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国权（前排右五）出席星工联三届五次理事工作会议。
这是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以下简称星工联）三届五次理事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留影。看着这张泛黄的旧照片，遥想当年，往事历历在目。
他们不是散沙，只是未被聚集的技术精英
提起“星期日工程师”，许多年长者肯定还有印象，而对于80后、90后来说，实在是个陌生的词。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当时一周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休息。每逢星期六下班后，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或轮船码头，总有一些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紧扣风纪扣、拎着人造革包的身影。他们不往家赶，而是前往苏州、无锡等地；到了星期日傍晚，在同样的车站码头，他们又风尘仆仆、匆匆而回。
事实上，这些人大都是上海各大企业、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等体制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受同乡、亲戚邀请，利用仅有的一天休息日为长三角的乡镇企业解决生产中碰到的技术问题。这批人就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这种为别人家提供技术输出的工作往往被视为“干私活”“捞外快”。还有人担心技术人员会把本单位的专有技术泄露出去，认为“你是我们单位的人，怎么能去为别的单位服务？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吗？”这些“星期日工程师”似乎“上不了台面”，有些还受到了单位的批评、处分，甚至还有人吃了官司。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很着急。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存在“有人无事做”和“有事无人做”的矛盾：一些研究所里人员饱和，一部分技术人员无法尽情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而一些新兴乡镇企业急需技术支持，却苦于招不到人。
在我们看来，这些体制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是散沙，而是一颗颗藏身珠蚌里的珍珠，价值连城。他们中许多人的能量并没有得到足够释放，而“星期日工程师”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证明能力的契机。
当时有一件事特别触动我。上海原南市区中药切制厂的一个切割机存在设计缺陷，工人一不小心就容易把手指切掉，有近10名工人的手指被切，就像一台“老虎机”。原南市区科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找到了一位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他去看了之后，很快就想出了对策——在切割刀边缘设计一个“靠山”结构，只要人的手一放进这个区域，刀就停止运动。一个小小的改动让“老虎机”不再“吃”人手指。你看，技术人员的作用多大啊！
他们害怕被误解，希望能理直气壮发挥余热
“星期日工程师”立功的新闻很多，但同时，也有一些技术人员因领取薪酬受了气。某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因为当了“星期日工程师”，报酬被充公，还被取消了先进称号。我们认为，除了社会偏见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一个组织，一个能将他们聚集起来证明能力、为他们搭建与企业间的桥梁、让他们尽情发挥余热而不怕被误解的组织。
既然如此，这牵线搭桥的任务就由我们来做吧。经过多次开会讨论，我们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将不正规纳入正规，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减少弊病，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1988年，我正担任市科协下属的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组织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各家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积累了不少经验。
这一年对于“星期日工程师”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肯定了科技人员可以“走出去”合理兼职，“星期日工程师”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挥余热了。同时，上海市政府也颁发文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科技人员走向乡镇企业……
乘着这股东风，我们准备于当年5月8日成立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为“星期日工程师”搭建起有组织的服务平台。消息在《新民晚报》上登出后，第二天凌晨，就有工程师来报名。短短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3000人。这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星期日工程师”的确需要一个“家”。同时，上海不少著名教授、学者也带头加入星工联，电光源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蔡祖泉就是第一任理事长。
他们不在乎酬劳，誓要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从此以后，企业碰到技术问题，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星工联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而通过星工联，也让一些科技人员走出了实验室，投入到生产第一线，接触并解决了许多新问题。
庄瑞云教授在加入星工联以前，在学校里教书搞科研，总觉得人生缺了点什么。当时苏州吴县市一个贫困村找到星工联，希望能对接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项目，改变贫困村的面貌。星工联推荐了庄教授。于是，庄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村里建了厚膜集成电路的生产线。这个工艺当时在社会上很稀缺，很快就收到了大量订单，工厂都来不及做！而对于庄教授来说，报酬并不是他所看重的，能看着书本上的东西变成真正的产品，让他第一次尝到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乐趣，这才是最重要的。
1992年，由于一大批外文资料来不及翻译，上海市政重点工程中山北路内环高架的进度受到影响，星工联组织多学科专家突击翻译，只花了8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还有一次，一家化学品仓库接二连三发生醋酸爆桶，保险公司中午12点紧急求援，下午2点星工联专家就出现在勘查现场并提出一系列防爆措施，迅速控制了局面；上海淮海照明灯具厂是一个区属小厂，工艺比较落后，原材料消耗大，蔡祖泉几次到厂里指导改进工艺，使得原材料节约了70%；上海工业用呢厂技术人员胡汉荣担任太仓工业用呢厂技术顾问后，仅用半年业余时间就使产品合格率从40%提高到了95%，当年企业就扭亏为盈，增加效益330万元，荣获原轻工业部的金龙腾飞奖……
渐渐地，人们发现“星期日工程师”真正在为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冲突自然就少了。而在我们看来，成立星工联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之举。它让人才的创造力不再专属于某个单位，而是开始流动起来。不同于以往的单打独斗，星工联涉及二三十个学科，能够完成单个工程师难以胜任的工作。
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转化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我们科技中介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星工联成立后，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3年内就承接咨询项目3900多个，为国家创造的年经济效益至少可达16亿元。这些效益正是靠挖掘科技人员的智力潜力而取得的呀！
从这个意义上讲，星工联的成立进一步激发了工程师们的干事热情，对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周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也特别自豪，曾为组建这个团队出了一份力。
（徐国权系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原主任、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名誉理事长）（徐国权 口述 刘颖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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