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全
中國社會科學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
內容提要：本文使用第三次工業普查的75萬家企業數據，通過估計四個行業112個產業的生產函數，研究製造業的集聚經濟特徵、產業最優集聚規模及集聚水平的內生性問題。結果表明：集聚經濟的存在形式為市級範圍的本地化經濟，省級範圍的城市化經濟雖然存在，但實際影響很小；企業層面規模報酬遞減說明集聚經濟更可能來源於城市經濟理論所強調的技術外部性；隨著集聚規模的上升，集聚經濟呈先升後降的“倒U型”變化，各產業存在一個集聚效應最大化的最優集聚規模，但實際集聚規模普遍遠小於最優集聚規模；與最優集聚規模相對應，以指數衡量的產業集聚水平也具有內生性。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產業集聚趨勢日益明顯，經濟活動不斷向東部沿海地區和中心城市集中。1978-至2007年，東部10省市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國的比重從44.5%增長到55.3%，各省市區工業增加值在全國所佔比重的變異係數從0.886上升到1.027。產業集聚是產業佈局的表現，實質上就是資源配置的結果，對生產率、經濟增長等都有顯著影響和促進作用，這就是集聚經濟。集聚經濟的概念最早由韋伯提出，與資源稟賦、空間轉移成本一同被看成區域經濟的“三個基石”（Hoover，1948）。現代區域經濟理論和空間經濟學研究表明，集聚經濟是決定產業佈局的核心力量，產業的集聚經濟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佈局特徵（Henderson, 1988），同時集聚經濟也為城市的形成與城鎮體系的演化提供瞭解釋（Henderson, 1974; Fujita et al., 1999; Glaeser & Gottlieb, 2009）。但是，當前理論與實證研究，對集聚經濟來源與集聚經濟存在形式這兩個基本問題未達成共識。
目前理論上關於產業集聚機制與集聚經濟來源的研究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條是城市經濟理論從外部性出發的相關研究，外部性引起的總報酬遞增導致集聚，而擁擠和土地成本等因素促使生產分散，最優集聚規模是兩方面力量相互作用實現平衡的結果。亨德森（Henderson, 1974; 1977; 1988）最先將這一思想模型化，在他的模型中向心力來自專業化集聚的外部性。第二條路徑是Krugman等（Krugman，1991；Venables，1996）所開創的新經濟地理（NEG）理論研究，他們在內部規模報酬遞增假設的基礎上，基於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研究規模報酬、產品差異化和運輸成本對產業區位的影響，強調了企業在利用規模報酬與節約運輸成本之間的平衡，以及在此過程中的產業集聚趨勢和經濟效應。城市經濟理論下集聚經濟主要源於技術外部性，而新經濟地理理論下則是源於貨幣外部性。
集聚經濟的實證研究需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集聚經濟的存在性、存在形式和集聚經濟的強度。爭論的核心是集聚經濟的存在形式，即集聚經濟存在於多大的產業範圍與空間範圍內。按照通常的劃分，也就是集聚經濟表現為本地化經濟還是城市化經濟。對兩類集聚經濟形式相對重要性的判斷也就是對集聚經濟本質和來源的不同看法，決定了專業化和多樣化在資源配置、生產分工中的不同作用。亨德森等人（Nakamura., 1985; Black & Henderson, 1999; Henderson, 2003）主要強調本地化經濟的作用，而格萊瑟等人（Glaeser et al., 1992; Glaeser & Mare, 2001; Kanemoto et al., 1996）則著重強調城市化經濟的作用。
近年，對中國的實證研究開始興起，但多是在宏觀層面進行。白重恩等（2004）、金煜等（2006）、陳良文等（2006）等使用了省級兩位數產業數據，李金灩等、宋德勇（2008）、劉修巖等、殷醒民（2009）、劉修巖（2009）等用的則是不分產業的城市數據。但是，利用這些數據可能存在產業加總水平或地理單元選擇過大的得問題。在產業維度，兩位數標準產業分類很寬，許多聯繫不緊密的三位數、四位數產業被放在一起，即使空間相鄰，這些產業之間也難以存在溢出效應。在空間維度，中國的省域範圍很大，而溢出通常被認為只存在於相對較小的地域範圍內。因此，數據選擇本身就可能導致結論的系統性偏差（劉長全，2007）。傅十和、洪俊傑等（2008）首次使用了大規模的微觀企業數據，但仍沒有區分行業，而是按照城市規模和企業規模分層估計，他們的結論更多支持本地化經濟的作用。
工業化與城鎮化是中國需要實現的兩大轉變，也是當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基本力量，這兩個過程顯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集聚經濟的影響。因為只有與產業的集聚經濟特徵相協調的產業佈局才可能是合理有效的，合理的城鎮化道路與有效的城鎮體系也一定要與產業結構及其集聚經濟特徵相協調。如果本地化經濟存在，那麼市場因素將會促使專業化集聚和專業化城市出現，如果城市化經濟存在，那麼形成的將是多樣化集聚及多樣化程度高的城市。為深化對集聚經濟的認識，本文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1）使用1995年工業普查的75萬家微觀企業數據，估計機械、紡織、電子、輕工四個行業112個產業的生產函數，通過引入多層次的集聚因子，分析集聚經濟存在的產業範圍和空間範圍，這是對集聚經濟存在形式的全面認識；（2）分析集聚經濟在集聚規模上升過程中先增後減的“倒U型”曲線變化特徵，以進一步探討集聚有效性和最優集聚規模問題，這是現有研究最薄弱的地方，卻也是產業佈局與城鎮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問題；（3）通過對企業層面規模報酬的分析，檢驗集聚經濟不同理論的理論基礎，識別集聚經濟的來源。
本文第二部分首先給出一般性的實證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對數據與指標做了進一步的說明；第四部分通過對微觀層面企業生產函數的估計檢驗了集聚經濟的存在性與存在形式，並對集聚經濟的來源做出判斷；第五部分理論分析並實證檢驗了集聚經濟先升後降的“倒U型”變化特徵，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實際集聚規模與最優集聚規模的偏離情況，驗證了產業集聚水平的內生性問題。
二、分析框架
雖然對集聚經濟的來源與存在形式有爭議，但不妨礙我們採用一般的形式表述集聚經濟。由於其本質上是一種外部性，在微觀層面，集聚經濟的存在意味著企業的產出不僅是一般投入的函數，同時還受到集聚因素，如其所在地區相關產業的規模或整個經濟的規模等的影響。假設集聚因素表現為希克斯中性的移動因子，那麼企業產出為：
對112個產業的生產函數做OLS估計，各系數的正負與顯著性構成見圖1，從中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結論：
1.市級範圍存在本地化經濟
在市級範圍內，反映專業化集聚規模的因子C3的係數中有82個大於零，佔到產業總數73%。在10%水平顯著大於零的產業有59個，佔到產業總數的一半以上，在1%水平顯著大於零的產業也有42個，佔到產業總數的1/3以上。反映多樣化集聚規模的因子CI的係數中有72個大於零，但在10%水平上顯著大於零的只有29個，不足30%，另有19個產業在10%水平上顯著小於零。綜合來看，市級範圍內專業化集聚的經濟影響更明顯。
2. 省級範圍存在城市化經濟
在省級範圍內，反映多樣化集聚規模的因子PI的係數中有86個大於零，其中61在10%水平上顯著，37在1%水平上顯著。而反映專業化集聚規模的因子P3的係數中只有56個大於零，恰好佔產業總數的一半，在10%水平上顯著大於零和顯著小於零的產業分別有30個和26個。這表明省級範圍內多樣化集聚對企業生產率具有更加明確的促進作用。
3. 省市兩級按兩位數測算的產業集聚沒有確定的經濟影響
C2的係數大於零的產業有63個，在10%水平顯著大於零和顯著小於零的產業分別只有34個和22個。P2的係數中有57個大於零，只有27個在10%水平上顯著，另有30個在10%水平上顯著小於零。因此，省市兩級兩位數產業的規模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均是不確定的。由於國內現有大多數有關產業集聚和集聚經濟的研究都基於兩位數的產業分類，因而結論都將值得商榷。
前提相悖。第二，本地化經濟為主的集聚經濟特徵與新經濟地理的理論內涵不一致，因為新經濟地理理論框架下的產業集聚必然是一種多樣化的集聚，集聚經濟必然來源於多樣化的集聚。
再次，隨著集聚規模的上升，市級範圍的本地化經濟呈先升後降的“倒U型”變化。與之相應，各產業分佈存在一個集聚效應最大化的最優集聚規模。實際集聚規模與最優集聚規模的比較表明，實際集聚規模普遍遠小於最優集聚規模。即使在產業分佈最集中的地區，實際規模超過最優集聚規模也不普遍，最優集聚規模因而具有某種臨界值的性質，可以將其理解為有效集聚規模對地區產業規模的一種約束。
最後，與最優集聚規模相對應，以指數衡量的產業集聚水平也具有內生性。因此，不論集聚水平高低，只要與內生的最優集聚水平相趨近，產業集聚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作用就都是最大化的。實際集聚水平與最優集聚水平的偏離受到集聚經濟強度、市場分散程度與產品流動成本、要素流動性等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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