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8岁的谢文东，携全家来到依兰县土龙山区黑嘴子屯，投靠他表叔关明林。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他不但由租人地种的佃户，变成了有近百垧土地的大粮户。而且呢，还当上了其他大粮户当不上的保长兼自卫团长，可见他在持家为人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
1934年3月9日，农历的正月二十一，酝酿已久的土龙山农民起义终于爆发。这天早晨，由各保的自卫团成员组成的，数人暴动队伍在太平镇东门外集结完毕，谢文东下令立即开进镇内。
声势浩大的暴动队伍所向披靡，不废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太平镇伪警察署和商团。除了署长史文志逃跑外，其余的伪警察全部当了俘虏，消息传来，极大的振奋了土龙山百姓的斗志。不但当地农民积极参加，就连附近的各路抗日队伍闻讯后，也纷纷赶来加入暴动队伍。此时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万多人，农民暴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驻依兰的日本关东军那里。
3月10日早晨，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连队长，陆军大佐饭塚朝吾带5辆汽车，100多名日伪军来土龙山镇压。谢文东得知情报后，派曹子恒、景龙潭等人，带领队伍在太平镇西白家沟一带伏击了前来镇压的日伪军。当场击毙了饭塚大佐、铃木少尉。还俘虏了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同时，缴获机枪5挺、步枪10余支，子弹数千发。土龙山暴动胜利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
当时上海的《大公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等国内外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谢文东一跃成为了颇有名气的抗日英雄。两天后的3月12日一大早，日军调集大批部队，对土龙山附近的屯落进行疯狂的反扑。面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关东军凶残的扫荡，民众救国军冒死顽强抗击着，终因寡不敌众，谢文东只好带领队伍，撤向勃利深山老林一带，在横岱山、孟家岗等地，谢文东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
部队人员大减，弹药也将用尽，部队士气低落，大有动摇之势。到了1935年1月，为了躲避日军的发现，谢文东率部转移到了方正县境内的深山中，重新安营扎寨。也正是这次“挪挪窝”，谢文东见到了李华堂，这是他抗日生涯的重要转机。
1936年9月18日，正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共产党把谢文东带领的民众救国军，正式编为抗联第8军，谢文东当上了军长，这也是谢文东最革命的时期。
1938年，日伪当局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屠杀抗日民众，三江地区的抗日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到1938年底，谢文东领导的八军大部分叛变投敌，全军只剩下几十人，躲在勃利县的深山老林里。
对于谢文东及其部队，日伪当局一直采取“剿”与“抚”并用的策略，而且日军的劝降非常有耐心，不急于求成，也不惜花费代价。为了诱降谢文东，日伪当局还专门成立两个特务工作班，派联络员上山进行劝降。
日军对谢文东的投降给予高规格的待遇，谢文东投降后，日军把他接到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日本首都东京参观。日本天皇裕仁还接见了谢文东，肥头大耳的谢文东受宠若惊，多次在日本人面前，对自己过去的抗日行为表示忏悔，甚至跪在了日军的忠魂碑前低头默哀。
谢文东叛变后在抗日联军内部和社会上带来很坏影响，部队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老百姓甚至猜测这支抗日队伍，不久将被日军瓦解。为了以正视听，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发出了缉拿谢文东等投敌分子的通缉令。也许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日本人满足了谢文东的要求，把他转送到了勃利县，给他盖了5间砖瓦房，还划给他40垧熟地和牧场，并委任他为勃利县日满协和会名誉会长，鸡西城子河煤矿把头和劳工大队长。从此，谢文东变成了日本人的忠实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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