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有一個偏見。回想一下，這個偏見可能是因為前幾年劉心武講《紅樓夢》引起的，我總覺得一個小說家只有在文思枯竭，寫不出作品的時候，才會去轉行做紅學研究。所以在聽聞格非也要出版研究《金瓶梅》的著作時，心頭隱匿很久的那個偏見又重新冒頭了。再加上斷斷續續在出版之前看過幾篇《雪隱鷺鷥：的聲色與虛無》的節錄，印象並不深刻，大體脫不了文人閒論潘金蓮和西門慶的那一套，更覺會心不遠。
我的朋友曹亞瑟浸淫研讀《金瓶梅》十餘年，家中藏書兩萬餘冊，單是各種《金瓶梅》的校勘版本亦有數套，更別說精心收集《金瓶梅》的各種邊角料，明代研究的各種史料。他說十餘年中，萬里本、崇禎本、張竹坡批評本他翻閱了十幾遍，最終才批閱爬梳，窮盡十餘年之功，完成了一本研究《金瓶梅》的著作《煙花春夢：中的愛與性》（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在我的印象裡，“金學”雖然是一門顯學，但是這種顯學明顯不如紅學光明正大，像劉心武研讀《紅樓夢》可以登上《百家講壇》，但是講《金瓶梅》反而遮遮掩掩，就連學術研究目的也不能坦然視之。這種自我畏縮的心態就讓把金學研究放低了門檻，彷彿登不了大雅之堂。憑心而論，曹亞瑟這本《煙花春夢》才是我讀到的第一本系統而周密地把《金瓶梅》擱置在明代經濟、政治、歷史和文化等大的語境之中，進行文本細讀和解析的研究著作。但是可能關注的重心稍有不同，這本書有個副標題是“《金瓶梅》的中愛與性”，還是側重於性，由性關係作為觀照點，把人物和情節背後的社會問題展現出來。而現如今讀格非的《雪隱鷺鷥》，把我原來閱讀《煙花春夢》的印象深刻化了，從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進行系統的研究，確實難得一見。當然，無論是曹亞瑟，還是格非，他們對《金瓶梅》的推崇無一例外都指向了一個原因：《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書，是一部晚明時代的百科全書。
說起來很有意思，我是帶著偏見來讀《雪隱鷺鷥》的，總覺得一個小說家還是應該好好寫小說才對，做起來研究來，總免不了有幾分心虛。但是讀了兩遍《雪隱鷺鷥》後，我修訂了自己的觀點，無論是沒有讀完《金瓶梅》的普通讀者（我就是其中之一），還是對金學早有研究和心得的理想讀者和研究者（比如曹亞瑟），相信都會從中有自己的閱讀心得。格非在本書序言中提到說，為了讓那些沒有讀過《金瓶梅》的讀者也能瞭解本書的大意，他有意借用了隨筆和例話的寫作形式，單獨成篇，而且每篇都是短短兩三千字，短小精悍不說，還是集中了主題。他還很貼心地指明瞭，如果讀者對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背景沒有興趣，也可以直接跳過卷一和卷二，直接閱讀後半部分的文本解讀。
但是根據我的閱讀經驗，《雪隱鷺鷥》的精華部分恰恰在於作者根據《金瓶梅》中的人情與社會倫理折現出的明代社會史和思想史，。如果缺少了捲一捲二這部分，後面的文本細讀不過是一個文人小說家的閱讀感受和批閱點評而已，逃離不了古往今來文人墨客的解讀窠臼，更接近於閒話談錄，比如梁羽生的《閒話》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但是這種閒談風格的文章只能把我們引入一個小說的叢林，關注於某個小說中的細節營造，無法統領全局。而且這種閒談文字往往是從具體的人物入手，最著名的就是從西門慶和潘金蓮入手來博取眼球。大概閒談文字大都是報紙專欄性質，自然會有取悅讀者觀眾的一面，無法全心營造自己的研讀系統。而格非的優勢就在於，他撇開這些細枝末節，一開始就把整個大的歷史背景融入到自己文本之中，因為只有提綱挈領，統領全本，從社會思想史的角度入手研讀《金瓶梅》才能真正脫離文人趣味的寫法。這樣的寫作可能顯得滯重枯燥了些，但是卻更能彰顯後面文本細讀的魅力所在。
坦白說，我沒有讀完過《金瓶梅》，但是讀完了《雪隱鷺鷥》我反而有興趣重新從書架上找到一套《金瓶梅》進行一一印證。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這種閱讀學術研究著作引發的閱讀原本的興趣就已經足夠了。至少可以證明了作者的寫作功底是足夠吸引人，而且能夠引發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與思考。
在《書名之寓意》這篇中，格非從“金瓶梅”的名字入手審視這本明代小說的寫作，所謂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的解讀固然沒錯，但他還是提供了另外一種思路，即“插在金瓶中的梅花”，並認為梅花暗指書中包藏的諸多春色，意為作者將春色、梅花，朵朵瓣瓣，費勁春工，製作成如金瓶梅花，讓千古錦繡才子做案頭佳玩。這個書名的解釋自然不是格非的一家之言，但是很難得的是，從這一個小小書名的解釋上，可以窺得明代的人情世態。正如格非所言：“慾望或色慾為此書的一大關目。然而細繹全書大義，色慾只是最明顯或最外在的旨趣之一。作者透過色慾展現世情人倫，透過世情來書寫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商業、道德、法律、官場以及種種世態，方為全書的關鍵。”說《金瓶梅》為晚明時代的百科全書，自然不是誇大其詞，因為“縱觀中國小說史，《金瓶梅》堪稱是第一部全景式、多層次描繪社會人情及現實狀況的曠世之作，就社會生活的全方位再現而言，即便是《紅樓夢》也有所不及。”
這自然不是誇大其詞，《金瓶梅》與《紅樓夢》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本書也偶有分析涉獵。格非在《的真妄觀》中甚至得出結論說，如果沒有《金瓶梅》的奠基之功，《紅樓夢》的高屋華廈的建立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我一直擔心用小說家言做研究容易陷入一種想象的虛構，在缺乏歷史史料和證據的基礎上，輕易做出斷言。但是細細研讀《雪隱鷺鷥》的每篇分析，都不得不承認，格非的小說家身份不但沒有阻礙他的寫作，反而為這本書的研究添彩。他從小說中細枝末節的分析出發，總能讓細節說話，還能深入到社會與思想史的層面，他對小說中人物多角度的沉思，對西門慶法律型人格、經濟人身份、契約性社會、儒釋道的世俗倫理都進行了很深入細膩的考察。這種分析不但讓我們意識到這個龐大的人物譜系背後是整個時代光影的映襯，更是一種新型人格的誕生。撇開那些淫亂與色情的表象，西門慶所代表的已經是新興的獨立人格，兼具中國傳統的人格類型，同樣具備了商業社會倫理中，在資本與金錢的薰陶之下的新教倫理型的人物——唯一不同的是，西門慶這種經濟人把積累的資本用於縱情聲色而已。
我的朋友曹亞瑟研究金學數年，然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判斷，他認為若想了解一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其實看他如何評價《金瓶梅》就可以了。私心猜想，從《金瓶梅》中看到的人情百態，涉及到人生中的各個方面，以淫觀淫，以心觀心，以己度人，自然會有所不同，呈現出來不同的價值判斷。格非的《雪隱鷺鷥》是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入題，大概是更加契合現在的聲色犬馬之境。難怪格非說《金瓶梅》所呈現的十六世紀的人情世態與今天的現實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小說與歷史，過去與現在，時代變了，人心所反映的世間百態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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