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中长期趋势，这种变化将对中国的物价的形成以及走势形成很大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开放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对影响通胀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系统规范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货币扩张、通胀预期对我国通胀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除了继续加强货币政策调控之外，还需要其它政策的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才能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
作者简介:耿强，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博士后，210093；付文林，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210093；傅坦，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生，210093。
JEL: E310
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这种趋势对中国的物价上升有多大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对影响通胀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系统规范的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就业的变化对通胀的可能作用。
一、文献回顾
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NKPC）模型成为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的主要理论基础，NKPC主要建立在Taylor（1979，1980）、Rotemberg (1982)以及Calvo（1983）等模型基础之上，描述当期通胀率与预期通胀以及实际边际成本之间的动态过程，Roberts (1995)对这类模型的微观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展示了不同的价格刚性模型。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不同的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强调通货膨胀过程具有前瞻性，当前通胀是预期通货膨胀的函数。随后的经验数据显示通胀与其滞后值的相关关系也很明显，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了混合型NKPC，这类模型一方面保留了前面模型中关于理性预期和粘性价格的假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纯前瞻性模型不能很好拟和经验数据的缺陷。Batinia等（2005）开始考虑一国进口商品价格对国内厂商成本的影响，将世界通胀对本国通胀的影响纳入通货膨胀动态方程中，进一步将NKPC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环境。
关于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内相关文献有很多，但他们主要以传统通胀率动态方程为理论基础，而基于现代短期通胀动态和NKPC框架的研究相对较少。王少平、涂正革和李子奈（2001）开始重视NKPC框架的重要性，利用中国的数据对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协整分析和检验，发现我国的通胀、劳动生产力成本（工资）、需求和进口等4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但是我国的通胀和劳动生产力成本之间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我国的通胀、劳动生产力成本和需求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曾利飞、徐剑刚和唐国兴（2006）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开放经济下中国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结果表明，使用混合成本作为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具有显著性，影响我国通货膨胀主要是资本成本与进口中间品成本。钱行（2006）的实证结果表明，各国物价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他还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通货膨胀的跨国传导路径，发现消费品和原材料价格传导路径非常通畅。以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行为主义的信息粘性模型为理论基础，李彬和刘凤良（2007）对中国季度数据的SVAR分析显示，货币政策的通胀效果是滞后的，而且通货膨胀表现出惯性特征。耿强等（2009）将人民币有效汇率引入NKPC模型，认为前瞻性预期对中国通胀具有主导性影响，而人民币有效汇率对通胀的传递作用相对很微弱。
笔者通过对Batinia等（2005）的模型进行拓展，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运用GMM方法对开放条件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重点研究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对物价上涨的具体影响。
二、拓展的开放NKPC模型
以Rotemberg（1982）的最优定价模型为基础，Batinia等（2005）进一步考虑了雇佣调整成本对通胀动态的影响，建立了包含就业变化及其预期在内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但他只是从厂商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竞争程度对均衡加成的影响，而没有考虑人们的需求对企业加成能力及其最优定价的作用，考虑到企业最优定价应该是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共同决定的，因此本文对Batinia模型进行拓展，进一步从需求角度分析均衡加成的影响因素，进而将实际货币余额等影响需求的因素纳入到通货膨胀动态模型之中。
Rotemberg（1982）认为企业定价的变化会带来固定成本（菜单成本等）并影响企业的声誉，因而价格的改变是有成本的。Batinia等对此进行了拓展，他认为企业雇佣量的变化也会带来成本，即存在雇佣调整成本，所以企业最优定价的目标函数为：
用对象及其流向。
另外，可以看到原油价格变化和国际平均物价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伴随着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升，外部冲击对我国物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原油价格变化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当显著，系数达到0.3-0.47之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每提高1％，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0.3个百分点。长期以来，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形成“世界工厂”地位，中低端劳动力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在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将成为常态，这一趋势必然给我国的物价带来中长期上涨压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过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我国物价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不同，中国的通胀越来越多的显示出成本推动型特征，工资-成本螺旋上升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通胀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伴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人口结构逐步趋于老龄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而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以及收入工资比都将不断上升，这些都对中国的物价上涨存在持续压力。在相应的政策调控中，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可能是不够的，一方面应尽快加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通过对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让农民永久性的在城市定居，进一步挖掘第一代人口红利的潜力；另一方面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将增长更多依赖到创新和技术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１］ 耿强，张永杰，朱牡丹．中国的通胀、通胀预期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开发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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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李彬，刘凤良．我国通货膨胀动态和货币政策效果的行为宏观解释［Ｊ］．管理世界，2007，(3)：23-3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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