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金瓶梅》比《紅樓夢》更接近中國人的內心世界

近期,作家邱華棟聯手《金瓶梅》研究學者張青松共同寫作出版《金瓶梅版本圖鑑》。每有一本關於《金瓶梅》的新書出版,總會激起我們的好奇:這不是一本“黃書”嗎?能做出什麼研究來?

11月17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北大博雅講壇舉辦的講座,以“《金瓶梅》版本與歷史圖鑑”為題,深入討論了這本“傳世奇書”。作家邱華棟、《十月》雜誌副主編寧肯、《當代》雜誌副社長石一楓分享了自己對《金瓶梅》的理解和個人閱讀史。

讲座|《金瓶梅》比《红楼梦》更接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講座現場,三位嘉賓從左至右分別為:石一楓、邱華棟、寧肯

不同的時代讀《金瓶梅》,讀者懷抱的思想情緒極為不同。石一楓的經歷極具代表性,他說道:“以前讀《金瓶梅》代表禁忌和神奇。我小時候讀《金瓶梅》潔本,覺得遺憾,聽說很黃,其實不黃,到關鍵地方,都是‘遂成好事’……多年以後,我在香港讀到足本《金瓶梅》時,感覺像是終於有花生仁了,可我的牙卻沒了。”

“禁忌、神奇”的《金瓶梅》到底是本什麼書?潔本、足本,還有萬曆版、崇禎版,這些與《金瓶梅》連接一起的前綴意味著什麼?《金瓶梅》與《紅樓夢》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係?澎湃新聞摘編了講座現場的精彩片段:

讲座|《金瓶梅》比《红楼梦》更接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金瓶梅》被評為“第一奇書”

邱華棟:關於《金瓶梅》有太多未解之謎

2000年起,作家邱華棟開始收藏各個版本的《金瓶梅》,包括早期的石印、鉛印,以及後來美國、新加坡等多國激光照排的版本,如今算來已包括20種語言的120個版本、600多冊,其中最老一版是康熙年間的張評本。在這個基礎上,他與張青松落筆寫作《金瓶梅版本的歷史流變》一書,主要關注《金瓶梅》的印刷、傳播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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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華棟

儘管對《金瓶梅》的各個版本有過深入研究,邱華棟表示直到今天,關於《金瓶梅》依然有很多謎題難以解答。其中第一個問題,是當前“金學界”長期爭議、討論的話題,即《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誰?綜觀學者論述,目前有30多位人選,但各家又缺乏確切證據。例如,日本的中國文化史學者中野美代子提出:《金瓶梅》源起於嚴嵩強奪《清明上河圖》的事件。當時,嚴嵩強行索要王忬收藏的《清明上河圖》真跡,於是王忬做了一個仿本,但被唐荊川當場看穿,嚴嵩怒殺王忬。後來王忬的兒子王世貞為了復仇,花了三年的時間寫出了《金瓶梅》,他知道唐荊川讀書的時候有用手指蘸口水翻頁的習慣,於是他就在每頁紙上塗上毒藥,等到唐荊川出門的時候在街角大肆宣傳,書被唐荊川買下,在馬車上看得忘我,結果到家就已經中毒身亡了。

雖然這個傳說並不十分可信,但也說明了這本書成書確實很神秘。正因為一直以來都確定不了蘭陵笑笑生的身份,於是今天很多地方政府開始爭當蘭陵笑笑生的故鄉,比如江蘇徐州、山東棗莊,還有安徽、山西等地方,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因為《金瓶梅》裡的語言到現在山西人還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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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清康熙間刊巾箱本

除了作者成謎,《金瓶梅》的成書過程也難以清晰判定。在最初的傳抄階段,人們就不知該書發自何處。在成書與流傳過程中,衍生出眾多版本,萬曆本、崇禎本、詞話本……對於小說本身同樣也有許多爭議,有人認為《金瓶梅詞話》應該是為民間說書人準備的文本,但是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金瓶梅》是以詞話本的方式創作的文人小說。《金瓶梅》從詞話本到崇禎本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但崇禎本拿來一看就知道是一個作家寫的。詞話本跟崇禎本前十回都不一樣,尤其是第一回,完全不同,崇禎本第一回是“西門慶熱結十弟兄,武二郎冷遇親哥嫂”,而詞話本的第一回則是“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到了後來詞話本就沒有了,整個清代詞話本一套也沒有流傳,一直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北京琉璃廠古書鋪文友堂的山西分號從介休縣收購到一本木刻大本的《金瓶梅》,被胡適等一幫北大先賢認定是詞話本,並確定是唯一存世的版本。後來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又陸續發現了幾套,是江戶時期的元祿、寶永年間(1688-1704年)傳入日本的最接近《金瓶梅詞話》的版本,可見詞話本在《金瓶梅》的傳播史上被淹沒了很多年。

在邱華棟看來,《金瓶梅》有極高的文學價值,書中對事態、社會都有極其細膩的觀察,描寫人性之時,在思考的豐富性方面值得今天的作者學習。例如第七十九回中,西門慶死後,樹倒猢猻散,後面接連著寫了二十多回的家庭悲劇,透察人間世態炎涼。從表面上看,這樣的內容很悲涼淒冷,但轉換一個角度,它又很熱,啟發讀者熱愛生活。《金瓶梅》也影響著當代文學創作,賈平凹先生熟讀《金瓶梅》,他在寫作《廢都》時的語言方式與《金瓶梅》十分相似,可謂“西安笑笑生”。而在世界文學史上,《金瓶梅》的地位也在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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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楓

石一楓:在最“需要”的時候沒看過

談起《金瓶梅》,石一楓笑言:“我讀過,好在不是大學讀書時讀的,如果那時候讀,可能就不能順利畢業了。”於他而言,《金瓶梅》讓人充滿興趣,這其中有健康,也有“不健康”的一面。

他介紹道,曾經要讀《金瓶梅》,先要通過一套篩選機制。讀者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購買此書時,需要有副高職稱,證明自己是知識分子,為了研究才讀《金瓶梅》,不是為了學壞。對當時的人來說,讀《金瓶梅》是一件新鮮事,它意味著日常生活中不能看、不敢看,但希望可以道貌岸然地看的心態。

石一楓在童年時就讀過潔本《金瓶梅》,回憶這段經歷,他表示:“以前人們統計《紅樓夢》裡賈寶玉說過最多的話,是‘不在話下’,這麼來總結的話,潔本《金瓶梅》中,出現最多的應該是‘遂成好事’。”年少讀書時,他並不知曉這四個字背後,其實在原文中有無數個字,每段關鍵描寫都被替換成“遂成好事”。

進入北大求學後,他曾特意在北大圖書館中尋找足本《金瓶梅》,後來發現凡學生能找到、接觸到的都是潔本,只有老師才能看足本。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後,雖知社裡有足本,但足本都由榮寶齋手工釘裝,一本2000元,十分昂貴,只能偶爾為自己的老師“代購”一二,“幫老師買的書,自己都不敢偷開看,因為是封好的”。直到有一年他去香港時,才在香港看到了足本的影印本,但是這時候電腦技術日趨發達,“真看到《金瓶梅》時似乎也不新鮮了,感覺是最需要看它的時候沒有看到”。

對他來說,如今再讀《金瓶梅》,更多是讀其文學性。《金瓶梅》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基本被視作古代文人第一本自發、自覺創作的長篇小說。觀照《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都是基於歷史上留下的真實人物進行創作的,並非作家的百分百原創,但到了《金瓶梅》,可以說是第一本作家百分百原創的作品。

更可貴的是,從《金瓶梅》裡還能看到中國人的生活氣質,書中既詳細描寫中國古人的生活細節,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溝通也有傳神描寫,在這裡能感受到中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如果在《金瓶梅》與《紅樓夢》之間做比較,《金瓶梅》裡展現的價值觀可能更接近於中國人真實的精神世界。因為《紅樓夢》另造出一個絢爛、美好、神奇的世界,從這個抽象世界來觀照我們的真實生活,而《金瓶梅》則是在日常生活裡,甚至是蠅營狗苟的生活裡,飲食男女的日常,一點點地透露出悲涼,這種悲涼或許就是中國人內心的一點底色。由此來看,《金瓶梅》似乎更現實,更接近中國人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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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插畫

在文學之外,如今《金瓶梅版本圖鑑》一書,從版本的角度來理解《金瓶梅》,又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與西方小說的生產、傳播相比,西方小說的誕生伴隨著現代大工業和現代出版制度的成形。像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這些作家,他們的小說版本往往非常清晰,托爾斯泰的作品更加清晰,因為蘇聯時代,能出版托爾斯泰的出版社屈指可數。但是中國古代,《金瓶梅》和《紅樓夢》可以算是兩個流傳版本最不清晰的作品,它們基本都會有一個原創,但是廣泛流行開來後,就有無數的改寫者、抄寫者,甚至到了出版書商手中還要再做加工。這本書如何形成今天的樣子,其版本和流變本身形成一種值得長久討論的學問。

翻譯:《金瓶梅》傳奇中的傳奇

《金瓶梅》不僅牽動無數中國人,也吸引著全世界讀者的目光,其中最典型的是《金瓶梅》的譯者,他們對《金瓶梅》從情感上說有一種“執拗”,他們的一生也被《金瓶梅》打上深深的烙印。

《金瓶梅》的首位英語譯者是英國人克萊門特·埃傑頓(Clement Egerton)。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老舍在英國教書時,他與埃傑頓是舍友,埃傑頓跟老舍學中文,老舍跟埃傑頓學英語,在這個過程中,老舍建議埃傑頓翻譯《金瓶梅》,於是埃傑頓就用五年時間將《金瓶梅》譯成英文。這版《金瓶梅》譯者致謝的第一句就是感謝C.C.Shu,C.C.Shu就是舒慶春,埃傑頓直言如果沒有老舍他根本就不敢翻譯《金瓶梅》。然而,這本書當時卻禁止在英國出版,一直到1939年才解禁,所有淫穢的文字全部用拉丁文代替,因為一般的英國讀者看不懂拉丁文。直到1972年,才最終正式出版了《金瓶梅》的完整英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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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傑頓版《金瓶梅》的致謝部分

美國人芮效衛(David Tod Roy)翻譯《金瓶梅》花了將近四十年,全書譯註多達4400餘條。最後出版時,他已經快八十歲,當時他得了肌肉萎縮漸硬症,慢慢地身體就動不了,最後連嚼東西、說話都不行。他在芝加哥大學當老師時,開了一門《金瓶梅》的課,當時只有一個學生選讀,於是他給這位學生一對一上了兩三年,兩人天天一起討論《金瓶梅》,可以想象場面一定十分有趣。

還有德文譯者祁拔兄弟(Kibat Brothers)同樣富有傳奇色彩。弟弟奧托·祁拔(Otto Kibat)在一戰時加入普魯士皇家海軍,跟隨部隊來到中國青島,他從中文老師那聽說了《金瓶梅》,結果一看發現《金瓶梅》裡的故事就像發生在自己家鄉的事一樣,於是就下定決心要翻譯這本書。當他回德國休假的時候,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哥哥阿爾圖爾,於是,哥哥開始自學中文,兄弟倆就一起翻譯了《金瓶梅》。中間經歷了納粹時期,文化專制主義將無數書籍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他們翻譯的《金瓶梅》前幾卷。然而他們絲毫不氣餒,又開始重譯。二戰結束後,蘇聯佔領東德,他們最後在東德完成翻譯,前後花了三十多年。

《金瓶梅》在語言上充滿了中國傳統的詩詞典故,而且雜糅地方方言,這兩方面就決定了翻譯此書的難度,這也難怪《德國之聲》中國編輯部的編輯安德里亞斯·多納特在德文版《金瓶梅》出版之際,曾感嘆:“如果沒有畢生為之奮鬥的決心和堅韌不拔的毅力是難以想象的。”所有《金瓶梅》的譯者無疑最後都成了翻譯大家,跟隨他們流轉的不僅是《金瓶梅》本身的豐富多彩,還包括他們親身經歷的傳奇故事,都成為了《金瓶梅》“傳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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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版本圖鑑》,邱華棟、張青松、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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