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優秀的教育家燦若星河，僅大學校長而言，蔡元培、馬相伯、梅貽琦、郭秉文、羅家倫、張壽鏞、蔣夢麟、任鴻雋、張伯苓、司徒雷登、竺可楨、茅以升、唐文治、薩本棟、陳裕光、吳貽芳……這個名單可以很長很長。1949年，知識分子海峽相隔，大批優秀教育家去了臺灣。用蕭公權的話說，留下的都是些看不清的二流貨色，或者想謀得一官半職的投機分子。這當然不是大學衰敗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還是大環境完全變了。之後的三十年，臺灣的大學陸續覆校或崛起，大陸的大學卻一片死寂——真的是死亡和寂靜。直到八十年代，長期的壓抑終於爆發，社會環境空前寬鬆，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大學校長。這批優秀的大學校長，恢復或重建了大學精神，讓大學更像大學，甚至可以說為大學重新注入了靈魂，他們因此被一些大學稱為“大學之父”。這批校長大都在民國時期完成大學學業，對正常的大學有充分的瞭解，因此可以說接續了民國傳統。這批校長有些收場慘淡，但卻永遠被懷念。
朱九思 華中工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前身）原副院長、院長
朱九思於1916年2月生，武漢大學肄業，1953年—1984年，任原華中工學院副院長、院長、院長兼黨委書記。在華科大，朱九思被人稱為“華工之父”。朱九思卻稱，他在華科大其實只幹了兩件半事。一是採取超常規的辦法廣攬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發展新思路，“走綜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學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樹造林。”
華中工學院在文革之前，在全國範圍內並不為太多人所知。文革中，很多教授被當做牛鬼蛇神，靠邊站，關牛棚。1972—1979年，朱九思頂住壓力，不惜一遍遍修改黑檔案，共調入教師625名，分別來自20多個省市500個單位，許多被壓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學的知識分子，在這裡受到信任和重用。他們進入華工以後，華工的教學水平和科研學術能力很快提升，文革結束後，華工迅速躋身全國一流名校之列。在剛剛恢復高考那幾年，大學裡重理輕文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僅工科學生輕視人文學習，連老師們都不太重視這方面。而朱九思卻一直有個信念，要培養工科學生的人文情懷。正式提出要把華中工學院辦成綜合性大學。
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原校長章開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
華中師範大學原校長。他獨闢蹊徑，在辛亥革命史、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諸多學術領域均有開創性貢獻，著述宏富。他從事教育工作65年，並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6年，育人無數，華中師大的學子們非常擁戴他，特別喜愛聽他的報告。
章開沅在報告中談到知識分子要善於獨立思考，大學應該培育優良的學風，良好的大學學風應該引導社會世風，而不是受其影響和汙染。他講到教師節，省委某副書記、某副省長、省教育廳領導及其各路媒體去他家慰問、採訪，被他拒之門外。他說，尊師不是面子工程，而應該做實事。對於大學，他反覆強調“兩個迴歸”，一是要回歸大學本位；一是要回歸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學管的像一個行政機關，完全是行政命令的。
他認為自己當校長堅持了一個學人應有的品行。敢於談與領導不同的意見，有的會不去開，有的事不去做。如有些動員報告，如果不同意領導的意見，絕不給學生做動員，不能欺騙學生。他甚至覺得目前教育系統陋習太多，特別反感用剛性指標評價學校與老師，認為這不符合教育的規律，是將複雜的教育問題簡單化。但這一點誰要是堅持鬥爭的話，就可能成為“國民公敵”，也會損害到學校的整體利益。這是他的痛苦所在，如果犧牲華中師範大學的集體利益來成就他個人的功名和品格是他不願意接受的。因此，為了學校大局，他選擇屈服，選擇讓個人承受某種恥辱，某種心靈的折磨。
2002年，章開沅被學校聘為資深教授，這個待遇能夠享受包括每年十萬元的津貼福利，但隨後的三年，章開沅先生四度提出辭去資深教授，且言辭懇切地表示“榮譽可以終身，待遇應該退休”，最終，學校決定同意他的請辭，章開沅也因此成為我國人文社科界辭去資深教授的第一人。
丁石孫 北京大學原校長丁石孫，數學家，數學教育家。
194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數學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學校長、教授。在北京大學的40多年中，丁石孫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教學上，先後教過20多門課。最小的課是用兩個小時給圖書館系的學生講現代數學的分類，大課則有為數學系200多學生講1年的高等代數。教學方式由淺入深，給學生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石。
他認為教學對於開拓教員的知識面很重要。每教一門新課都會感到壓力，邊教邊學，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即使有的課程重複地教也會加深對於知識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學贏得了所有學生由衷的尊敬與愛戴。
在管理學校上，他強調從嚴治校，但希望能給學生營造寬鬆的成長環境。“個人需要自由發展，老師也需要自由發展。我覺得校長並沒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辦法是創造條件讓大家能夠自由發展。”他後來如此回憶當時的治校理念。
丁石孫的電話號碼在北大是公開的。有學生覺得食堂太難吃，直接打電話向他投訴，他立刻進行食堂改革，引進競爭機制，讓飯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現在北大食堂的質量。除此之外，他還常讓王義遒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學生的需求和意見，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學生對話。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週固定和一些學生見面交流。這些學生思維活躍，關心國內國際大事，雙方常就學校改革平等交換意見。他的開明，深受學生的喜愛。
丁石孫拒收毛新寧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樂道。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畢業，其母、毛澤東的兒媳邵華曾找到北大校長丁石孫，說“咱家三代都屬於北大”。而丁石孫卻說，“無此必然性啊”。邵華說，“新宇就該上北大”。丁石孫又言，“北大校風自由，同學好動，我擔心他進來無法保障安全”。無奈之下，毛新宇最終只能屈尊就讀了人大歷史系。
如今年逾八旬的丁石孫說，“我是一個像空氣一樣自由的人，妨礙我心靈自由的時候，絕不妥協。”
江平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
江平1930年生。 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後回國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曆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成立，校長由司法部長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學的副校長，主持校務。他不僅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也是整個法學界的精神符號，被稱為“中國法學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務期間開創了極為寬鬆、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傳統。江平時代首創了法大學生選老師的自由選課傳統。由於是專門的學校，法大同一教研室的老師比較堵多，幾位老師同時開課，任由學生選擇。學生的選擇給老師也帶來壓力，努力提高教學水平。那個時代的學生說：“與其說我們當時在法大學到了什麼知識，不如說我們從來沒有被強迫灌輸意識形態的教條。”江平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期間，發揚民主，按期召開的學生對話會，帶領同事與學生展開對話，並積極回應學生的合理訴求。
江平愛護學生的事例不勝枚舉。27年前的那件事發生以後，很多學校的學生檔案裡被塞上黑材料，一生不得翻身，而法大的畢業生檔案裡，一份這樣的材料都沒有。江平雖然只在1988到1990年間擔任了兩年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但卻被法大人稱為“永遠的校長”。
江平卸任校長以後，為中國的法治建設奔走呼號，以其“只向真理低頭”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中國政法大學60年校慶上的演講中指出，中國政法大學儘管成立六十年，但作為一所大學應有的精神基礎還很欠缺，法大的校風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傳統更有待於完善。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才是大學的靈魂，沒有人格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大學就沒有靈魂。在此基礎上，江平重提大學去行政化問題，並呼籲公開討論大學究竟應該實行校長負責制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問題。江平先生的發言，讓有關方面極為不滿，慶典剛剛結束，教育部領導就把現任校長找去談話，這恐怕在新中國教育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劉道玉 武漢大學原校長
劉道玉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漢大學校長，是上世紀80年代的教改風雲人物。“四人幫”被粉碎後，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擔任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主抓高等教育的撥亂反正。在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期間，他作為座談會的組織者之一，曾建議來自武漢大學的代表查全性當面向鄧小平建言，廢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學推薦制，從而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復，是全國改革的先聲。就是在這種春潮湧動的關口，以身體不適為由辭卻教育部一切職務的劉道玉，回到了武漢大學，旋即被任命為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1981年，他48歲，被任命為武漢大學的校長，成為當時中國重點大學當中最年輕、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氣的校長。他上任不久，就大刀闊斧，從教育體制入手，進而對教學內容到管理體制進行全面改革：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推行新制度的時候，他從不向上頭打報告，堅持認為這些都是校長的職責和權力。這一系列現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於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開，擴散全國，武大也被稱為高校戰線上的「深圳」。
改革是劉道玉一生的關鍵詞，際遇、世故、權力甚至歲月都無法從他身上奪走對教育改革的執著。
1988年，劉道玉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免去武漢大學校長之職，原因眾說紛紜。在很長一段時間，武大校長的名冊裡甚至沒有劉道玉的名字，校報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幾乎每一個武大學生都認為，劉道玉校長是這所學校的精神力量，是他們「永遠的校長」。
這個名單還可以很長，如復旦大學的謝希德校長，深圳大學的羅校長，中國科技大學的方副校長等。
當然，我們盤點這些好校長，是希望湧現出一批好校長。我們也希望能盤點一下當代最差的校長，也歡迎各位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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