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去美國治癌症？

中國人為什麼去美國治癌症？一線城市至少兩套房產、百萬支出打底......

晨霧 / 轉帖

來源：稜鏡（ID：lengjing_qqfinance）

2015年5月，剛剛50歲的楊濤第一次確診前列腺癌時，已經是晚期——四期。在北上廣各大腫瘤專科求診，並經歷了質子重離子放療、多個化療療程後，仍復發。

“我問醫生還有什麼方案。”楊濤稱，“醫生說，不能連續放療，也不能手術。突然一下子，感覺前面就沒路了。”這讓在生意場上如魚得水、在家裡“一言九鼎”的小企業主楊濤無法接受。

楊濤的兒子為他推薦了另外一種可能。

通過醫療中介的介紹，幾個月後，不會說英文的楊濤夫婦來到位於美國南部港口城市休斯頓地區的安德森癌症中心，自費治療癌症。美國醫生告知楊濤，腫瘤已侵犯膀胱、直腸和肛門等多處，手術費用將達到20餘萬美元（約合133萬元人民幣）。

術後的楊濤撩開衣角，露出腹部兩側的造瘻口，分別用於排便和排尿，

國內醫療供需關係不平衡、對先進藥物和醫療技術的需求增強，以及相關醫療服務產業鏈的完善，讓海外就醫不再是超級富豪的特權。2011年，蔡強與合夥人剛成立跨境醫療中介時，一個月沒有一個客戶。現如今，一年服務的中國客戶達到千餘名，赴美就醫客戶中多為癌症患者。近些年，出國治癌群體更為多元，但仍以富裕群體為主。北上廣深至少有兩處房產，幾乎是出國治療人群的標配。而三甲醫院資源少、消息相對閉塞的二三線城市的小企業主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和前幾年不同，越來越多的中國患者在處於癌症早期或中期時，就開始諮詢出國就醫，讓蔡強看到跨境醫療行業的增長潛力。

同樣看到潛力的還有海外的醫療機構。丹娜法伯腫瘤醫院乳腺腫瘤中心主任Eric Winer對記者表示，中國患者在該院國際患者中增長最快，比例約佔三分之一，幾乎和中東患者等量。醫院已經專門配備中文翻譯，協助患者與醫生溝通病情。易觀分析顯示，2017年中國海外醫療服務市場規模達到10億元人民幣，並預計未來3-5年仍將維持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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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分析之惑——對手是誰

“我現在呢，一是花錢買命，二是花錢買服務，三是花錢買我自己踏實。”現年69歲的曹女士曾是某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每天要籤閱無數文件的她，在職場上“殺伐決斷”，在家裡也是拿主意的人。但面對高度專業的醫療領域，曾經的女將軍披上鎧甲，卻茫然不知對手是誰。

2016年1月，老伴在陰部發現小瘤子並被診斷為皮膚基底癌後，曹女士陪同老伴在北京進行腫瘤切除以及一年25次的放療。但術後，老伴癌細胞復發。在子女的推薦下，曹女士帶著老伴來到安德森癌症中心尋求新的治療方案。

始建於1941年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是美國癌症治療中的權威機構，近15年來有11年在癌症領域排名世界第一，大部分癌症的5年生存率達80%以上。辦公大樓上的醫院名標識體現醫院抵禦癌症的決心——黑色的英文單詞“癌症”(cancer)上畫上一條鮮紅色的刪除線，遠看似戰士長矛。

初診當天，美國主治大夫稱，根據病理分析，發現腺癌細胞，“是結腸癌皮膚轉移，皮膚病變只是表現形式。”明確診斷後，“女將軍”曹女士踏實了，覺得迄今為止的30多萬美元（約200萬元人民幣）花得值。兒子是北京地產公司高管，自己在望京還有四套房，曹女士決定把抗癌戰爭指揮棒交給她嘴裡所稱的“美國鬼子”。

安德森癌症中心病理科的精準診斷水平，得益於90年代末期開始對病理醫生亞專科化的發展。絕大多數病理醫生，均專注於某一個器官系統，如肺部或胸部。相比之下，受制於資金和管理模式等因素制約，中國病理科人才儲備不足。按原衛生部下發的《病理科建設與管理指南(試行)》規定，每100個床位需配備1-2名病理醫生，病理醫生需求約為10萬人，但直至2017年初，中國註冊的病理醫生剛過十分之一，亞專科化更將是一條漫長的發展之路。

對於罕見病，細分程度更高且具有大量癌細胞病理數據庫的海外癌症中心，也讓中國患者覺得更有安全感。

孟先生正陪同90後的女兒在美治病。一年半以前，女孩查出卵巢腫塊，同年11月，接受單側卵巢切除。三個月複查後，發現癌細胞轉移至肝、脾等其他器官，於是，在最快的時間內，女孩的另外一側卵巢也被切除。術前，曾有女醫生提醒應考慮凍卵，但孟先生一家已無暇顧及。

赴美初診後，美國醫生告知，女孩患的是肉瘤——一種極為罕見的癌症。肉瘤會在身體中游走，恰好前段時間停留在卵巢上。“當著美國醫生的面，我們，夫人、女兒和我，一家人大哭一場，很複雜的感情。”

孟先生指著面前的水壺比劃著說明女兒此後每天需要承受的化療藥劑量，“這種病很頑固，會是場持久戰。”來美治病五個月的孟先生一家已花費20-30萬美元（約合130萬-200萬元人民幣），幾乎把此前一套一線城市投資房的大半收益花費殆盡，“若哪天要去討飯的話，我也肯定去。只要有一線希望，就堅定在美國治。你說我盲目相信也好。我不懷疑，要不然我還能去相信誰。”

離安德森癌症中心不遠的赫曼公園，孟先生已經遇到另一位同樣患上肉瘤的中國患者。他們常常一同交流治療感受，而在國內曾經就診的兩家醫院均沒有肉瘤科室。

（安德森癌症中心內正在會診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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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全局觀——多學科會診

高度專業的醫療領域，讓曾經在各自職業領域叱吒風雲的楊濤、曹女士或是孟先生都陷入“使不上力”的心理體驗：當獲知自己或親人患上癌症的那一刻，彷彿被獨自扔進了一件密室。人會不自覺反省自己曾經做錯了什麼，氣憤、惱怒、傷心和無所適從。基於對癌症有限的認識，很多患者遵循手術、放療、化療“三板斧”的思路依次試過，但一個療程結束之後，又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考慮到個體形成腫瘤的複雜性，“多學科會診（MDT）”的方式應運而生。MDT通過各科室專家組成統一工作組，定期進行會診，共同協商治療方案，再由相關學科單獨或聯合執行。MDT可以避免“醫療彩票”，即病人初診時落在哪個醫生手裡接受什麼治療全看運氣。

美國波士頓丹娜法伯BWHF醫院負責質量控制的首席醫療官、乳腺癌外科醫師Margaret Duggan對記者表示，醫院設有專門的MDT協調員，就像是穿越迷宮的嚮導。MDT協調員會根據患者需求，建議去哪個專科就診。考慮到國際病人初診時間緊張，協調員會爭取在一天之內預約安排內科、整形科等不同科室的醫生。

一旦患者治療方案改變，醫生可通過院內電子病歷，提示其他醫生關注病歷更改。若遇疑難雜症，還會拿到每週一次的腫瘤團隊會議（Tumor Board）討論。屆時，內科、外科、放療、護士、和醫學院學生，均到場觀看相關資料，提供不同角度的治療思考。“不同意見的匯合，讓我們看得更深，也避免錯誤。”Margaret Duggan表示。

楊濤親身體驗了MDT的好處。

“當時，主治醫生說，癌細胞已侵入膀胱、直腸和肛門。換用化療藥只能讓腫瘤縮小且存在風險。外科醫生告訴我，若現在不做，以後還是要做。”楊濤稱，隸屬不同科室的同院醫生，分別與他溝通不同治療方案的利弊，“解釋了兩個小時，說給我一週時間考慮。結果，我第二天就決定要手術。”

讓楊濤感覺尤為便捷的是，主治醫生協調預約不同科室，無需患者挨個掛號。在國內掛號的經歷，曾讓楊濤在病痛折磨之外，徒增苦惱。當時，沒有門路的楊濤夫人凌晨5點排隊掛號，“排了三個小時，突然，跟我們說號沒有了。只能找門口的黃牛，500元掛上特診。問診時間也不超過30秒。”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對記者表示，中國部分腫瘤醫院已經嘗試MDT，但普及範圍有限。一來，醫療資源有限，MDT需要多團隊配合，投入時間大。二來，醫保沒有充分補償，讓醫院缺乏經濟動力。“一個醫生給你看5分鐘，一個MDT可能是9-10個醫生每個人給你看5分鐘，但後者價格並非原來價格乘以10。”

多學科會診也非萬能，其在治癒率上的貢獻，難以量化。美國臨床腫瘤協會(ASCO)肺癌治療指南委員會主席Christopher Azzoli對記者坦言，多學科治療從90年代晚期開始興起，在歐美也並未實現規模化，並非每個患者都需要，但因為能夠提供綜合性治療方案，避免病人“走彎路”，因而“患者滿意度更高”。

（安德森癌症中心化療室門口的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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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病人的藝術——花錢買服務

與多學科會診興起一脈相承的，是以患者為中心，而非以疾病為中心的治癌理念。

“對我來說，能提供讓患者放心配合治療方案的醫生，就是好醫生。”Azzoli對記者表示。

衝著患者尊嚴赴美就醫的，還有身患乳腺癌的艾女士。從中國到美國，“抗癌”三年的艾女士最初曾在中國南方一家三甲醫院通過活檢確認乳房腫瘤為惡性。“剛剛做完活檢的我，就被扔在手術室前的通道，沒有醫生和護士問候你。那種等待太痛苦，像躺在太平間一樣。”艾女士聊起當時的場景，突然眼泛淚光。那天，直到晚上12點，她才排上同一個主刀醫生的第二臺手術，“我也擔心手術質量，但中國醫生的病人，真的太多了。”

術後的艾女士希望和主治醫生交流後續方案， “但主治醫生從未給我換過一次藥。總是來去匆匆。”艾女士有時會暗自懷疑，會不會是因為沒給紅包。

（安德森癌症中心中病人互相勉勵的話語 比如寫出自己最愛吃的食物）

在抗癌這場千人千面的戰爭中，受制於現代醫學的侷限，科學無法解答所有的疑問——既然不存在一勞永逸的根治方案，如何相信對面披著白大褂的陌生人會以最大的能力和善意對待自己？

美國哈佛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蕭慶倫從經濟學的角度向記者解釋患者的質疑，情有可原，“從經濟學來看，醫療是個失靈的市場。病人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醫療，他只能完全信任醫生。所以，不管在哪個國家，醫生都可以剝削病人。”蕭慶倫認為，面對失靈的市場，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同行之間互相牽制守住底線。而中國醫生的薪酬體系導致創收意願強烈，容易讓患者萌生不信任感，步入惡性循環的醫患互疑。

一年後，艾女士的另一側乳房發現病灶，在美手術時，收穫了她曾期望的“物有所值”，“醫生和護士會不斷詢問，你冷不冷。會拿毛毯給你，毛毯是剛從保溫箱裡拿出來的。如果護士看你神色不對，會不斷安慰你，甚至握住你的手。”

“不管他是職業出發，還是內心出發。我就是要這個東西。我很安心。”艾女士願意為這份安心掏錢。兩年以來在美治病的花費，已經接近100萬元人民幣。對於長期做外貿生意的她來說，付出這筆錢，還並不會影響生活質量。

與死亡周旋——再多一種選擇

艾女士明白，癌症難言根治，乳腺癌術後仍可能轉移。一旦復發將可能變為兇險致命。當初選擇布萊根和婦女醫院，艾女士還看重其正在進行的三陰乳腺癌臨床試驗，“萬一未來病情惡化，他們還有新方案來救我。”對先進藥物和醫療技術的需求，也是“花錢買安心”的一部分。

衝著美國新藥療法和臨床試驗機會再次回到美國的，還有楊濤。

做完11個小時手術的楊濤在半年後，再遇死神敲門。複查時，楊濤腦部出現陰影，後確診為腦部腫瘤，此前切除的前列腺附近淋巴結也出現新腫塊，顯示常規藥物治療無效。

美國主治醫生向楊濤介紹了免疫療法。不會說英文的楊濤用首字母代稱自己的主治醫生為“E先生”，並用首字母代稱免疫藥物為“K藥”。K藥(Keytruda, Pembrolizumab 帕姆單抗) 於2014年9月在美國上市，成為第一個美國上市的PD-1抗體。K藥也被稱為“卡特藥”，因為曾經奇蹟般讓美國前總統卡特腦轉移後的黑色素瘤消失而聞名。

但免疫療法的高昂費用，對任何患者家庭都是一筆難以忽視的經濟負擔，更不用說是自費求醫的中國患者。美國的醫生有時也會困惑，來治病的中國人怎麼會那麼有錢。

在中國打拼多年、早已衣食無憂的楊濤不禁感嘆，“PD1真的貴”。每隔21天打一次PD1，每次3萬美元(約合20萬元人民幣)，迄今為止楊濤已經打了5次。加上之前20餘萬美元的手術費，這三年在美國求醫和生活的開銷，已達500至600萬元人民幣，遠遠超出楊濤第一次出國前的預估。

所幸的是，最近一次打完PD1之後，楊濤身上已檢測不到癌細胞。這對屢次遭遇死神敲門的楊濤來說已是額外的幸運——畢竟免疫療法也並非對所有人都有效。楊濤想著，未來最理想的計劃是在病情穩定後轉診去香港檢查或是打針——離家更近。

來美治療三年的楊濤已漸漸習慣休斯頓當地慢節奏的生活方式。曾經在生意場上風風火火、容易急躁的他在一次次和死神交手中，變得淡定，已經花費巨資治癌的他也曾抱有“根治“的想象，“現在的我要求不高，餘生怕是都要與癌共存了，控制住就好。”

但並非所有赴美治癌患者，都獲得期望中的結果。在記者走訪的數家美國醫院或中介均提及，曾經有中國病人不告而別，有些甚至沒有結清此前的治療費用，也有一些是最終來到了美國，花費巨資後，但治療結果仍不理想而不幸離世。

“癌症畢竟是個很複雜的病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對記者表示，赴美就醫並非能夠包治百病，也不適用於所有患者

（在保護隱私的要求下，文中出現的病例均為化名。具體病症與診療亦只代表個別赴美治療者的個人體會。）

延伸閱讀一：

中國人為什麼越來越容易得癌症？

文 | 賀濤 王小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財經雜誌”（ID:i-caijing），原文首發於2017年4月15日。

每天，有7700人的生命被癌症虢奪。癌症，是中國城市居民的頭號殺手，在農村居民死因中也位居第二。

2017年2月14日，中國政府明確承諾，總體癌症的五年生存率要從30.9％，到2020年提高5％，至2025年提高10％。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被寫入《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下稱《慢病規劃》），為積極的癌症防控政策出臺留下了想象空間。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任期內最後一次國情諮文演講中，特別提及一項抗癌“登月計劃”，呼籲通過這項計劃永久治癒癌症，並任命時任副總統拜登為該計劃負責人。兩人都經歷過癌症帶來的死別，奧巴馬的母親在1995年死於卵巢癌，拜登的兒子2015年因腦瘤去世。

癌症甚至可能也影響了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自兒子去世後，拜登悲傷不已，希望全力以赴推動癌症研究。他放棄了競選總統。

早在1971年，尼克松曾在國情諮文中首次提出，“醫治這種該死的疾病的時機成熟了，我們應該集中像研究核裂變以及登陸月球所付出的力量一樣來做這件事。”同年12月，他簽署《國家癌症法案》，美國高調向癌症宣戰。

轉眼46年已逝，由美國主導的第一場抗癌戰爭並未取得預想的勝利，癌症仍然是美國乃至世界導致居民死亡的主要疾病，多種癌症還無法治癒。而且隨著研究的鋪開和深入，牽扯出更多的問題，加之從研究成果到臨床應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使得攻克癌症的終極目標比登月看上去更遙不可及。

也有一些研究人員，質疑這種把醫治癌症作為一個工程問題來處理的行動，認為它忽略了癌症的複雜性以及科學的不可預知性。

然而必須看到，自1990年起，美國癌症的發生率和死亡率逐年下降。2017年最新癌症統計數據顯示，1991年－2014年間，美國癌症的整體死亡率下降25％，210萬人從生死線上被強拽回來。

這一成果的主要功勞，歸於控煙、早診早治的有效開展和治療水平的提高。這些經驗值得有同樣決心的中國借鑑和學習。

近年的統計顯示，中國癌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

（青海西寧，82歲的“抗癌鬥士”李傳鎰在20年前不幸被診斷為中晚期賁門癌並做了賁門癌手術，食道的一段、賁門、大部分的胃都在手術中切除並接受了大劑量的化療。20年過去了，李傳鎰仍然奇蹟般地活著，在漫長抗癌的歷程中，他重獲新生。圖/CFP）

面對久攻不下的癌症頑疾，全球醫學界也在轉變鬥爭策略，將治癒癌症的目標，修正為抑制癌細胞的生長和擴散，使之成為一種可以控制的慢性病。在這一思路下，癌症免疫治療表現奪目，讓人類更接近控癌的目標。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WHO）駐華代表處疾病控制團隊協調員法比奧·斯卡諾博士所言，“對待癌症，醫生幾乎不使用治癒這樣的表述，他們通常談論緩解。”完全緩解意味著沒有癌症存在的跡象，癌症復發的可能性很低。而對於那些不可能緩解的患者來說，醫生能做的事情是維護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生活質量。

把癌症變成慢性病，就像糖尿病一樣，只要可控、患者能長期生存就可以，是否治癒，變得沒有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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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率上升 死亡率下降

吸菸、生活方式、環境惡化等多種因素，都在這場悲劇的大幕背後推波助瀾

身邊的癌症患者越來越多。國家癌症中心的數據佐證，2015年中國癌症新發病例數及死亡人數分別為429.2萬例和281.4萬例，相當於平均每天1.2萬人新患癌症、7700人死於癌症。

在未來幾十年，中國癌症患者的數量還將持續增多。全國腫瘤登記中心主任陳萬青告訴記者，新增癌症患者數量升高，主要是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增加造成的。

自遠古以來，地球上的生物飽受癌症折磨，科學家甚至在一件1.5億年前的恐龍化石上，找到明顯的癌症痕跡。久遠的癌症，附骨入髓在人類的歷史。現在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症患者，固然是檢測技術提升使然，吸菸、生活方式、環境惡化等多種因素，都在這場悲劇的大幕背後推波助瀾。

衰老，更意味著癌症高發。中國癌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趨勢，主要推手是人口老齡化。人類已知有100多種癌症，導致這些癌症的因素繁多且複雜。年齡，是被確定的主要發病因素，癌症患者以老年人為主，在50歲後，癌症發病率快速增長。

癌症是基因發生了突變，人體每一次的細胞分裂，都有發生基因突變的可能，只不過概率極低，當受到射線照射、慢性炎症、遺傳因素和病毒感染等刺激時，細胞可能出現致癌基因被激活、抑癌基因失活等變化，以致細胞發生癌變。

即使發生了基因突變，產生癌細胞，健康人體內的免疫細胞也會將其殺死，不致患病。然而，隨著年齡增長，細胞分裂次數越多，基因突變也越多，免疫力卻越來越差，患癌幾率隨之飆升，因此老年人得癌症往往難以避免。

在WHO駐華代表施賀德看來，中國的癌症人數及癌症相關死亡人數，每年上升的速度令人吃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2005年首次突破一億大關，佔總人口的7.6％；十年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攀升至1.4億人，佔總人口的10.5％。老齡化趨勢明顯。

為了分析更明晰，陳萬青和同事們在研究中，剔除老齡化等影響因素，依據同一標準的人口年齡構成計算出標準化發病率和死亡率。結果顯示，2000年至2011年，中國男性人群惡性腫瘤的發病率較為穩定，每年提高約為0.2％；女性人群的發病率卻在逐年上升，每年約提高2.2％。

女性腫瘤發病率上升，主要在結直腸癌、肺癌、乳腺癌、宮頸癌、子宮體癌和甲狀腺癌。可能的原因有，逐漸西化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中國人的肥胖率，減少了活動量，對結直腸癌和乳腺癌發病率有影響；更精確的體檢手段使甲狀腺癌、乳腺癌等出現過度診斷問題，一些本來對健康不會造成危害的癌症被診斷並治療。

（美國前總統和副總統都經歷過癌症帶來的死別，奧巴馬的母親在1995年死於卵巢癌，拜登的兒子2015年因腦瘤去世。圖/Reuters）

慶幸的是，中國癌症的死亡率呈現緩慢下降趨勢。11年前起，中國人群癌症死亡率掉頭向下：男性死亡率逐年下降1.4％，女性死亡率逐年下降1.1％。

這主要得益於胃癌、食道癌和肝癌的防控成效，三種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明顯減少。乙肝疫苗的使用，阻擊了肝癌，導致胃癌的幽門螺桿菌被控制得益於抗生素。其他的重要因素還包括，飲用水的淨化、防止食物黴變、減少或避免食用含有亞硝胺的燻烤及醃製類食品等。

無論如何，不可阻擋的是老齡化加劇和人口增加，因而中國新增癌症患者數量和死亡人數將繼續攀升，可能持續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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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癌”轉向“富癌”

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在於健康管理，而健康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於個人行為的轉變

癌症，也成為一種富貴病。

科普作家李治中在多場科普講座中，都會問聽眾癌症發病率最低的是哪兩個國家？答案是新西蘭和挪威。

他解讀這兩國的癌症發病率低，是因為環境好。無論空氣還是水，都沒有汙染，更沒有國人痛恨的灰霾；而且，兩國政府對食品監管嚴格；人們生活節奏慢，壓力小，心情好。

當聽眾接受這一結論的瞬間，答案又反轉了。李治中會公佈，新西蘭和挪威，其實是世界上癌症發病率最高的兩個國家，主因是居民的平均壽命長。

發達國家每10萬人中，有526人罹患癌症，發展中國家是298人，發達國家的總體癌症發生率其實比發展中國家高76％。癌症發病率最高的國家，幾乎都是歐美髮達國家。

發達國家的醫療衛生水平高，居民平均壽命更長，因而患癌風險隨著延長的壽命增高。

那些跟高脂蛋白飲食、缺少運動等因素密切相關的癌症，被稱為“富癌”；貧窮地區的居民因飲食、生活條件差，以及環境等誘發的癌症，被稱為“窮癌”。

中國的癌譜與發達國家明顯不同。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佔到中國總體癌症的57％，而在美國只有18％。胃癌、肝癌、食道癌都屬於“窮癌”。美國常見的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結直腸癌，這些是“富癌”。

癌症治療水平高低，看的是五年生存率。這是判斷醫治療效的一個標準。經過治療後，五年患者還生存，再次復發的幾率會很低。肆虐中國的這幾種癌症五年生存率都很低，如胃癌是27.4％，食道癌是20.9％，肝癌是10.1％。美國高發癌症除了肺癌，五年生存率都很漂亮，前列腺癌是99％，乳腺癌也能達到89％。

中國總體癌症的五年生存率僅為30.9％，遠低於美國的66％。

現在 ，中國的癌譜在發生變化，標示著正高速從發展中國家邁向發達國家。“‘窮癌’依然高發，但‘富癌’正逐漸升高。”陳萬青說。

肉製品、高油高鹽高糖飲食、缺乏運動，使超重和肥胖成為富裕生活的附贈品。2015年《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分析，不論成人還是青少年，中國的超重肥胖增長幅度都高於發達國家。體重超標，是結直腸癌和乳腺癌重要的發病因素。

“窮癌”在中國高發，病毒細菌感染和飲食習慣是兩大主因。如幽門螺桿菌慢性感染可將胃癌發病率提高十幾倍。幽門螺桿菌主要通過“口-口”傳播，由於不實行分餐制，中國成為幽門螺桿菌感染重災區，而且家庭傳播的特徵明顯，往往是感染的大人傳給孩子。

胃癌、肝癌、食道癌等“窮癌”難治，其原因是綜合的，如腫瘤生物學特性複雜，發現時晚期較多，很多對化療不敏感，沒有適合靶向藥物的突變基因等。此外，還有醫療技術層面的原因，即研究力度不夠。由於歐美“窮癌”患者少，研究樣本收集不易，也不容易賺錢，所以藥業巨頭對“窮癌”的藥物開發興趣有限，而中國製藥企業創新能力不強，也未能研製出好的針對性藥物。

多種因素疊加，導致“窮癌”的病死率高。

不過，這些中國高發癌症的可控空間非常高。像病毒、細菌感染的情況，可以通過接種疫苗防治和抗生素治療；飲食方面，提倡分餐制，少吃高鹽醃製食品；通過戒菸、避免室內外空氣汙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預防肺癌。

如何有效地干預國民的行為，讓健康生活方式流行開來，是中國防控癌症的關鍵，也是難點。

中國關注包括癌症在內的慢性病控制的行為學研究，也是近幾年的事，遠遠落後於性病與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的研究。“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在於健康管理，而健康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於個人行為的轉變。”

最新公佈的《慢病規劃》將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新高度，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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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防線

有合理的預防措施，40％的患者實際上不會罹患癌症

陳萬青所在的全國腫瘤登記中心，每年會發布一份中國腫瘤登記年報，能較為準確、及時地提供癌症的各項監測和分析數據。這是控癌的基礎。

高企的癌症患者數量，讓政府如芒在背，公共衛生體系有守土之責，成功經驗是提早構築兩道防線以防癌控癌。

第一道防線，是針對致癌的危險因素，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長期戰略。

WHO堅信有合理的預防措施，40％的患者實際上不會罹患癌症。“很多癌症都有預防手段。”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愛德華·特林布爾（Edward Trimble）告訴記者，避免不合理的飲食、遠離惡劣環境、控制職業危害等，都能有效防癌。最直接且效率高的莫過於疫苗。

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癌症，為病毒感染引發。人乳頭瘤病毒（HPV）導致宮頸癌；乙肝病毒引發肝癌，這兩種癌症通過接種疫苗，皆可預防。中國一度擁有上億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經過20年的戰鬥，公共衛生部門打了一場翻身仗。僅在1992年－2006年間，通過全面推廣乙肝疫苗免疫計劃，成功預防了8000萬新的乙肝感染病例和1900萬乙肝病毒攜帶者。

“如今新生嬰兒幾乎都是不攜帶乙型肝炎病毒的。”斯卡諾說，大多數受益者現在還年輕，他們對中國肝癌發病率的拉低效應，暫時未顯現，幾十年後，中國將收到這份紅利。

光輝成就的背後，也有令人唏噓的遺憾。

今天廣泛使用的重組酵母乙肝疫苗，早在1986年上市。六年後，中國將乙肝疫苗納入兒童計劃免疫管理，但需要家庭自付費，因當時疫苗價格較高，接種率僅30％；13年後，全國乙肝疫苗的接種覆蓋率也僅70.7％，且極不均勻，北京的接種率是99％，西部一些地區僅7.8％。

2002年施行全國乙肝疫苗免費接種，接種率直接拉昇到90％。然而，由於此前的滯後，在農村尤其是貧困的西部農村地區，造成的負面影響難以平復。

農村肝癌的高發，實際上就是政府在為農村公共衛生政策方面的失誤埋單，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喬友林曾告訴記者。

乙肝疫苗免疫延誤的代價高昂。與喬友林同一研究室的王少明博士發表在《疫苗》雜誌的論文稱，“我們計算過，如果在1986年就實現2002年的政策，可以防止出現6.4萬肝癌病例，42.6萬肝硬化病例，213.1萬慢性肝炎病例和852萬乙肝病毒攜帶者。”

沉痛的教訓，沒有阻止相似的一幕在HPV疫苗繼續上演。一直以來，中國大陸女性要去香港，甚至其他國家注射HPV疫苗。最新的消息是今年4月底，二價HPV疫苗有望在國內上市，價格約2000元左右，四價HPV疫苗也在國家食藥監總局排著隊。

為這個姍姍來遲的結果舉杯並不令人欣慰，歐美國家已用上了九價HPV疫苗，保護效果更好。斯卡諾認為，中國公民應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公民一樣，受益於這些疫苗。

即便僅是二價HPV疫苗，適宜人群的理性選擇都應該是注射，二價疫苗可以預防70％的宮頸癌發生。“考慮到公共衛生支出，二價HPV疫苗還是合適的。”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他認為這麼久才放行二價HPV疫苗，是在等國產疫苗研發出來。

4

第二道防線

現在，有限的癌症防治資源大多被用於中晚期患者的治療

當癌症不可避免地到來時，第二道防線——篩查和早診早治療，也能讓人們的生存狀態大為改觀。

癌症篩查，是在有症狀之前進行檢查，提早發現某種癌症。WHO駐華代表施賀德稱，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早期癌症比晚期癌症致死性更低，更易治療。早期發現癌症能夠挽救生命，效果可從五年生存率看到。

如美國乳腺癌五年生存率為89％，早期患者的治癒率高達98％；中國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為73％。

才金資本創始合夥人宮惠珉，長期關注癌症醫療投資，他告訴記者，美國的家庭醫生、社區醫生體系，有利於癌症的早診早治，這使美國乳腺癌在早期診斷出的概率達80％以上。

中國不足20％的數據，表明國內女性一旦查出乳腺癌，多數已經轉移或擴散。

南昌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一項研究表明，2014年全國腫瘤治療耗費高達2900億元，政府用於預防的經費僅為9.39億元，兩者比例為309∶1。這說明，絕大多數人沒有定期體檢、篩查意識，直到身體出現症狀時才去醫院，發現就是晚期。

有限的癌症防治資源大多被用於中晚期患者的治療，如果在前期預防多投入，減少癌症發病率或早治，將大大節省後期治療費用，患者也少受罪。

2005年起，癌症早診早治受到關注，中央財政補助標準一路提升，從“淮河流域癌症早診早治”“農村婦女兩癌篩查”“農村癌症早診早治”，到“城市癌症早診早治”，篩查項目範圍漸遞擴廣。截至2015年6月，癌症早診早治項目覆蓋全國177個縣區和22個城市，篩查高危人群214萬，檢出陽性病例5.5萬人。

但現在還缺一手棋——一部癌症防控法案。

由於這一空白，政府出臺的文件和規劃對癌症防控沒有體現綜合治理，比如環境治理方案沒能與腫瘤防控對接。

美國在尼克松時代就頒佈《癌症法案》，規定每年投入數百億美元用於癌症防控，持續數十年投入。2016年12月，奧巴馬臨別之際，簽署了跨黨派的《21世紀治癒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該法案難得地彌合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獲得90％以上的高票通過。在48億美元的總預算中，18億美元用於資助抗癌“登月計劃”。

今年，中國政府向慢病宣戰，做出一個有具體數字的承諾——將總體癌症的五年生存率從30.9％，到2020年提高5％，到2025年提高10％。

在一位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專家眼中，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說，這目標明確，帶有權威法律法規的性質。

中國政府早在1969年就成立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從中央到地方建立防治網，曾使個別地區癌症的發病率應聲而下；1982年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被撤銷，1986年恢復。這中斷的四年，給癌症防治帶來的損失難以計量。

2008年國家癌症中心獲批成立，核定財政補助事業編制176名。一位業界人士提醒，防控癌症的力量還沒有形成體系，癌症患者分散在各大醫院中，醫院各自為戰。

今年2月中旬，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愛德華·特林布爾到訪國家癌症中心，討論中國參與抗癌“登月計劃”的可能性，以及尋找中國癌症篩查方法的優化。“我們希望找到更廉價的替代方法。”他對記者說。

如果做全人群篩查，沒有哪個國家財政能承擔得起。況且，癌症部位和性質的多變性，使大多數癌症在早期很難檢出，即便篩查效果還不錯的宮頸癌，學界對每年一查、還是不同年齡段人群篩查頻率不同，也有不同觀點。

如何撒開篩查的網，不是一道簡單的技術題，它夾雜著社會、經濟因素，需綜合考慮篩查作用、醫療成本、提高生命質量和是否有過度診斷等，才能將有限的公共衛生資源用在刀刃上。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對乳腺癌、宮頸癌、肺癌、結直腸癌有明確的篩查指南，對篩查方法的評估幾近苛刻，須同時具備幾個條件，包括可相對靈敏地發現某種癌症以及癌前病變、沒有明顯副作用、經濟方便，能適用於大量人群。如美國推薦50歲以上人群進行腸鏡篩查，到2015年，參與篩查的人群比例上升到60％，這使近40年間，美國結直腸癌發病率以每年3％的速度穩步下降。

對於乳腺癌、宮頸癌、肺癌、結直腸癌的篩查，中國亦有開展。可惜的是，參與人群不多，50歲以上人群接受腸鏡檢查的比例只有15％。

並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有好的篩查方法。對高發的胃癌、食道癌和肝癌，國內雖有篩查項目，目前還不靈敏，當這些癌症出現症狀時，已非早期。這也是WHO未推薦對這些癌症進行篩查的原因。

廉價、可靠的癌症篩查方法，意味著更多低收入群體受益。陳萬青贊成在癌症防治方面，國家給予低收入和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注。這些群體往往更多暴露於致癌危險因素，如環境致癌物、菸草使用、酒精濫用和感染等。因經濟條件限制，他們獲得健康服務的機會少，缺乏健康知識教育。

防控癌症等慢病的最大痛點在農村。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也支持公共衛生服務優先向農村地區傾斜，比如投資基層醫院，對農村人口進行知識教育。

此外，中國雖在一些重點地區開展了針對多種癌症的篩查和早診早治項目，但受限於經費等因素，難以擴大受檢人群，也缺乏後續的針對效果和成本效益的系統評價。這意味著，後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仍缺乏依據。

延伸閱讀二：

是什麼妨礙我們逃離致癌“殺手”

文 | 賀濤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財經雜誌”（ID:i-caijing），原文首發於2017年4月15日。

在上海工作的姚欣（化名）曾是一個菸民，從大二一直抽到工作，中途戒幾回都不成功，直到2013年才徹底斷舍香菸。讓她下定決心的是，皮膚變得粗糙，偶爾喉嚨痛、有痰。吸菸對身體的影響很直觀。

戒菸後，姚欣很討厭煙味。“最恨在出租車裡吸菸的。”她加重語氣說，“就算幾天前有人在車裡吸過煙，我都能聞見。

姚欣有望從被動吸二手菸中解脫，2017年3月1日，繼北京和深圳之後，上海開始實施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100％無煙政策。生活在這三個一線城市的約6000萬人，可以享受無煙公共場所。“室內全面禁菸，我最贊成了。”姚欣告訴記者。

世界衛生組織（WHO）駐華代表施賀德博士為上海市民感到慶幸時，也質疑為什麼在全中國，只有這三個城市出臺了100％全面無煙的政策？是什麼妨礙著其他13億民眾，在工作場所、工廠、餐館和購物區享受室內空氣無煙的權利？

作為全球第一大煙草消費國和生產國，中國每年不僅有100多萬人直接死於菸草使用，還有10萬人死於二手菸。

“我們通常認為的關鍵致癌危險因素，在中國非常之高，尤其是菸草的使用。”WHO駐華代表處疾病控制團隊協調員法比奧·斯卡諾博士說。

1

一口煙，69種已知致癌物

儘管使用菸草，導致全球超過22％的癌症死亡，可像姚欣這樣有自制力且知害而返的人並非主流。

諷刺的現實是，肺癌穩居中國癌症頭號殺手的位置，其發病率約佔到中國整體癌症發病率的21％，而死亡率佔到25％-27％。

眾所周知，肺癌與長期吸菸史有明確關係。當菸民吞雲吐霧時，每一口都吸入7000種化學物質和69種已知致癌物。吸菸者吐出的煙霧中，含有大量的細顆粒物，菸草燃燒產生的數百種毒害物質便吸附在細顆粒物上。這些顆粒物很小，很容易被深吸入肺部，甚至進入血液，它是導致心血管疾病、中風、慢性阻塞性肺病、癌症、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

至2015年底，中國約有3.15億菸民，這個數據仍在膨脹，“十二五”期間菸民數量增加了1500萬。男性吸菸率超過50％。

這意味著，中國肺癌的發病高峰遠未到來。

斯卡諾介紹，除肺癌外，還有11種癌症與吸菸有關，約佔中國整體癌症總和的75％。

由於吸菸對於相關疾病的影響要在吸菸10年至20年後才顯現。全國腫瘤登記中心主任陳萬青認為，即使現在大力控煙，接下來十年中國癌症負荷也會繼續加重。

龐大的菸民隊伍，使控煙抗癌之戰，處處掣肘。

美國是通過控煙降低癌症危害的正面教材。自上世紀60年代開啟控煙運動，公共場合全面禁菸，美國吸菸人數持續降低，成人吸菸率降到15％。幾十年的控煙努力，回報豐厚。

從1990年到2014年，美國男性肺癌死亡率下降43％，而且，癌症死亡率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拐點，此後逐年下降。這一功勞，首推控煙等預防措施，然後才是癌症的早期發現和治療技術的進步等。

中國控煙的道路輾轉曲折。2006年，中國加入《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公約明確要求，在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內公共場所實現無煙環境。11年過去，僅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完成這一要求。

多國經驗表明，提高菸草稅，不僅有助於吸菸者戒菸，更重要的是，可防止下一代年輕人開始吸菸。

“年輕人如果很早就染上煙癮，終生吸菸的幾率非常高。”施賀德告訴記者。

提高菸草稅，使更多年輕人買不起煙，能保護未來數代人免於遭受菸草相關的疾病和死亡。

多年來，國家衛生計生委一直在呼籲，推動提高菸草稅價。至2015年5月7日才建有寸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文，將捲菸批發環節稅稅率由5％提至11％，並按0.005元/支加徵從量稅。

但這距離WHO主張的菸草消費稅至少應占零售價格的75％還太遠。即便如此，菸草消費總量也有所下降，並增加了政府收入。

國內菸草業反對進一步提高菸草稅和對菸草廣告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菸草業強大的遊說能力，幾乎阻止了國家控煙條例工作的進展。

國家菸草專賣局和中國菸草總公司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在一個主管領導下，開展著“不可思議”的工作——既要發展菸草業，又要履行國際公約。

“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支修益說。

繼兩年前，將《公共場所控制吸菸條例》列入立法計劃，2016年3月，國務院將該條例列入力爭當年完成的項目。國家衛計委宣傳司司長毛群安多次公開稱，這一全國性的控煙條例有望在2016年出臺實施。一年過去，還未見下文。

支修益在2016年5月一次控煙論壇上透露，控煙條例的立法進程受到了中國菸草總公司的影響，“從中國最近十年來的菸草發展來看，利益衝突很嚴重”。他說，應該考慮在全國性的控煙立法上，排除菸草公司的影響。

繼續拖延，只會讓癌症防控變得更糟。

2

來自環境的威脅

“癌症村”星羅棋佈在淮河流域的重汙染區。歷經八年研究，中國疾控中心於2013年最終確立淮河流域的這些癌症高發病區與長期水汙染之間的相關性。

淮河支流洪河、沙潁河、渦河、奎河等，汙染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恰恰是消化道腫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區，是全國腫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3倍到10倍。這些地區的村民深受其害。

主持上述研究的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曾告訴記者，淮河流域出現的癌症高發與水體汙染有關，這已獲得研究證據的支持；但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還需分析病例進行深入研究。

城市人越來越擔心的是灰霾肆虐，會否導致肺癌發病率增加？廣州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鍾南山院士多次公開稱，霾對腫瘤的影響是肯定的。

這得到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的佐證，2013年其將大氣顆粒物列為一類致癌物，即有確切證據表明能致癌。

雖然確定大氣顆粒物是一類致癌物，但並不是說，大量吸入灰霾就一定致癌，而是指增加了致癌風險。實際上，由於能夠致癌的因素太多，具體到某一個人的患癌原因，幾乎無法追溯。

儘管大氣顆粒物與菸草同為一類致癌物，但兩者致癌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的定量研究結果顯示，PM2.5濃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風險增加9％。2016年，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比WHO建議的限值每立方米高出48微克。按照這一研究的風險增加幅度，增加患肺癌的風險是43.2％。

而吸菸者發生肺癌的風險比不吸菸者高4倍-10倍，重度吸菸者可達10倍-25倍。兩者危害孰高孰低，一目瞭然。

環境因素致癌，有滯後效應，二三十年後才能顯現。近年來肺癌發病率增加，更可能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菸草高消費量所致。

自2013年起，中國政府先後打出“氣十條”“水十條”和“土十條”的環境治理組合拳，加上煤炭峰值已至，中國人面臨的環境致癌風險將逐漸降低。

面對室外環境的健康威脅時，人們尚有權宜的退路，比如霧霾時減少戶外活動，室內開空氣淨化器；水質汙染地區政府應提供潔淨的飲用水。但來自室內的環境威脅往往被忽視。更令人不安的是，菸民讓身邊的人都暴露於二手煙中，中國有7億多人經常受到二手菸的侵害。

姚欣在外就餐時就經歷，餐館闢個角落設置吸菸區，結果吸菸的太多，把無煙區擠縮成一小塊地，同處一個空間下，無煙區基本成了二手菸體驗區。

上海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曾進行一項實驗，結果表明，二手菸霧導致室內PM2.5數據飆升。僅在香菸燃燒的4分鐘過程中，PM2.5濃度遠超國家標準，而室內無煙時和三根菸燃燒後的PM2.5值兩者相差26倍。

一些意識到吸菸危害的家人，會要求家中的吸菸者到室外去抽。在妻子的要求下，王喜（化名）在家每當煙癮上來，會自覺到陽臺上去吞雲吐霧。

遠離汙染，除了可以降低患癌風險，還能減少各類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機會。

最有效的健康管理要從自身做起。運動不足和高鹽、高脂等不健康飲食都會增加患癌風險。好的趨勢是，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健康，很多人的智能手機裡裝有1款以上的健康類APP，計步的、測心跳的、計算飲食熱量並給出建議的和健身社交類的。

在《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中，也將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提升到新高度。健康管理的模式是自我為主，人際互助，政府提供所需的幫助。

“五年前，我們提到疾病管理、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是並重的，新的規劃裡，整個天平已經傾向於健康管理發展。”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一位主管慢病的官員說。

健康中國的重中之重在慢病防治，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在健康管理，而健康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於個人行為的轉變。

延伸閱讀三：

科學家對癌症免疫治療的研究尚未透徹，但其“霸主”氣象已然顯露。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財經雜誌”（ID:i-caijing），首刊於2017年4月1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克莉絲汀·克雷恩霍費爾（Kristin Kleinhofer）的抗癌故事始於七年前。最初，她的頭頂上悄悄長出一個針尖樣小凸點，她以為那是一個囊腫，沒有在意。但它不是。後來，克莉絲汀被確診為急性淋巴母細胞性白血病。

走運的是，她在2014年11月參加了美國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開展的一項稱作CAR-T療法的臨床試驗——研究人員運用轉基因技術改造她的免疫細胞，然後回輸到她體內，殺死癌細胞。

2016年2月，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年會上，參與這項臨床試驗的免疫專家斯坦利·裡德爾（Stanley Riddell）博士體驗了一回當“學術明星”的感覺，他公佈的初步臨床試驗結果引起轟動：在29位接受治療的晚期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當中，有27位患者病情有某種程度的緩解，有效率高達93％，其中超過一半的患者甚至完全緩解。

要知道，參與這項臨床試驗的都是晚期白血病患者，此前全都接受過化療等其他治療，並證明是無效的。

在基本無藥可救的狀態，僅剩幾個月的存活時間，CAR-T療法治療有效率竟高達90％以上，裡德爾在評價自己的研究結果時，也稱“不可思議”。

同樣的治療方法在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和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患者身上，有效率分別在80％和50％以上，表現也不俗。

近五年，包括CAR-T療法在內的免疫療法突飛猛進，以至於有業內專家稱，在未來五年內，免疫療法有望成為癌症治療的“標準療法”。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病理系終身教授卡爾·朱恩（Carl June）曾表示，一直以來，醫學界做出了很多醫治癌症的承諾，現在，免疫療法正在將這些承諾變成現實。

癌症治療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正在發生。

1

用自己的身體對抗癌症

裡德爾團隊人員從克莉絲汀的血液中提取出的T細胞，經過基因修飾後，能夠識別並幹掉腫瘤細胞，這些“殺手”被派遣回克莉絲汀體內。

CAR-T療法中的“CAR”，有個拗口的名字，叫嵌合抗原受體，“T”是指T細胞，它是人體免疫系統中最優秀的“獵人”。

帶有這種“嵌合抗原受體”的T細胞如果發現癌細胞，不僅會殺死它，還會開始分裂，創造出一支滅癌大軍。

這一思路就是激活人體免疫系統，依靠人體自身的免疫機能去消滅癌細胞和腫瘤組織。

回輸T細胞的過程大約一個小時，克莉絲汀回憶，當時她在腦海中想象，這些細胞像遊戲裡的吃豆人一樣，去吃光自己體內的癌細胞。試驗結果顯示，通常需要30天到60天后，很多患者體內的癌細胞就消失了。

在絕大多數癌細胞剛出現的時候，人體的免疫系統就會識別並清除它們，將之扼殺，這就是身體的“免疫監控”。然而，總有極少數癌細胞進化出“偽裝”能力，掌握一套逃脫免疫系統識別的辦法。

人類嘗試多種辦法來截殺癌細胞，皆不盡如人意。最直接的方式是手術切除，可一旦癌組織沒有切除乾淨，就會復發；放射療法和化學療法威力強大，但殺死癌細胞的同時，會消滅大量正常細胞，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消滅癌細胞，又不會傷害健康細胞的“靶向藥物”，在近些年問世，遺憾的是，絕大多數靶向藥物在使用一段時間後，療效明顯下降，原因在於狡猾的癌細胞只要在靶向位點稍微發生一點基因變異，就能躲過靶向藥物的攻擊。

克莉絲汀經歷的免疫療法似乎解決了以上缺陷。科學家認為，CAR-T療法和檢查點阻斷藥物一起，將共同引領新一代免疫抗癌革命。

免疫系統不但能夠被激活，也會被抑制。免疫系統在發動大規模攻擊之前，需要經過一些被稱為免疫檢查點的“關卡”，通過後才能發起“戰爭動員”，以防攻錯目標。也就是說，這些檢查點決定著T細胞的活化還是抑制。

癌症能夠發病的原因，可能就在於癌細胞竊取了“口令”，將免疫系統一直卡在檢查點，使其無法被激活。如此一來，醫生可以通過阻斷這些檢查點，以釋放免疫系統的活力。

科學家已經發現CTLA-4、PD-1和PD-L1這三種抗體，可卡住免疫系統。其中，PD-1和PD-L1能夠特異性結合，一旦發生，T細胞便會進入無應答狀態，失去獵殺癌細胞的功能。

2011年，第一個針對“檢查點阻斷”的免疫治療藥物Yervoy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目前已有5種以上的腫瘤免疫治療藥物在美國上市，廣泛用於治療晚期黑色素瘤、腎癌、前列腺癌和肺癌等。

2

在加入免疫療法前，克莉絲汀曾經歷過兩年化療，病情得到緩解。但好景不長，一年半後癌症復發，且惡化的速度比以前更快。此時，常規的放療和化療都不再適用。

FDA規定，腫瘤患者只有在標準療法失敗後，才可以考慮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克莉絲汀因而能夠參與到CAR-T療法的臨床試驗。加入CAR-T療法的都是癌症晚期或者其他治療方法無效的患者。

理論上講，腫瘤在早期階段體積較小，患者的免疫系統也相對更健康，免疫療法應該能夠發揮更積極的效果；而那些接受過放療、化療的患者，免疫細胞被大量殺死，直接影響治療效果。

不過，免疫治療還沒能成為一線的用藥和治療，是因為CAR-T療法、檢查點阻斷藥物都面臨著關鍵性的難題。同其他治療方法相比，科學家對免疫療法的研究尚未透徹，患者想便利地接受免疫治療需要時日。

“CAR-T療法在一些患者中有不良反應，但大多數患者的不良反應是可控的。”裡德爾告訴《財經》記者。

在前述臨床試驗中，29位接受治療的癌症患者當中出現好幾例嚴重的全身過敏反應，最終導致兩名患者死亡。儘管這些患者本來就是不治之症，但這畢竟屬於嚴重的不良反應事件，需要更多研究搞清楚原因。

在接下來的試驗中，裡德爾打算減少T細胞的數量，預期能降低不良反應的程度。

至少在克莉絲汀的感受中，CAR-T療法的不良反應比她曾經接受的化療要小得多。化療讓她長期處於疲勞狀態、皮膚膿腫、心臟也受損。在CAR-T細胞輸注後，她高燒五天，血壓也在下降，伴隨著發熱、打顫、全身痠痛。當她早上醒來時，病號服都被汗水溼透。

好在這種痛苦是暫時的。一星期後，她感覺恢復得很好，甚至去逛了西雅圖的幾個著名景點。

除了不良反應，治療癌症種類的侷限性，是免疫療法面臨的另一大問題。

從理論上說，檢查點阻斷藥物應該是對多種癌症都有效的廣譜藥，但現實是，它目前只對一些癌症種類的一部分患者有效果，對霍奇金淋巴瘤有效率接近90％，然而在消化道腫瘤如胃癌、食管癌和肝癌的有效率僅30％左右。

此外，對卵巢癌、結直腸癌、胃癌和胰腺癌等實體瘤，檢查點阻斷藥物也不那麼好用。

這說明，對檢查點阻斷藥物的研究尚未完全成熟。“未來會有新的免疫檢查點被發現。”裡德爾說。

CAR-T療法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都未正式通過批准。從2010年CAR-T療法第一次臨床試驗以來，絕大多數臨床研究都針對白血病的治療，缺少其他實體腫瘤的試驗數據，如何推廣到其他種類的癌症，是一個重要挑戰。

不過，FDA對CAR-T療法給予了優先評估的待遇。裡德爾估計，由於在白血病治療的“突破”，可能會讓CAR-T細胞較快被批准，“在2017年，CAR-T細胞將被批准用於治療B細胞急性白血病，在此後某個時間，會被批准用於治療某些類型的淋巴瘤”。

醫學界和產業界都在努力將免疫療法推向一線治療，也就是在患者剛發現患癌時，就嘗試使用免疫治療。

2016年10月25日，一個標誌性的時刻來到：免疫藥物Keytruda被FDA批准，用於一線治療肺癌。這宣告肺癌治療正式邁進了免疫時代。

免疫療法成為和化療、靶向藥物平行的主流選擇之一。它意味著很多肺癌患者將不再需要先化療，而可以直接使用免疫藥物。

美國諾華製藥公司癌症新藥開發部資深研究員李治中告訴記者，免疫治療藥物的興起，使醫藥界對靶向藥物沒有以前那麼狂熱了。以後追求的是混合療法，即靶向藥物+免疫治療。

3

中國的競爭者

奧巴馬在自己任期內的最後一次國情諮文演講中，倡導投入更多資源對抗癌症，主攻免疫療法。

免疫療法的興起將逐漸改變癌症的治療方式，它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製藥企業以及生物公司投入進來。

專門投資醫療健康領域的Leerink Partners公司預測，全球腫瘤免疫治療市場規模到2020年將達167億美元，2025年將實現超2倍增長，達到361億美元。其中，抗非小細胞肺癌藥物佔據大約50％的市場份額。

CAR-T療法的研發十分熱鬧，全球多個醫療機構、研發類公司聚焦於此。但受限於臨床研究患者數目，均處於實驗室階段。

據才金資本創始合夥人宮惠珉觀察，在臨床試驗上取得效果後，憑著技術再融資，“從商業上還不是很成熟”，生產成本和複雜性都可能直接限制CAR-T療法的市場容量。

中國市場尚沒有癌症免疫治療藥物獲批。無論成藥在手的國外製藥巨頭，還是快馬加鞭的國內公司，若能在中國市場拔得頭籌都意義重大。

中國有眾多的創新型醫藥公司加入了癌症免疫治療藥物的研發競賽。國家藥審中心首席科學家何如意曾表示，現在國內有幾十家企業都在做這類藥物的研發，這種熱情是別的國家比不了的。

百濟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PD-1單抗腫瘤免疫藥物“BGB-A317”，在進行晚期實體瘤的臨床I期試驗，它與國外已經上市的兩種PD-1抗體藥相比，設計上有顯著差異性，即通過生物工程技術特異性去除了某個受體的結合能力。

百濟生物藥研發總監李康博士曾表示：這一設計可能會在一部分腫瘤中顯示出優勢。當然，這種差異能否轉化成臨床用藥上的優勢，有待證實。

通過臨床試驗數據網站Clinicaltrials.gov查詢，截至2017年3月30日，全球註冊的關於CAR-T的臨床試驗有310項之多，其中中國研究者貢獻89項：2015年共有15項，2016年註冊49項，2017年前三個月新增10項，中國的臨床研究增長勢頭迅猛。

不過，國內的諸多研究都處於臨床前研究和臨床試驗階段，距離通過審批上市遙遠，且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可是，國內已經出現細胞免疫療法被濫用的現象。

2016年5月，21歲的癌症患者魏則西在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武警二院）接受生物免疫療法治療後，醫治無效死亡。事件引發了廣泛、多視角的爭論與交鋒。

單從技術迭代的角度看，CAR-T療法屬於免疫細胞療法的第四代技術；武警二院所採用的CIK-DC療法屬於免疫細胞療法的第二、三代療法，美國也曾開展過臨床研究，可惜沒有大規模臨床試驗證明其有效，美國已鮮有開展相關的研究。

在中國，有一批機構在缺少大規模、正規的臨床試驗的情況下，直接開始推廣已經過時的免疫療法，並收取高額費用。

2016年5月4日，國家衛生計生委明確要求細胞免疫治療須停止應用於臨床治療，而僅限於臨床研究。

歷經這場風波，免疫治療的名聲在一定程度上受損，但免疫治療進入中國是大勢所趨。

一個利好消息是，國家食藥監總局啟動了進口藥審批的變革。3月17日，發佈《關於調整進口藥品註冊管理有關事項的決定（徵求意見稿）》，簡化境外未上市新藥進入中國的多項限制。比如鼓勵境外未上市的新藥經批准後在境內外同步開展臨床試驗，並取消進口藥應當獲得境外製藥廠商所在生產國家或者地區的上市許可要求的限制。

這將大幅提升進口藥在國內的上市速度，特別是用於癌症治療的藥物。此前，2月和3月，治療肺癌的第二代靶向藥物阿法替尼和第三代靶向藥物泰瑞沙先後獲得在中國上市的批准。國內的肺癌病人很快就能買到這兩種藥物。

在癌症免疫藥物研發領域，國內的研究團隊多具有海歸背景。他們站在知識和技術的前沿，加上鼓勵新藥研發的氛圍，研製出免疫治療新藥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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