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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驾崩前安排的“四大臣辅政”和咸丰驾崩前安排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没有根本区别，它们都是：皇权（并非皇帝本身而属后宫势力）与满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当然，有人会说有皇族呀，主要是看谁做主、谁威胁大，因此，皇权与满贵族权力斗争并无不对。在本质相同的基础上，有两大不同：
（1）清初皇权不稳贵族势力颇大，皇权只能依靠部分贵族势力打击嚣张贵族，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视之为“掌握兵权”的权臣与皇权的斗争；晚清的贵族势力已经不能控制兵权，对于“不掌兵权”的权臣只能依靠汉族地方武装
为抑制满贵族（八旗）势力，顺治皇帝“复活”明朝的“巡按制度”，重用汉人官员削弱贵族权力。
鳌拜 索尼 遏必隆 苏克萨哈
最终，顺治亡故后，康熙年幼“辅政四大臣”掌权，乃是贵族权力占据上风。在此情况下，孝庄利用“四大臣”间的不合拉一部分打一部分，直到康熙亲征。
康熙也争气，皇权逐渐稳固，又经过雍正“铁腕”，皇权终于压制住了贵族权力。
（2）顺治康熙时期，清朝处于上升期，面对巨大的汉人势力，虽然皇权与满贵族间有斗争，但总体上依靠“汉八旗”，皇权和大部分贵族仍然比较团结和上进。同治光绪时期，清朝已经进入朝代末期，大部分“八旗子弟”已经腐朽没落、已经被“儒家化”，只能依靠汉地方武装
儒家化后的满人既失去了祖先的勇武，又沾染了我们汉人在朝代末期的通病——腐化堕落，更有了一种“爷”文化——表面强梁，为了个人面子儿可以什么都不管。那么，前者的腐化堕落是主体。既然如此，如果想腐化堕落那就需要听从皇权的。
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慈禧作为后宫势力完全有资格代替皇帝。只要皇帝不亲政，慈禧就可以永葆权力。这也是为何她喜欢让“小皇帝”出现的原因。
相反，“八大臣”时期的满贵族势力，因为“八旗”已经腐化、对皇权倚重化，其权力早已经被皇权削掉，大部分人不敢“以小反上”，清初的那种“旗主老爷”一声令下敢造反的情景已经早没了。
所以，八大臣只能依靠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地方武装逐步控制军队，与两宫一王对抗。
慈禧、奕䜣等人则依靠传统“忠君”思想，利用汉地方武装间对于“荣华富贵”地希望心里各个击破，从而汉地方武装也无法形成合力。
如此，“八大臣”轻易地被慈禧、奕䜣等人消灭。而“四大臣”被消灭的历程要更负责、皇权更危险一些。
坐古谈今
向敬之
同治赞襄政务八大臣，可视为辅政大臣的另一种表述，同样是辅政幼主的重臣。
但是，它与康熙辅政四大臣，有着鲜明的区别：
1.成员组成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除遏必隆有太祖第四女穆库什所生的裙带关系外，四辅臣主要以上三旗内大臣的资格入选，并无宗室成员参与。而同治赞襄政务八大臣，御前大臣四人，皆为宗室成员，载垣为怡亲王，端华为郑亲王，景寿为道光女婿，肃顺为端华之弟。
2.民族和旗属成分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都是满洲上三旗的勋贵。同治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景寿、穆荫隶属上三旗，端华、肃顺兄弟为满洲镶蓝旗，而匡渊、杜翰、焦佑瀛为汉臣。
3.决策权限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共同商议国事后，报孝庄太后批准。同治赞襄政务八大臣，代行皇权，强横逼主，使慈安皇太后与同治帝钤印代朱批权形同虚设。
4.内部团结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以两黄旗三人加正白旗一人组成，相互排挤打压，出现了鳌拜矫诏处死苏克萨哈之事。而在两黄旗内部，鳌拜与索尼也缠斗不休，索尼孙女被选为皇后，鳌拜极力阻扰。而同治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昏聩无能”，都对排名第四的肃顺马首是瞻。
5.权臣出现时间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中的权臣鳌拜，于康熙六年首辅索尼死后，威福自专；而肃顺颇具才干和远见，在咸丰朝历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和署领侍卫内大臣，曾在咸丰八九年间，胁迫处死原任大学士、宗亲耆英，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
6.满汉政见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集体崇满抑汉，贬抑汉臣；而肃顺主政，打压满臣，重视汉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使之掌握兵权，推行以汉制汉策略。
7.存在时间和结束方式不同。康熙辅政四大臣于顺治十八年正月至康熙八年五月存在，持续八年零五月，以鳌拜被圈禁结束，而索尼早逝，苏克萨哈内讧而死，遏必隆被革职后又复出。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仅存在两月，肃顺被杀，载垣、端华被勒令自尽，其他五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