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張耀祠回憶錄，作者：張耀祠。
1954年的一天，我隨毛主席去廣州越秀山露天游泳池游泳。毛主席下游泳池遊了一圈，上了岸。
張耀祠將軍
主席問我：“你經過長征沒有？”
我說：“我經過長征。長征開始時，我在紅八軍團保衛局偵察科，到了貴州黎平，被調到國家保衛局偵查科任科員。”
當時我沒有說參加紅軍站第一班哨，就在毛主席住所的大門口，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沒有離開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工作崗位。
這裡，我簡單作一個歷史的回顧。
我1916年2月5日（民國五年）出生在江西省于都縣葛坳鄉新安子村。3歲時父親逝世，10歲時大哥也去世了，是母親把我帶大。1929年，毛澤東、朱德領導工農紅軍解放了我們家鄉，成立了勝利縣政府、曲洋區政府、石灶鄉政府，把農民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打土豪、分田地。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贛南閩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圍剿”。中央蘇區得到很大的發展，到1933年，中央紅軍已有8萬多人。
我於1931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當過兒童團長、少先隊大隊長、鄉共青團支部書記。為保衛蘇維埃政權，我們放哨、查路條，防止白軍特務混進蘇區偵察情報，配合游擊隊打擊進攻蘇區的白軍和靖衛團的破壞。1933年5月，黨中央提出擴大鐵的紅軍100萬人、粉碎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號召共青團員和青年踴躍參加工農紅軍。石灶鄉由我帶頭，有40多人參加了紅軍少共國際師。同年7月，我被調往瑞金縣沙洲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警衛連，擔負保衛毛主席和政府機關安全的任務。
那時，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治了我們的黨，中央蘇區的領導層很快發生了變動，先是成立蘇區中央局機構，由項英代理書記，中共中央先後派項英、任弼時兩人來到中央蘇區，成為黨的最高負責人。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足，遷移到中央蘇區直接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央蘇區的紅一方面軍和所有地方部隊均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和指揮，毛澤東原來擔任的紅軍中的黨的、軍隊的領導職務全部被剝奪了，只讓他到瑞金中央政府任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管政府工作。1934年1月中旬，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讓毛澤東參加會議，會上大批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是“富農路線”，還對許多好乾部進行批鬥或給予撤職處分。後來，張聞天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政府的實權進一步架空了。毛澤東自失去兵權後一直到長征開始至遵義會議前，再沒有回到軍隊中任職。在軍事鬥爭壓倒一切的形勢下，毛澤東的這種狀況已經失去了在中央蘇區的領導權和發言權。但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有深厚的根基和群眾威望，又是中央政府主席，所以，他仍然享受蘇維埃國家一級安全保衛的待遇。
中央政府警衛連成立後，邊整訓，邊執行任務。這天，班長安排我上哨，這是我當兵以來站的第一班哨，沒想到這第一班哨就站在了毛主席住所的大門口。我站在那裡，手持著槍，感到既緊張又激動。
不多一會兒，毛主席拖著疲憊的身體出來了，他是到屋外面散步的，我心裡反覆默唸：“毛主席，是毛主席！”
下哨後，我興奮地對全班同志講：“我今天見到毛主席啦！”
那時，毛主席細長個子，面骨突出，身體很弱很瘦，兩眼充滿了血絲，雖然如此，仍然顯得炯炯有神。在戰爭年代的環境裡，中央領導同志每天每人也只供給12兩糧食，5分錢菜金，生活非常艱苦，我們每天只能吃兩頓飯。毛主席的身體狀況顯然屬於營養不良。
1934年4月，中央決定從中央政府警衛連抽調一部分同志到紅八軍團，我被分配到軍團保衛局偵查科任科員。同年5月，部隊由瑞金出發經過江西于都縣，到興國縣崇賢前線，同國民黨蔣介石的軍隊進行了幾個月的激戰。1934年10月上旬，部隊從前線撤離，向于都開進。 九九重陽節這一天下午，紅八軍團等部渡過於都河。從此，中央紅軍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那時，領導上不講長征，而講“大反攻”。反攻到什麼地方？沒有人講。我們大家只是跟上部隊，天天爬山。白天敵機偵查轟炸，大部分是夜間行軍。夜間走路，人很疲勞，特別是青年人熬不了夜，走著走著，只要大隊人馬稍站一下，站著就睡著了。說來好笑，其實是真事，我個人就有好幾次一站定就睡著了。遇上爬大山時，部隊在白天準備點火用的竹子，到了晚上打著竹火把爬山。走到山頂上，再回頭看後面部隊的火把從山溝到半山腰就像一條蜿蜒的火長龍，真好看。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湖南的湘江，部隊損失極為慘重，紅八軍團幾乎打光了。中央紅軍打到貴州省，佔領黎平縣，部隊進行了整編，八軍團殘部被分散到其他軍團，軍團保衛局的人調了一部分到國家保衛局，我被分在該局偵查科任科員。
中央紅軍佔領遵義城後，1935年1月9日中央領導同志進城時，我參加了保衛中央領導同志和毛主席入城儀式，參與了毛主席在老城府衙門廣場向群眾演講的安全保衛，當時毛主席站在條凳上向群眾講話，我就站在他的側前一點的位置。1月15—17日又執行三天遵義會議的安全保衛任務。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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