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淑敏作家、心理醫生。出生於1952年10月，17歲入伍，在西藏阿里當兵11年，歷任衛生員、助理軍醫、軍醫等。從事醫學工作20年後，開始寫作，代表作有《紅處方》、《女心理師》、《預約死亡》等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297期）
“這個世界上，有3門主要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醫學、文學、心理學，蒙命運垂青，我一一涉足。”畢淑敏曾說。
2003年5月，這位女作家在中國作協組織下，來到非典一線，在北京佑安醫院、小湯山臨時醫院、和平里附近的急救中心等地採訪。“她說她要把採訪內容留給以後寫小說。”當時的作家們都記得。
今年2月，畢淑敏推出新作《花冠病毒》。在這部“軟科幻”小說裡，她對醫學狂人於增風身染病毒、靈魂出竅的囈語，不吝筆墨——“我。病毒。……共棲。久遠。龐大。渺小。……”
她將人性的幽暗之處，喻為“人心的花冠病毒”。
“人性固然不像我們想象般美好，但也並非無可救藥。有心理學家說，做人是有期望的好事，所以我們才留戀這個世界。總體而言，人性總是要善良多一點，總是要感念親情、世間真情。
顯然，人之波詭雲譎，令她流連忘返。一如小說的收尾——“再見再會再來”。
惟有一次想過自殺
1987年春，時任《崑崙》雜誌編輯的海波，在社內接待一名陌生中年男子的來訪。
男子遞上的紙袋裡，裝有一沓稿紙，標題是“崑崙殤”。
“他說這部中篇小說是他愛人寫的。我追問，她怎麼不親自送來？”事隔多年，海波還記得這件事。
第二天讀完稿，海波被小說“磅礴的氣勢與沉重的主題所震撼”，去信，“希望馬上見人”。
《崑崙殤》講述了1970年代，崑崙邊防部隊最高指揮官“一號”為挑戰嚴酷的自然條件與軍人的意志，也為捍衛作為長官的尊嚴，執意命令屬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凍地帶，冒著零下40度的嚴寒，進行冬季長途野營拉練，徒步穿越無人區。為完成這一自虐式的軍事拉練，有人凍傷凍殘，更有人付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面對文中描寫埋葬戰士的新土，讀者會追問：這次行動的意義何在？到底值不值？
“我向來喜歡初露鋒芒，來勢很猛的作者。”海波想起，第二次見面，畢淑敏與先生一同前來。他們的一番交流，讓他“有點吃驚”。
“她說這是她的處女作。過去沒發表作品是因為她喜歡寫作，只想寫得愉快，並不刻意追求結果。從小說刻畫人物、把握細節的能力看，她的文學底蘊已較成熟，不像一個初學者。
“那時很多描寫西藏、新疆的作品，多是男作家所寫。女作者大多擅長抒發內心感受，描寫客觀現實，不及男作者特色鮮明。而畢淑敏明顯不同，《崑崙殤》展現出一股力量與生命的強悍。這當然也與她的性格有關。”
瞭解畢淑敏的人生過往後，海波反倒不驚訝了。
1969年，17歲的畢淑敏從北京坐了3天火車，來到烏魯木齊。在那裡，她通過了“最後一道體檢”，與另外4名女兵，鑽進滿載大米的卡車，開始了一連12天的數千公里的長途跋涉，直抵西藏阿里。
“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崑崙山像3座銀白色的公牛，抵角於茫茫的高原。它們拱起的背脊，簇擁著地球上最宏偉的峰巒。我所在的隊伍就駐紮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她在自述中寫道。她本想做一名通信兵，不意當上衛生員，1973年，被派往新疆軍區軍醫學校學醫。
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讓這位花季少女迅速認識到，“人都會死，我將來一定會死。”
入伍兩年後，一次行軍，“零下40度的嚴寒中，我們同男人一樣負重幾十公斤，徒步行進在皚皚雪原中，每天跋涉100華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時，我那麼熱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夠了這種非人的苦難，再也不願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裝作失足，痛快地滑向無底的深淵。沒有一個人會發現我是有意的，因為在如此艱苦卓絕的軍事活動中，死人的事的確經常發生。這樣我就可以被追認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會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牽累。”
“我一定要找到尖利嶙峋的山石，能一摔必死，還不會將他人帶落——當時行軍隊伍跟隨特別緊密。”自以為計劃周詳，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開。我想死，我的肌體不服從。後來我才明白，這正是青春生命的本能。”
凌晨兩點多，到達目的地。她一頭倒在地上，仰望遼闊星空，摸遍全身，哪兒也沒壞，“原來真的堅持一下就可以過來。”
寫出的或未寫的，肯定與生命相關
“1980年轉業回來，現在一家工廠醫務室。我的青年時代是在那遙遠的崑崙山上度過的。多少年過去了，我的思緒還常常飛往那裡。……我看過一些描寫西部邊陲部隊生活的作品，令我感動，令我讚賞，但掩卷之餘，又生出淡淡的惆悵。它們與我心中那座雄偉奇麗的高山，總不那麼相符，像一架尚未調到極佳狀態的電視機，有幾絲行扭，幾絲重影……”
散文《一起試一試》中，畢淑敏道出了《崑崙殤》的由來。
“心中的高山”幾乎奠定她一生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當年，我們以身體為界樁戍守邊防，現在想想挺虛幻。那份領土與我們實際生活有多大關係？但我們就是要以生命的代價來守衛這份虛擬的現實。”
海波將畢淑敏和閻連科做了對比，“畢淑敏與河南籍作家閻連科都是部隊作者。閻自幼生長在農村底層，對農村生活的困苦懷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所以他的作品存在現實批判色彩。而畢出身軍人家庭，對於軍隊滿懷理想，後又參軍，本色頗具革命英雄主義。”
1987年第4期、第5期《崑崙》接連刊登了畢淑敏的《崑崙殤》和《送你一條紅地毯》。從此，她正式步入文壇。
“經濟學家茅於軾告訴我，他快到八十歲才知道，人活著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讓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要實現幸福最大化，就要有目標。我在阿里時，已深知生命太脆弱。我要把生命過得有意思，讓自己快樂，希望也能幫助別人，這是我秉承不變的目標。
“但凡我寫出的或未寫的，肯定與生命相關。我無法不尊重生命，這是我的習慣，深入骨髓。”畢淑敏說。
從早期作品不難發現，她的創作主題一以貫之：如何生死。
在短篇小說《阿里》中，她塑造了衛生科的技術尖子、單純的女兵遊星兒。只因平素不受平庸世俗的羈絆，在全體黨員大會上，成為眾人洩憤的出口——被聯手投票，開除黨籍。為保全司令員父親的尊嚴，更為伸張自己作為軍人的尊嚴，遊星兒“仔細地洗臉洗手，然後換上一身新軍裝”，“在一團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靜的水域”。
《生生不已》裡，小甜因晚期腦瘤，不治身亡。母親喬先竹傷心至極，最終卻以生的代價，換取新生兒的呱呱墜地，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相接”。
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血玲瓏》，傳達出對命運無情捉弄的無奈與反抗——商界女強人卜繡文的女兒夏早早患上“漸近性貧血症”。為了挽救女兒性命，這位母親不得不設計與女兒生父、當年強姦自己的男人再造一個生命，以完成“血玲瓏”計劃——骨髓移植造血，從而再度陷入對另一親生骨肉的生死抉擇。
“在我二十多歲，還在野戰醫院做實習醫生時，曾經參加過搶救一個小男孩的手術。為救這個孩子，大家真是費了很大氣力，但他還是死了。”眼見孩子母親悲痛欲絕，一位老醫生勸慰道，你還可以再生一個。母親泣訴：我可以再生，但第二個孩子與這個孩子是不一樣的。
199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不復80年代的鼎沸與輝煌，而畢淑敏的《預約死亡》卻被業界別稱讚為“新體驗小說”代表作。
富有事業心的院長、抱怨入錯行卻恪守的大夫、在骯髒與死亡的映襯下綻放光芒的護理員、在盡孝與前途中糾結的兒女、生命尾聲裡的那些垂垂老者——儘管曾經強韌、優雅，如今卻徒有深深的孤寂與無力，這是她在臨終關懷醫院的實地調查後完成的作品。
“新體驗小說”產生在文學邊緣化時期。她回憶道，1994年，《北京文學》召集京內作家，在地下室裡緊急討論改變現狀。會上，有人指出作家不體驗生活已成習慣，非扭轉不可。
“於是，大家跟攤派似的，你說去體驗蹬三輪，成一‘板爺’；他說家附近正好有一餐館，他去體驗當夥計。輪到我，我一時也想不出上哪兒，還是上醫院吧。他們說，你不總待在醫院嗎？我說，不然，我上臨終關懷醫院。”
說起作品中某段，她的臉不由微側向一旁。那是一名女大學生志願者，去照顧一位胃癌晚期的老人。老人性情古怪，不肯進食，不肯更衣，執拗地讓女大學生為自己唱一首歌，被拒後，大發脾氣。不久，女生收到了老人的遺書——“孩子，你是我這一生認識的最後一個人了。原諒我那天對你的暴躁。看得出你是個天性憂鬱的女孩，因為我以前就是這種性格的人。這不好。得了癌症以後，我決心做一個快活的人。我想了許多辦法。比如唱歌。但最有效的是穿這件孫悟空的背心。我一看見這個滑稽的猴臉，就忍不住微笑起來。我要到遙遠的地方去了。在我走之前，送給你一個猴臉。當你憂傷的時候，看看它，你會情不自禁地微笑。”
畢淑敏結婚正式照
女心理師的世界
1997年，海波偶然從報上讀到對《紅處方》的書評，那是畢淑敏涉足文壇10年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他在心中為之慶賀，“‘革命英雄主義’本色對她的創作會有一定侷限。但這部作品代表她的一隻腳已深入到社會問題，她在關注，這本身是一種進步。”
“在我對生活感受的儲存裡，有許多材料，……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實地裹成一團，我數次因了它的滯重而繞過，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經緯分明地浮現。這就是我在戒毒醫院的身感神受，也許不僅僅是那數月間的有限體驗。也是我從醫二十餘年心靈感觸的凝聚與擴散。我又查閱了許多資料，幾乎將國內有關戒毒方面的圖書讀盡。以一位前醫生和一位現作家為職業的我，感覺到了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畢淑敏在小說的跋中寫道。
戒毒所裡，她眼中的戒毒者，“表現出言而無信、不通常理，精神結構已生問題”，“吸毒前，他們的人格較脆弱。孤獨，極度需要被人認可，渴望出人頭地，出眾不同。他們常想，為什麼別人能上去，我不能上去？”。
說中的“莊羽”，一個屢戒屢吸的高幹子女，精神世界坍塌後，變態嫉恨女院長簡方寧，“我不能變成和她一樣的人，她太高尚、太尊貴了，……但是我可以把她變成和我一樣的人。”為此，她將毒品“七號”融入送給簡方寧的巨型油畫中，讓其不知不覺中上癮。識破真相已晚的簡方寧，選擇了平靜離去，為自己開下一張赴死的“紅處方”。
“通過莊羽的形象，畢淑敏深刻地表現了人性令人戰慄的陰鬱，抵達人性冰冷的內核。”中國海洋大學文新學院教授溫奉橋在《死亡，尊嚴，人性》中寫道。很久以前，他在畢淑敏的作品中就感到，“她以一個戰士的冒險精神和醫生的好奇心態，向人性的幽暗處突進……”
“她早就對心理學感興趣，”《中國青年報》“青春熱線”創辦人陸小婭說。1998年，因為一場事故，她臥床休養。其間，畢淑敏每週必給她打電話，閒聊中，獲悉她準備報名參加北師大心理學在職研究生班。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教授林孟平要來授課時，畢淑敏問她，我也能試試麼？
“學習心理學有一特色。學員不光要探索理論，還要將自身當作案例，提供出來進行分析。”由於課堂上的案例涉及個人隱私，畢淑敏當年的同學只是提及，作為班長的她很聰明，學習積極，辦過內刊。她擅於將自己的人生閱歷、醫學知識和對人的觀察，移植到心理學領域。
2002年，結束心理學博士課程後，畢淑敏在北京西四環外，開設了心理諮詢中心。同學中有人去過，說“很專業”。
“我的諮詢室有一扇鑲有玻璃的門。每逢那扇門被推開，我都覺得一個非常鮮活、同時也是非常複雜的世界，在面前徐徐展開。”
一個頑皮可愛的小男孩，由父親的女秘書帶到她跟前。密室中，他請求得到她的幫助——幫他除掉父親的女秘書。
那顆不到10歲的小腦袋瓜裡，卻擁有常人難以估量的縝密思維。父母離異後，父親要娶女秘書為妻。為了能讓母親重回自己身邊，他一邊蒐集大量毒藥——蟑螂藥，一邊假意親近將成為自己繼母的女人——他要預測事態發展。
一個外省縣級幹部的妻子，當天飛到北京，直入諮詢室，要求務必接見。當晚，她還要飛回去，第二天要出席丈夫的葬禮。
“我打算大鬧靈堂。”丈夫的真實死因只有她一人清楚，他死於赴會第三者的途中。而這段偷情，她居然一直矇在鼓裡。她說她實難忍受葬禮上，人們對他的各種頌詞與追悼。她要在人前擊碎他的假面具。
“她對這樣做還是有點不踏實，才來找我。我幫她一步步理清思路。設想真在縣長念悼詞時，你這樣做後果如何？公婆的反應？兒女的感受？整個縣城傳遍後，這一家的處境？關鍵是，如果真做了這件事，誰又是受益者？
“她問我，難道要隱忍下去，繼續做一個賢妻良母？我告訴她，此刻你的公婆兒女對你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你選擇在明天公開真相，他們將無人從中受益。而你本是寡婦，還要淪為一個棄婦？你的丈夫雖然背叛了你，但現在他不會再背叛你了，不會再給你造成新的傷害了。你永遠有權公開這個秘密，但明天你要安全度過。”
畢淑敏不動聲色。
末了，她強調這些袒露的“冰山一角”，已被她過濾、虛化，“我要保證他們在人群中不被找到”。
2004年，她關閉了“畢淑敏心理諮詢中心”。3年後，繼心理類小說《拯救乳房》發表後，又出版了《女心理師》。
人生有什麼意義？
村女絳香在臨終關懷醫院遇到一生的恩人——賀老夫人，開始了自我修煉之路。她變為女心理師賀頓，她可以擊破他人的心魔，卻難解自己為何會對性愛採取散漫放任的態度，而下半身卻一直有冰凍的感覺。最後，督導施用“非常手段”還原她12歲被繼父性侵的噩夢，喚醒那段身冰封的記憶。有一天，她卻對這位業內權威說，你的療法是完全錯誤的，我要控告你。
“到底做還是不做？到底對還是不對？世界有統一、一成不變的答案？賀頓自身也有很多問題，不是毫無瑕疵才能做心理醫生。上次，心理學界一位知名醫生對我說，他最欣賞的便是督導治療賀頓這段。認為只要能把人治好，用什麼方法都可以。可我依然不贊同這種突破倫理底線的方法。”畢淑敏說。
“過去或現在，總有人說農村民風淳樸。真有那麼淳樸？還是同樣的人，為什麼進城後就不淳樸？既然城區如此惡劣，為什麼大家又要進入這個環境？我覺得這裡就體現了一種變化——中國三十多年的巨大變化，人性人心的變化。我不覺得有什麼天生淳樸的地方，那是在狹小的生存環境裡，人與人之間需要維持基本的道德約束，一旦跌落，周圍人根本不能容忍。現在，人心需要新的約束，社會需要建立新的信任體系，這很重要。
“我當內科醫生時，打開死者的心臟，會發現原來聽到血流的雜音，是因這一結構而起。在對人作為客觀肉身有所瞭解後，我既而想聽到他內心真實的聲音。沒學心理學前，我憑靠的是‘將心比心’，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猜測對方的思維軌跡。而心理學也並非萬能，憑我的一己推斷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充滿奧秘，我想把這種感知用語言表述出來，讓人與人之間能有有更多的瞭解，很多問題是因為不瞭解而起。”
“某次大學演講中，她碰到更犀利的提問，“人生有什麼意義？請你務必說真話。”
“今天，在這裡，我將非常負責地對大家說，我思索的結果是：人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話音剛落，臺下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
停頓片刻，她又說。“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確立一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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