跋”对读，该条云：
《元包经传》五卷、《元包数(志)【总】义》二卷，南宋刻本。避讳“玄”、“慎”字止。“玄”作“元”、“恒”作“常”，“霆”避顺祖嫌名作，作“霆”。明刻源出于此，故行款相同。开卷杨揖序“莅官之三日”，明刻讹“官”为“宫”。张浇跋“得同年张公文浇所为数义”，明刻讹“数”为“疏”。他如“牙”即“互”字，明刻误改为“妄”；“(四正寸)”与“刚”同(见李江注)，而明刻改正之“(四正寸)”字为“刚”。凡此皆是以正明刻之讹者。癸亥五月获征此书，与明刻互勘一过，为书其后，以志眼福。”《藏书记》中所收之跋，作于陈氏坐馆积学斋之际，故于东家之物称道备至，以为“见宋刻，益知此本之善”。而陈氏鉴别，实系祖传青葙之业，自可分别积余藏本之良窳，故读其辞馆之后发表之跋文，方可知晓其真实见解。
《藏书记》中，复存在同书收存数条款目之情形。如《镡津文集》，《藏书记》中即收有两条款目，一为“镡津文集十九卷”条：
藤州镡津东山沙门契嵩撰。明支那本，万历丙午刊。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双边。首有熙宁八年陈舜俞所撰《行业记》。契嵩，姓李氏，字仲灵，藤州镡津人。庆历间居杭州灵隐寺，仁宗赐号明教大师。《四库》【著】录，凡文十九卷、诗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赞、诗、题、疏一卷。此本只文十九卷，盖诗未合刊耳。一为“镡津文集二十卷”条：
宋藤州镡津东山沙门契嵩撰。集分原教、广原教、孝论、皇极论、中庸解、问兵、问霸、论人品、非韩三十篇并书、记、志等。前有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每卷附音释。明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经房孟洪宇印行。梵夹本。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两者相较，则不惟有助于此书版本之鉴别，且可知其卷次分合之详情。凡此诸般，《记》中所录，正复不少，皆可有助于辑佚、校勘及鉴定，其文献价值不需赘言。
总而言之，积余一生事业固足称道，而其心血所关之藏书，尤足表彰《积学斋藏书记》及《续记》所录，正系当日积余朝夕摩挲之珍本秘籍之实录，得此一编，不惟可见积学斋旧日风光，亦可从中窥见积余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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