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秦朔，媒體人，《南風窗》、《第一財經日報》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系學士，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公共管理碩士，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博士。1990年到2004年在廣州《南風窗》雜誌工作，1997年起擔任總編輯，領導《南風窗》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政經雜誌。2004年11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創刊後任總編輯。著有《大腦風暴》、《傳播成功學》、《感動中國》、《美國秀》、《大變局》、《告別GDP崇拜》等著作。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中國經濟的體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世界500強的名單中，中國公司的數量從35家增加到了115家，其中，有四家進入到前十大的行列中。在互聯網及電子消費類公司中，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別增加了15倍和70倍，闖進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機領域，有四家中國公司進入前六強，而在傳統的冰箱、空調和電視機市場上，中國公司的產能均為全球領先。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產公司中，中國公司佔到了7家。全球資產規模前四大銀行都是中國的。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我們該如何面對當下的問題，實現共同富裕，富民強國呢？發展是硬道理。秦朔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及了個人的看法。
以下內容為秦朔採訪口述內容。
今天這個時代，社會的撕裂是非常嚴重的，我覺得這裡面有三個問題。一個是政策問題，一個是制度問題，一個是文化問題。
所以我的觀點就是，比如說民營經濟去年、今年，遇到了很大困難，我覺得短期靠政策，“兩個毫不動搖”“三個公平”，以及涉及到民營企業的金融信貸問題，方方面面給予政策上的支持；但是到了第二個階段，要從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換言之是要從法律的角度，必須要進一步推進。
在憲法裡面，我們對於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界定，還是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我認為經過了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以後，我們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應該是人人有產，共同富裕的多元所有制，包括國家所有制度，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去突破，靠現在打補丁這樣的一個方法，那些已經做得很大的企業家，在內心裡他還是有不安全感。
第三個是文化的問題。制度往往也是因文化，或者說因為觀念而生的，現在在這個社會中，對於富人、對於富豪、企業家，總體上大家的形象都是灰溜溜的，你越出名你越灰溜溜。這個問題，“仇富”現象不是一句話能說明的，仇富就是老百姓素質低，不是那麼簡單。這說明我們國家對於市場經濟，對於商業，對於企業家的理解，還是非常的簡單。
在過去這些年裡面，為什麼這個共識喪失了呢？就是因為多重矛盾積聚在一起，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比如說有經濟週期的問題，每一次的經濟週期，以及針對這個經濟週期的政策舉動，就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很大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同樣遇到了經濟發展週期問題，大家都要受罪，但是國企會得到優待，在2009年的時候，像東航等航空公司都遇到問題，但最後還是沒有問題。像最近的一汽，汽車製造不是科技創新企業，它也不搞新能源車，一下子拿到一萬億。那一遇到週期性問題。非國企在融資信貸這方面，會遇到資金缺口問題，然後就完了。
第二，結構性問題，包括產業的結構。過去這些年裡面，毫無疑問，國企所在的生產資料為主導的這一類的行業，通過行政性的去產能，去槓桿，現在的集中度越來越高，主要靠漲價漲出來一大坨的利潤，而且他們基本上是在上游。如果將來的定位是：國有企業在上游控制生產資料，民營企業在下游從事分散消費品的生產，那麼民營企業未來沒有發展希望了，命門捏在別人手裡，太被動了，就死定了。
第三，我覺得是體制性問題。說白了，還是各種各樣有形無形的歧視。第四，也有民營企業的素質性問題，很多的民營企業，綜合素質方方面面來講，也有問題。這些因素全部攪在一起，非常激烈，再加上資本市場不公平，所以出現了很多問題。
比如“國進民退”，如果“國”表達了更具市場競爭力，更具創新能力，更為消費者創造價值，那我覺得理所當然，但事實上不是。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大進小退，也有搶進弱退，也有行業集中度的提高。
今天的中國，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比以前難。因為我們的經濟規模大了，你今天增長一個百分點，相當於以前的兩三個百分點。其實從增量上來講，我們不應該這麼困難，因為你每年漲出來的經濟規模還是很大。
但為什麼大家覺得這麼難？因為漲出來的規模，更多的集中在冠軍龍頭和骨幹企業裡面。比如說互聯網，你能逃得過BAT特別是AT嗎？非常非常困難，因為沒有遊戲規則，沒有反壟斷，互聯網分配的環節很不好。包括居民財富也是這樣，你早幾年買了幾套房，漲出來的財富，就加到你的身上了。
所以今天的經濟問題就非常複雜。本來這個問題是通過客觀、理性、開放的態度和過程進行討論、進行研究，最後應該怎麼辦？但現在認真討論問題的空間也非常少。我現在很擔心，上面得到的很多信息，被過濾的非常嚴重。所以出臺的措施是否科學有效，能不能真正掌握經濟運營的信息，我覺得也是個很大問題。如果下面覺得出臺的措施不實事求是，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委屈越來越多，改革的共識就會越來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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