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优秀的教育家灿若星河，仅大学校长而言，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郭秉文、罗家伦、张寿镛、蒋梦麟、任鸿隽、张伯苓、司徒雷登、竺可桢、茅以升、唐文治、萨本栋、陈裕光、吴贻芳……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1949年，知识分子海峡相隔，大批优秀教育家去了台湾。用萧公权的话说，留下的都是些看不清的二流货色，或者想谋得一官半职的投机分子。这当然不是大学衰败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大环境完全变了。之后的三十年，台湾的大学陆续复校或崛起，大陆的大学却一片死寂——真的是死亡和寂静。直到八十年代，长期的压抑终于爆发，社会环境空前宽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校长。这批优秀的大学校长，恢复或重建了大学精神，让大学更像大学，甚至可以说为大学重新注入了灵魂，他们因此被一些大学称为“大学之父”。这批校长大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大学学业，对正常的大学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可以说接续了民国传统。这批校长有些收场惨淡，但却永远被怀念。
朱九思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原副院长、院长
朱九思于1916年2月生，武汉大学肄业，1953年—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华科大，朱九思被人称为“华工之父”。朱九思却称，他在华科大其实只干了两件半事。一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华中工学院在文革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文革中，很多教授被当做牛鬼蛇神，靠边站，关牛棚。1972—1979年，朱九思顶住压力，不惜一遍遍修改黑档案，共调入教师625名，分别来自20多个省市500个单位，许多被压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进入华工以后，华工的教学水平和科研学术能力很快提升，文革结束后，华工迅速跻身全国一流名校之列。在刚刚恢复高考那几年，大学里重理轻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工科学生轻视人文学习，连老师们都不太重视这方面。而朱九思却一直有个信念，要培养工科学生的人文情怀。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他独辟蹊径，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著述宏富。他从事教育工作65年，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6年，育人无数，华中师大的学子们非常拥戴他，特别喜爱听他的报告。
章开沅在报告中谈到知识分子要善于独立思考，大学应该培育优良的学风，良好的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他讲到教师节，省委某副书记、某副省长、省教育厅领导及其各路媒体去他家慰问、采访，被他拒之门外。他说，尊师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做实事。对于大学，他反复强调“两个回归”，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学管的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
他认为自己当校长坚持了一个学人应有的品行。敢于谈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的会不去开，有的事不去做。如有些动员报告，如果不同意领导的意见，绝不给学生做动员，不能欺骗学生。他甚至觉得目前教育系统陋习太多，特别反感用刚性指标评价学校与老师，认为这不符合教育的规律，是将复杂的教育问题简单化。但这一点谁要是坚持斗争的话，就可能成为“国民公敌”，也会损害到学校的整体利益。这是他的痛苦所在，如果牺牲华中师范大学的集体利益来成就他个人的功名和品格是他不愿意接受的。因此，为了学校大局，他选择屈服，选择让个人承受某种耻辱，某种心灵的折磨。
2002年，章开沅被学校聘为资深教授，这个待遇能够享受包括每年十万元的津贴福利，但随后的三年，章开沅先生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且言辞恳切地表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最终，学校决定同意他的请辞，章开沅也因此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丁石孙 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数学家，数学教育家。
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校长、教授。在北京大学的40多年中，丁石孙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教学上，先后教过20多门课。最小的课是用两个小时给图书馆系的学生讲现代数学的分类，大课则有为数学系200多学生讲1年的高等代数。教学方式由浅入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石。
他认为教学对于开拓教员的知识面很重要。每教一门新课都会感到压力，边教边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即使有的课程重复地教也会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学赢得了所有学生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在管理学校上，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在北大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向他投诉，他立刻进行食堂改革，引进竞争机制，让饭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现在北大食堂的质量。除此之外，他还常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他的开明，深受学生的喜爱。
丁石孙拒收毛新宁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毛泽东的儿媳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
如今年逾八旬的丁石孙说，“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江平1930年生。 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后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校长由司法部长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校务。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法学界的精神符号，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务期间开创了极为宽松、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传统。江平时代首创了法大学生选老师的自由选课传统。由于是专门的学校，法大同一教研室的老师比较堵多，几位老师同时开课，任由学生选择。学生的选择给老师也带来压力，努力提高教学水平。那个时代的学生说：“与其说我们当时在法大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灌输意识形态的教条。”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期间，发扬民主，按期召开的学生对话会，带领同事与学生展开对话，并积极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
江平爱护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27年前的那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学校的学生档案里被塞上黑材料，一生不得翻身，而法大的毕业生档案里，一份这样的材料都没有。江平虽然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却被法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
江平卸任校长以后，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奔走呼号，以其“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60年校庆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政法大学尽管成立六十年，但作为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基础还很欠缺，法大的校风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传统更有待于完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才是大学的灵魂，没有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就没有灵魂。在此基础上，江平重提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并呼吁公开讨论大学究竟应该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问题。江平先生的发言，让有关方面极为不满，庆典刚刚结束，教育部领导就把现任校长找去谈话，这恐怕在新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刘道玉 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是上世纪80年代的教改风云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曾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1年，他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校长。他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
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几乎每一个武大学生都认为，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这个名单还可以很长，如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校长，深圳大学的罗校长，中国科技大学的方副校长等。
当然，我们盘点这些好校长，是希望涌现出一批好校长。我们也希望能盘点一下当代最差的校长，也欢迎各位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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