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出口银行成立：佟志广和雷祖华时代（1994-1998）
1973年，刚刚复出工作的陈云主抓外贸工业，他提出，要对资本主义好好研究。建国以后由于对外大门的关闭，国内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一无所知，陈云有针对性地提出十个国际经济问题，交给了当时人民银行国外局四处（今天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前身）来研究，领头的是一个叫雷祖华的青年才俊。在人手少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国外局四处及时交卷，陈云同志对其材料和报告感到满意，还让秘书打来电话予以表扬。
这年4月，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风大浪中，试着游了一回泳。事情是这样的，中粮公司需要购买47万顿原糖，为避免收购消息对原糖价格的影响，陈云指令先在纽约和伦敦的期货交易所买入原糖期货26万顿，均价82英磅。然后向巴西澳大利亚买入现货41万顿，均价89英磅中国的收购消息果然刺激原糖价格快速上行，涨到105英磅，陈云再将期货合约卖出，共赚进300万英磅。对于此事，他专门报告国务院：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他，利用他，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完成这一系列买入卖出动作的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华润。1984年，华润公司迎来了一名美国通，来自中粮公司的总经理佟志广。
1991年1月开始他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在担任副部长期间曾任中国“复关”首席谈判代表、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团团长。
佟志广是将可口可乐引进中国的桥梁，此事被西方媒体广泛认为是中美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
1994年，中国银行业大改革，为有效支持和推动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从一开始，就显得与另外两家政策性银行有所不同：其一体现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从建立伊始，就建立了现代银行管理制度，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其二是在国开行和农发行实拨资本金迟迟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进出口银行的实拨资本金到位比较迅速。
还有一个细节，国开行和农发行的网站都是“.com”结尾，进出口银行的结尾是“.gov”,对于熟悉体制的人来说，光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领导班子，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得出的。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无可比拟的重要关系（看看中国历任外交部长出身便知），首任董事长，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美国通，外经贸部副部长，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团团长佟志广。
而行长人选，则是找到了中国银行副行长、我们上面提到的雷祖华。尽管1989年他因为个人问题被国务院点名批评并行政记大过，但是考虑到唯才是举，雷祖华还是顺利过关，成为进出口行第一任行长。
如果说国开行和建行是兄弟行，农发行和农行是兄弟行，那么进出口行和中国银行，也算是兄弟行。作为原来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行有诸多进出口相关的业务人才，不仅仅第一任行长是从中行过来，日后进出口行历任高管都和中行渊源甚深。
刚刚成立的进出口行，主要任务是：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金融政策，为扩大我国机电设备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叫进出口银行，但其定位是主要为出口服务，至于为进口服务，那是很多年后的事了。
成立后的进出口银行，从架构上体现出明显的总行负责制，所以迟迟不建立各地分支机构。各类项目的审批全部由总行直接负责，贷款的国内、外结算均由商业银行（主要是中行）代理。
然而，彼时正值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最困难的时期，和农发面临的问题一样，商业银行存在“代而不理，理而不力”的情况，更有甚者挪用外汇资金偿还本行贷款的行为。2001年，进出口着手建立上海分行和北京分行，开展了结算业务，算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业务方面，成立之初的进出口银行发放的前两笔贷款，一笔是给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亚太二号卫星发射项目提供卖方信贷项目贷款，并且一直支持自此之后的大部分涉外卫星发射服务；第二笔就是给中国船舶，实际上中国船舶业走向世界，每一步都有进出口行的支持。
另外，就是支持进出口行的立行之本，机电产品的出口支持。在佟志广和雷祖华时代，批准出口卖方信贷470个，批贷金额400亿人民币，其中船舶占32%，单机占22%，成套设备占19%，一般机电产品占18%，可以说，佟雷二人为进出口行开了一个好头。
二、短暂的周可仁时代（1998-1999）
1998年，外经贸部出身的周可仁成为新一任进出口行掌门。他在五矿集团总经理任上，推动了五矿发展上市以及资产资本经营，作为一名老外贸，执掌进出口行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周可仁开始，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进出口行都是党组书记、董事长和行长集于一人。
在周可仁任上，进出口行最大的改变就是不再依赖计划派购筹集资金以及人民银行再贷款的融资方式，通过市场化发行金融债券融资，从此，进出口的发展就和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另外，他还积极推动《中国进出口银行法》的立法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完成。
时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考虑到周可仁在进出口行任上只有一年的时间，更像是一种过渡，所以他想要推进的工作其实没有更多时间来完成。
1999年，中国入世谈判进入攻坚阶段，周可仁回到外经贸部担任副部长，他将和老同事石广生、龙永图一起，踩着佟志广留下的脚步，完成更大的使命—推动中国加入WTO。
三、羊子林时代（1999-2005）
1999年，有着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和工商银行副行长背景的羊子林出任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和行长。性情中人的羊子林曾经写过一篇《生命中的棉袄》，来回顾自己凄苦的童年和雪中送炭的妻子。
羊子林时代有两个重要的大背景，一个是中国银行业在世纪之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1999年国家专门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坏账，各大银行也陆续引入战略投资者解决资本金问题；另外一个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且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对中国进出口以及进出口银行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估都不过分的。
如果说前期的进出口银行主要是给机电设备和成套设备提供支持的话，那么入世以后，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则大大拓宽。
入世之后的进出口银行，在业务发展层面，有几个重要变动：一是成立上海、北京等分行和总行营业营业部，并逐步增加分支机构，为进出口银行自营业务打下基础；二是将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是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口行加大买方信贷业务的开拓，并且把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纳入范围。
成立中国出口保险公司，既是分业监管的需要，也是进入WTO的要求。改革开放后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一直是由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人保来承担。根据国务院要求，由中国人保牵头，两家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单独剥离出来，成立一家政策性的出口保险公司—中国信保，原人保副总经理唐若昕担任成立后的党委书记、总经理。
在此之后的七年，中国信保累计支持的出口和投资的规模为1121亿美元。2004年12月17日，中国信保成立3周年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专门发贺信，称“你们（中信保）在三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中国信保在业务上突飞猛进，也非常注重基础研究。每年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已经成为国内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国家研究报告，是出口商的必读参加资料之一。
然而，这位谦和有号召力，做事果断，善于钻研业务的中国信保当家人，却因为腐败问题落马，令人叹息。
2008年8月7日，唐若昕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2008年8月21日，被依法逮捕。12月，唐若昕被双开。
人保系统出身的王毅接任唐成为中国信保新一任掌门。2012年，中国信保成为保险行业仅有的4家副部级央企之一（另外三家是人保、国寿、太平）。
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行，正是中国企业远征世界的时期。华为、海尔、中兴等企业的世界脚步，都有进出口行的身影。
羊子林时代的进出口行，还面临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转型。相对坚决转型的国开行，进出口行可谓从一而终。进出口行对政策性业务的恪守，贯穿了从成立到现在的始终。
2003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为世界第三大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同年，这家银行首次突破“双千亿”：自营业务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累计支持出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突破1000亿美元。
2005年，60岁的羊子林退休，他之后也没闲着，转而担任最年轻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的首任行长。而在进出口行任上，接替他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
四、李若谷时代（2005-2015）
李若谷时代的进出口行，是成立以来发展最快速、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时期，也被公认为是进出口行脱胎换骨的一个时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进出口行完成了以下几件事：一是进出口行开始实现盈利，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二是拓宽业务范围和定位，改变了只重出口的局面，开始重视进口业务，成为真正的进出口银行，并且将自身定位为既提供发展援助又支持对外投资的国际合作银行；三是非常坚决的坚守政策性银行的定位，使得进出口银行没有面对国开和农发在政策性和商业化转型摇摆的痛苦。
这一时期的进出口银行，有着特殊的宏观背景，就是08年金融危机。面对危机之下，外需快速下行的局面，进出口银行被赋予加大金融对稳定外需和支持扩大内需的责任。
进出口行在这一时期，制订了差异化的授信政策。既保证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保证照顾了中小企业的需要，两个突出例子就是中国船舶和厦华电子。
经济危机之下，全球船舶业遭受重创，很多大型船企基本是零订单，但是中国船舶在进出口行的帮助下，实现全球新接订单第一。并且支持了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中航西飞工业集团收购奥地利FACC公司。
在扶持中小企业上，厦华电子则是典型案例。由于2006-2008年连续三年亏损，使得厦华电子披星带帽，成为*ST厦华，这样的企业已经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但是由于进出口银行的大力支持，2009年厦华出口同比增长90%，净利润突破1亿，成为当年国产品牌平板电视出口第一。当然，进出口行也支持了奇瑞汽车，这是一家能同时得到国开行和进出口行大力支持的企业。
2008年，进出口行首次实现盈利。2009年，进出口行全年批准表内贷款8011亿，发放贷款3684亿，同比增长99%和25%，盈利25.39亿。
与此同时，李若谷还改变了进出口银行只支持出口、不支持进口的现状，他认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真正把进出口银行办成“进出口并重”的银行。李若谷接手进出口银行签发的第一笔业务就是协助深航进口飞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若谷和他的前辈们那样，对政策性业务的坚守。用李若谷的话来说，就是进出口银行不会商业化，只会做政策性业务。只是李若谷眼中的政策性业务，分为国家交办的政策性业务和进出口银行自营的政策性业务。考虑到当时中国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轰轰烈烈的商业化转型，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坚守，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也正是因为这点，进出口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员工数量，在三家政策性银行里长期垫底。2016年年底，国开行资产总规模14.34万亿，农发行总资产5.6万亿，而进出口行只有3.33万亿。而国开行员工超过9000人，农发行更是有6万员工，进出口行则只有3000多员工。
李若谷在进出口行掌门人位置上坐了十年，是目前这家银行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如果说国开行有陈元时代、农发行有郑晖时代，那么进出口行则有李若谷时代。
2015年，李若谷卸任进出口行董事长，他在人民银行的同事，副行长胡晓炼履新成为新一代董事长。
李若谷在进出口银行的副手，同时也有央行背景的刘连舸，则成为新一任进出口行行长。这一年，刘连舸的大学同学，农发行行长郑晖退休。
五、胡晓炼、刘连舸、张青松时代（2015年至今）
如果说早期的进出口银行有深深的外经贸部的烙印，那么自羊子林时代开始，进出口行则打上了深深的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烙印。
胡晓炼时代的进出口银行，有诸多央行出身的高管。刘连舸在进出口银行担任三年行长后，2018年转任中行担任行长，顶替他的，是来自中行的副行长张青松。
今天的口行，已经是在大陆30家分行，在香港、东南非、圣彼得堡和西北非有4个代表的大型进出口信用金融机构，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国开行和农发行从商业化转型向政策性银行回归，进出口行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从一而终，可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可以肯定，进出口行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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