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觀層面，中國成為西方與非西方的樞紐。
沒有人不關心自己的位置，國家也一樣。
中國的崛起，根源於正確的工業化路徑。但很多時候，即使做出正確選擇，也不一定能達到目的。
在中國崛起過程中，確實存在重大的歷史機遇，起到了催化、推動的作用。
這個重大歷史機遇的催化，使中國逐漸演變為今天的樣子，深刻影響著世界秩序，並重新定義著中國。
01
重大歷史機遇
工業化、城市化遭遇西方產業外包大趨勢
科技創新，在西方經濟發展中，一直有著重要作用。
從最初紡織機械、蒸汽機、內燃機等掀起的工業革命，到現在計算機、智能化技術，每一輪創新，都為西方帶來突飛猛進。
創新帶來高額利潤，極大增加社會財富。
在舊時代，增加的社會財富，雖大部分被創新部門佔有，但也會拉動周邊行業發展，而且富人財產也附著社會義務，如救助窮人、修路等。
然而，西方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一輪創新發展，卻沒有顯著惠及普通百姓，它體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徵——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
諾基亞等傳統企業，擁有完整製造產業鏈，生產統一的消費品，滿足人們基本需求。
但隨生活水平提高，個性化需求井噴湧現。
擁有全產業鏈企業，在面對多樣的個性需求時，無力承擔高昂的調整成本，逐漸走向“越努力越失敗”的邏輯終點。
捨棄對全產業鏈的奢求，著力打造創意和品牌，才能成為制勝法寶，比如蘋果公司。
這就導致生產製造、裝配等環節，需要大量外包。
誰能承接這樣大規模外包？
需要兩個條件：生產必須高效率；生產必須高彈性。
高效容易理解，彈性來自於不斷變化的個性化需求，越能適應不同需求，越有可能承接大量外包業務。
兩個條件耦合，承接方只有一條路可選：有大量專業的、精細化的中小型企業。專業化能帶來高效率；中小企業彼此配合、適應帶來高彈性。
舉目全球，只有中國，能滿足製造業外包的需求。而且，簡直就像虛位以待。
因為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很多城市，建設了大量的工業開發區。
90年代，中國輕工業大規模發展，為全社會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生活必需品。
在輕工業向重工業換擋過程中，即9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分稅制改革，直接導致了土地財政。
分稅制改革簡單說，就是原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大約80%歸入了地方政府，中央收入很少。錢少很難辦事，很難大規模投資，很難支持西部不發達地區。
分稅制改革後，全國大部分財政收入，劃歸了中央。第一年就從前一年的兩成，增加到了六成。
但是，城市土地有償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等與土地增值相關的稅種，全部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很強的動力，鼓勵建築業大發展。
在此之後，地方政府建設了大量的空白開發區（廣義城市化）。
而這些開發區，如果沒有企業進駐，企業無法盈利，系統就無法長久運營下去，政府的融資無法償還，風險會大增。
巧合的是，恰逢西方大量外包機會，為中國的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促成了工業化的關鍵騰飛。
當然，後來加入WTO，也為中國製造業，提供了更多機會。
中國經濟在世紀之交的崛起，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與西方產業外包互相催化的產物，是世界大勢。
02
中國崛起的顯著成果
構建起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
在經濟騰飛過程中，十多億人民，辛苦勞動，追求更好的生活，釋放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構建起超大規模“供應鏈網絡”。
供應鏈規模越大，其內部節點越多，互相配套、嵌入越深，效率越高。
中國面向全球承接合同，也面向全球生產製造；國內電商平臺發展，又催化出更細緻的分工。內外融通的格局，使供應鏈網絡進一步擴大和深化。
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成就，也造就中國的“世界製造中心”地位。
事實上，製造中心已經超出中國範圍，擴展到東亞、東南亞地區。
中國從這些國家、地區進口大量零件、半成品，再加工、組裝成成品，銷往全球。
整個東亞被中國整合進“環中國海供應鏈網絡”，成為全球的製造業聚集區。
這個製造業區域，無法被世界上其他區域替代。
中國崛起，帶來龐大的供應鏈網絡，網絡的不斷擴大和深化，將東亞、東南亞地區納入進來，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終局性的世界製造中心。
03
世界雙循環大格局的形成
以往的世界秩序，基本是“中心——外圍”結構，即以西方為中心，其他非西方國家依賴於西方的科技、資金、製造業等。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尤其製造中心的形成，使得“中心——外圍”結構演變為“西方——中國——其他非西方”的雙循環大格局。
中國處在雙循環的節點。
西方創新經濟轉型，使得西方無法對亞非拉，產生直接拉動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西方經濟發展，但發展中國家，很多出現大滑坡。因為，原材料只對接中低端製造業，無法對接高端製造業、服務業。
中國崛起為新的製造業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能源，提供了超大規模市場。
未來，這一雙循環結構，會趨於固化。
美國將繼續佔有價值鏈上游，通過品牌、知識產權保護，強化領導地位；
中國及東亞製造業區域，將繼續通過製造業，對接上游和下游國家。
下游國家將繼續通過能源、原材料等，獲得國際發展空間。
04
從坦贊鐵路看中國在非洲的無限想象空間
印象中的非洲，多是戰亂、貧窮、飢餓，但事實不是這樣。
非洲的農產品種類豐富，產量高，耕地面積大。以坦桑尼亞為例，其國土面積只有中國1/10，耕地面積卻達到中國1/2；
礦物資源豐富，在我們國家屬於富礦的，在當地只能用來鋪路。在非洲還發現了世界唯一的天然核反應堆，鈾235丰度很高；
生物多樣性高，珍奇異獸應有盡有，旅遊資源潛力巨大。
等等。
如此豐富的物產，使得非洲大陸，在第二循環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對於中國而言。
中國與非洲的關係，是真正的源遠流長，比改革開放的時間都長。 開創緊密聯繫的重大事件，是坦贊鐵路的修建。
上世紀六十年代，坦桑尼亞和贊比亞計劃修一條貫通兩國的鐵路，然而耗資巨大。
向西方、蘇聯等大國求助後，均被拒絕。後來到中國尋求幫助，獲得支持，於1970年動工。
中國為其提供了十億元人民幣無息貸款，及整套勘探、施工、維護、運營技術和人員，付出極大代價。該鐵路也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成套援非項目。
為坦贊兩國修建的這條1860千米的鐵路，激活了兩國經濟。
坦贊鐵路的修建，使中國在非洲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和認同。
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上，17個國家提議：中國重返聯合國。最終投票通過。17個倡議國家，和投支持票的國家中，有大量的非洲國家。
可以說，“是非洲兄弟們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
坦贊鐵路極大解決了兩國的農產品、礦物、人員的運輸問題。但幾十年來，當地缺乏鐵路運營管理技術，鐵路運力嚴重下降。
近年，中國與坦贊兩國約定，計劃重新激活坦贊鐵路。
其中重要的一個項目，在終點站港口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北邊的巴加莫約市，重新修建一個出海港口，將鐵路修一條六十公里的支線連過去。
新港口設計吞吐量，比東非現在所有港口之和還要大。
可以想象，新港口將作為東非最大的出海門戶，與世界聯通，與中國聯通，將坦贊兩國、非洲南部國家的礦物、農產品，源源不斷的運往世界，以及中國。
一方面實現非洲國家自身經濟發展，從第一產業，逐漸過渡到更高階產業；
另一方面，為中國農業和工業，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緩解資源稀缺的壓力。
事實上，中國在非洲，投資了不只坦贊鐵路，而是.....
05
中國在世界上的真實位置——樞紐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從微觀層面上，個體和企業，溝通著上游下游、國內國外，成為微觀意義上的中介和樞紐；
在世界秩序的演化中，雙循環格局逐漸生成，在宏觀層面，中國成為西方與非西方的樞紐。
中國之所以成為關鍵的聯繫節點，因為兩個特徵：多元和超大規模。
多元結構，決定了中國內部，始終存在著深刻的彼此連接。
中國內部有海洋、大陸、以及海陸中介，三大部分。
海洋區域即東南沿海，資源豐富，生產力強大；中原地區人口眾多、市場巨大；西部地區生態脆弱、物質資源缺乏，但精神文化豐富。
東南沿海地區生產的物質資料，經由中原龐大的人口和市場，形成對西部的秩序投放；
而西部的宗教、文化等資源，又對中原和沿海地帶，形成反哺和平衡。
海陸中介，將海洋和陸地聯繫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統一的中國。
在海洋和陸地區域，又各有一個特殊地區，分別聯繫著更廣闊的海洋區域和大陸區域，即香港和新疆。
香港溝通著世界主要的海洋區域，如英美；新疆溝通著世界主要的大陸區域，如歐洲大陸及以東的西亞、中亞國家。
海洋區域一般實行普通法，大陸區域如歐洲的大陸國家、中國等實行大陸法。
普通法對中小投資者的權益保護，要好過大陸法。在普通法地區，直接融資市場的效率，遠高於間接融資市場，大陸法區域相反。
香港本身具有二元性：始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與世界海洋國家，共享普通法秩序，成為溝通中國與海洋世界的關鍵節點。
中國可以通過香港，影響國際資本市場；也可以通過香港，從國際資本市場吸收力量。
新疆同樣具有二元性：它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同時與歐亞大陸世界，存在著深刻的歷史聯繫。
從中原看新疆，這是中國西部的盡頭；但從新疆向西看，這又是中國向大陸世界投放秩序的起點，也是歐亞世界影響中國的起點。
中國的崛起，有工業化道路的正確選擇，也有城市化和西方產業外包時間重合的歷史機遇。
在高速發展中，中國形成了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極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適應能力，並深刻嵌入世界經濟體系中。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不斷改變著世界秩序，使原來“中心——外圍”結構，逐漸演化為雙循環結構。中國在其中，發揮著溝通西方與非西方的中介和樞紐作用。
中國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深刻影響國際秩序重構的過程中，只有將自己的視野和格局，提高到世界高度，才算真正迴歸了“中國”本該具有的普遍主義精神，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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