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丶g

近人文章，我最喜歡三家，二週兄弟以外，就是高郵汪曾祺。我內心奉他為當代最好的散文作家。

（圖：1990年4月，汪曾祺與晚輩作家們在雲南）

其餘如張中行的《負暄瑣話》、孫犁晚年的若干文字，也愛讀，但還是不會對待汪公一樣，幾乎每一篇都很珍視。他的文章與錢鍾書的學問，都影響我至深且巨。

汪曾祺1997年才去世。他去世前後的歲月，中國悄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社會。

在他晚年，中國文化傳統更加徹底地自絕自盡，黃鐘譭棄瓦釜雷鳴，過去舊時代的物也好，人也好，基本凋零殆盡，能存在的都不存在了。而他這樣的“老朽”，卻因了過去流風餘韻的力量，猶如一把精神薪火在幾近滅絕中靈光閃閃。大凡文化高人，靜若湖泊、淡如輕雲，但他的己見是很深的，他的存在磁場也是很強的，汪曾祺亦然。

（圖：汪曾祺遣心畫作）

作為某一類文化人象徵，我覺得，汪曾祺最大的意義在於，他的存在和復甦，他身上的那種古中國士大夫的布衣氣與貴族氣，對當時及此後太多粗蠻的共和國文人是有極大的心理衝擊的：原來生命、文化及傳統還可以這樣存活，我們已經不知道這一切了。這股遲到的奇風吹來，獵獵之音，對時代實在是一個諷刺，也是一聲哀悼。我想，也許正是因此，在他告別我們之後，會有很多人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名純粹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吧。雖然不免有點噱頭，我覺得大體是有道理的。

當時文壇就給他這個“名譽”稱號，現在看來，彷彿是歷史的預言。現代文學史上，汪曾祺與沈從文，是著名的師徒關係。結果，這一對師弟子，一個“鄉下人”自命，一位被譽為“士大夫”，適成正反組合，算是相映成趣，更似乎是冥冥中留給我們的某種暗示吧。

汪曾祺的人生，是很有古典的氣息的。那種為人的灑脫不羈、性格的任情率性、行事的獨異、趣味的老舊，使他孑然的更像個文化遺老、布衣士大夫。

本來，他是中國社會王綱解紐之後的新文化人。他是新學校培養出來的人，後來接受的也是新學教育，行跡密邇的師友也都是新派潮流人物。可奇怪，也是我想不通的，偏偏他的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品格，完全是傳統中國文人雅士的精神遺緒。

（圖：汪曾祺與其聯大同學、妻子施松卿。那時年少春衫薄，施大小姐出身，只為“有才”，以一碗麵食作酒席，嫁給了當時還要靠她接濟的酒鬼汪曾祺）

這種精神特徵，很明顯是舊時代的士大夫化。但他“化”出來的，不是道學氣，不是學究氣，而是文人氣、詩人氣、狂野氣。他生活的常態，是披髮長吟，放浪形骸，不拘小節，遊刃於百家而不失真情己意，精神狀態多少總是有點狂歡式的，是自在曠達的，是古人之趣之志之心神。

中國士大夫，向分兩途，一為端謹君子，一為放浪文人。汪曾祺的這種士大夫氣質，精神和思想資源，顯然更接近後者。也就是說，他的“路徑依賴”，豐沛而自然，主要不是儒家給的，而是老莊道家、唐宋詩詞、鄉土中國與潦倒文人這一脈異端傳統所薰陶出來的，在大屠殺中都不會枯澀無趣，而是獨笑江湖，浩氣逼人，又謙和幽玄，有“人”的各種生命氣息夾雜其間。

比如，他有著過去士大夫文人的全能技藝。不僅是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而且是書法家，繪畫家，美食家。無論寫文章也好，舉手投足也要，常常就自然地顯示出一種文化狀態，一種藝術情懷，一種高古的生活態度，甚至是一種純粹駁雜的生命境界。

比如，四年制西南聯大，他卻讀了五年。基本不上課，所有時光幾乎都是在喝酒、泡茶館、高談闊論吹牛逼中耗完的。每天就想著吃吃喝喝，有多少錢到手就花掉多少，沒錢就賒賬、當衣服、當書籍，結果不僅體育、英語都不及格，留級了事，還害得一幫同鞋、老師整天擔心他會喝酒喝死。那時的他，多半是夜不歸宿的，大醉伶仃就墳地將就將就，數不清的清晨舍友推開宿舍門，就發現一攤肉泥擠在門口，那就是汪曾祺。可就是這樣的亂人，卻最受沈從文與聞一多器重。沈從文說汪曾祺是“註定了這一生將成為一個作家，而且一定比我好”；聞一多最傷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汪曾祺不願意接他衣缽，好好研究學問。

（圖：汪曾祺求學時期的西南聯大學生下課境況）

比如，他像過去所以疏狂的文人一樣，喜歡左手插褲兜,右手揮毫潑墨,畫累就飲酒,飲夠就作畫；比如，他生平所望，就是寄情山水，而且本身琴棋書畫、園林烹飪那一套明清江南才人的積習都手到擒來；比如，右派的他喜愛花草，被勒命拔草，卻整出了一部《中國馬鈴薯圖譜》，只是不幸被毀；在比如，也如同過去書生一樣，對政治缺乏起碼的敏感、戒備和反制能力，結果莫名其妙地成為自己都深惡痛絕的“御用文人”，後半生被顛來簸去,飽嘗了難以言傳的痛苦與恐懼，傳統中國士人與權力的糾纏並沒有放過他。

這些，都是汪曾祺異於現代知識分子的地方。可以說，汪曾祺的一生，行步偊旅，是熙攘，也是寡然的。而觀其種種,實皆頗有士大夫之風,是華夏故紙堆裡才閃現的流風遺韻。這種為人風範與傳統格調，也許不能說隨著汪曾祺去世而斬，但是往後我們確實幾乎看不到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的駕鶴西去,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種迥異於現代中國的文化傳統，漸行漸遠漸無書。

汪曾祺的文字，裡面的味道，其中的情懷，行文的筆法，遣詞造句的審美意識，也是有往昔士大夫的文脈可依稀按尋的。

（圖：汪曾祺筆下的故鄉高郵現狀一瞥）

自從圖書館方便借閱、電子書恆天蓋地之後，我已經很少再看紙質書了。但是汪曾祺的文集，尤其是他的《蒲橋集》、 《人間草木》、《逝水》、《孤蒲深處》、《旅食小品》、《矮紙集》等作品，我全部都有買來，放在書案觸手可及的位置，時常在夜晚安於默默地與之對讀。

他的文字，純然白話，但是用心體味，即知其根底、其情思、其趣味、其完全是古典中國的迴光返照。 沒有深邃的古文訓練、沒有厚重的傳統修養、沒有精神上的對屈原鮑照謝靈運陶淵明杜甫李白袁宏道袁子才的切身認同，是不可能有這種拔俗之作的。白話文自從將文言驅逐出主流話語殿堂之後，到了此際，本身就已深痕累累，那種無趣、乾枯、無智的趨勢日顯，其實比古文還要暮氣老態，不知所往。汪曾祺的行文、立意，顯然是不離文言，也不悖白話的，他是運古為今、驅新合舊。

而從更實質上看，這又是一種更貼近士大夫式的文人氣與文章筆法。這也是對士大夫文脈的清理與調劑。平實、洗練、真切、委婉、含蓄、蒼勁、古今雜處，新舊並列，春風大雅，水磨功夫，他的文章特色在這裡，打動人心者，亦在此所。這使得他的創作，已然超越了文言、白話的兩分對壘格局，不管什麼文體，傳統士大夫的遺風在哪裡都可以看到，同時又不是與現代文學接受扞格的。

比如他寫冬天的寒，筆鋒一陡，卻“家人閒坐，燈火可親”，是中國文士名人的招魂,慢慢追索，哀哀悼念；比如他寫往事堪哀，“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這是《昭明文選》裡依稀可見的情緒；他寫庸常人生的可念，下筆就是“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不僅趣味是舊中國的氣味，連這筆法也無法從西洋文字和中國白話文中找到脈絡。但是，我們依然明白這是白話文章，是現代人可以感知的情緒。

（圖：江蘇高郵竺家巷汪曾祺故居）

總之，我讀汪曾祺，確實讀出了很多傳統士大夫所獨有的文字感覺、歡樂與孤獨的意味，乃至情緒。他的文字，是可以寄生於未來的。同時，他精神蘄向路線又是歸“鄉”的，多少紅塵血肉，多少生死場外，多少遺稿殘卷，多少儒道音語，多少聲色蝶舞乃至提琴葉片，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一葉扁舟承載遠去，而古老的中國就藏在裡面。

2018，10，8，晚閒談

劉愚愚

我也是在讀完汪老先生的書以後才知道，有人說汪曾祺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在讀他的書以前，我對汪曾祺的認知頂多就是和沈從文、胡適、餘秋雨，大概這些比較有名的文人的感覺比較類似，應該就他們那樣吧。

但是在讀了幾本汪曾祺的書，比如人間草木、隨遇而安、生活是有趣的等等以後，我才發現汪曾祺的厲害之處。

第一，行文獨具一格，溫暖而親切

汪曾祺的書、散文讀起來非常有意思，不像我們傳統在語文課本上讀的散文那麼的深奧、苦澀，他的散文、小說情節非常簡單、場景親切，讀起來感覺溫暖而又不蒼涼。

所以讀他的書、讀他的文章，能讓你發現原來世間一切是很美好的，你身上的浮躁氣息慢慢的被洗滌掉了。

第二，汪曾祺真的算是一位語言大師

反正我曾經嘗試過去按照他的手法寫一篇小散文，但寫出來以後就感覺非常的生澀。這一方面有他個人的思想、氣質、個性、價值觀，也有可能是和他的人生閱歷相關。

第三，汪曾祺的鮮明性格：無為

當然，也有人說汪曾祺很“隨便”，這個隨便並不是貶義詞，而是一個褒義詞，就說汪曾祺對很多事情看得很淡，隨遇而安，無為而治。

他並不以大喜大悲或者非常荒誕的情節去描寫一篇文章，而是一種非常平靜、包含著愛意的文字去表達他的思想。所以，在汪曾祺的文章裡面，看似和水一樣的平靜，其實和火一樣的熱烈，對人世間所有的愛恨離愁都達到了至深的地步。

我想，科班出身的汪曾祺老先生正因為以上原因，才可能被稱為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吧。

我是千城，就是那個要讀完1000本書（已讀600本）、走過1000座城的男人。公眾號：千城撩書。

千城Slash

汪曾祺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當然是因為他的作品和為人。

1、 師出名門

汪曾祺師從沈從文先生，1939年夏天，19歲的汪曾祺報考西南聯大，因為看過沈老的小說，心中滿懷著對於沈從文先生的崇敬。但直到大二，汪曾祺才正式拜師。他說沈老每次都在作業上留下長長的批語，並會介紹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說品鑑。這也為汪曾祺日後中西結合的文風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沈老發現汪曾祺的白描手法很是獨到，在其鼓勵下，汪曾祺將這種簡約發展成為了自己的風格。談起他的這位學生，沈從文更是語帶謙遜的說道："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2、平淡出真知

還記得在初中的語文課本里那一篇《端午的鴨蛋》嗎？那是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恬淡自如的文筆，文章裡這樣描寫鴨蛋"筷子頭一紮下去，吱——紅油冒出來了，高郵鹹蛋的黃是通紅的。"我們不難從簡單的三言兩語間窺察出作者對於故土之戀以及其簡約大方的文風。

現今社會，人們似乎已習慣了標新立異，比如吃飯時穿梭於花樣繁雜的調味劑織就的重口味中。水不在是水，是一瓶瓶帶著色素與香精的混合物。文風也是如此，沒有引人入勝的標題、逗趣的句子、彈性十足的語言，彷彿都不再是好文。我們不再評述這是幸或不幸，畢竟時代是文學的故土。

但是汪曾祺先生不同。在他的成名之作《受戒》中，敘述了小和尚明海與農家女小英子之間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與和尚談戀愛，我想這是一個可以放置於任何時代都能成為香豔、刺激的題材。然而先生卻出人意料的既沒有寫纏綿悱惻的愛情糾葛，也沒有寫如火如荼的情感衝突。他用極其樸拙的文筆，將他們的故事浸泡在平凡生活裡。簡簡單單的娓娓道來。

再比如他的另一篇小說《異秉》中有這樣一段話：所有燈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攤膏藥。從上燈起，直到王二過店堂裡來閒坐，他一直都在攤膏藥。"到十點多鐘，把先生們的尿壺都放到他們的床下，該吹滅的燈都吹滅了，上了門，他就可以準備睡覺了。先生們都睡在後面的廂屋裡，陳相公睡在店堂裡。把鋪板一放，鋪蓋攤開，這就是他一個人的天地了。臨睡前他總要背兩篇《湯頭歌訣》，——藥店的先生總要懂一點醫道。"在汪曾祺的筆下，彷彿故事就是對生活的一種選擇，他的小說沒有離奇曲折的情節而是通過白描把現實世界裡看似普通無味的景象挖掘出真正的趣味，就好像我們燉肉只加了幾勺鹽一樣。傳遞出文字的原汁原味。

3、受傷無傷痕

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久，汪曾祺就因"右派"問題被關進牛棚。這是一個對於文壇堪稱毀滅式的時期。無數文人墨客、社會名流都不堪忍受這十年的浩劫。他們或是自殺：像是老舍、傅雷、容國團等。

或是艱難忍受後寫下傷痕文學：比如劉心武和他的《班主任》、馮驥才以及《鋪花的歧路》。然而幾乎在同一時期，我們在《受戒》裡卻看不到任何蛛絲馬跡。給人的感覺是超拔於任何時代之外。有學者寫道：他的《受戒》，如東風第一枝，在傷痕文學大行其道的情勢下，對中國文學有著鮮明的拐點意義。

晚年的汪曾祺先生依舊筆耕不輟，主要在翻寫自己年輕時寫過的小說，由此得知，他是著實是一位精益求精的文壇大師。他屹立於一個時代，終究也為這個時代畫上了完美的句點。

梁文道先生評到：在生活不能平靜的年代，仍然堅持在生活中看見平靜的味道，那就是一種對於這種不平靜生活的抵抗和救贖。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一往文學

一個浮躁的時代，動輒就是“最後一個×××”、“一個時代的結束”，簡直令人作嘔。

汪曾祺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讀過他幾乎所有的作品。但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汪曾祺先生與士大夫有多少聯繫？

所謂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於社會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統稱。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

政治是絕大多數“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汪曾祺出身大地主家庭，畢業於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先生。從民國末期到其晚年，汪曾祺一直以寫作為生，也涉及中國畫與戲曲創作，曾編劇《沙家浜》，晚年以《大淖記事》《受戒》及一系列散文享譽文壇。不論在文壇地位如何，汪曾祺從未從政，沒有一官半職，最多奉命創作，跟所謂的士大夫八杆子打不到。

汪曾祺的文章，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最大的特點是，人道主義色彩和爐火純青的語言。

汪曾祺筆下都是小人物，三教九流皆有，但都是活生生的、有著喜怒哀樂的人。與傳統士大夫的文人氣有著很大的區別。

汪曾祺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語言，洗煉、節奏把握極其到位，而且借鑑中國畫的“留白”藝術，將文言文的精煉與白話文的樸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其語言，汪曾祺超越了沈從文、孫犁等語言大家，可謂當代文壇獨一份。

喜歡汪曾祺，但不要盲目吹捧，更不要謬託知己。

江南俗士1

你品讀如下汪老的佳句，感知士大夫的風采吧：

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

——汪曾祺人間草木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

泰山道人2

這種頭銜，有的是追捧的人給戴的高帽子，有的是敵對的人故意暗搓搓的捧殺。難能可貴的是，卻也都合乎他本人給人的慣常印象。

我記得以前汪曾祺先生還有一個頭銜，最後一個京派作家。

京派和海派在民國的時候就爭論不休了，魯迅先生就曾經深陷這種漩渦，甚至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就叫《京派和海派》。他的敵人為了攻擊他，就暗搓搓地把魯迅歸類為京派。但是魯迅當時卻深居上海。當然，魯迅先生也不是好惹的，他回應說，說我是京派，那我就是京派，你們怎麼滴。

汪曾祺先生為什麼也被捧為京派呢？明明京派海派大戰的時候，他還是個娃娃。皆因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當時就是京派的核心人物。

其實京派海派最初的分野來自於京劇。那幫以北京城為舞臺的京劇演員們，比如四大鬚生，四大名旦，不用說就是京派。而活躍在上海一帶的京劇名角們比如麒麟童周信芳，蓋叫天等人，就是海派了。這種分野的產生除了地域特色，還有唱腔上的略微不同。

為什麼扯這麼多，跟士大夫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京派海派的分野逐漸也在文學界出現，於是南北陣營的作家們開始筆戰拉鋸。

京派就是一幫有士大夫習氣的文學家們。比如沈從文，廢名，俞平伯，朱自清等。這些作家思想雖然是新的，但是做派還仍舊沿襲了不少舊士大夫的習氣，例如寫文章一般追求性靈，追求清淡，追求樸實，他們的學習對象當然是周作人那種明代小品文式的。

而海派代表人物比如施蟄存，葉靈風等，追求新形式，追求新感覺，寫作內容上也是追求各種獵奇。

如果你讀過這些作家的作品，就會發現他們的截然不同。

京派作家被攻擊，皆因他們因為雅趣，追求清淡，所以寫作時，愛寫鄉村的事，比如沈從文先生的《邊城》，比如汪曾祺先生後來寫的《大淖記事》。現在明白魯迅先生為什麼被攻擊為京派了吧？他的《朝花惜拾》就是以回憶家鄉鄉村的事為主。

而海派一班人則傾向於寫都市的新奇，甚至是獵豔。追求刺激，新奇。魯迅先生不就說施蟄存是洋場惡少麼？

現在看來，汪曾祺先生的文風全然承襲了舊京派的範式，只是多了一份活潑。

舊京派的沈從文俞平伯廢名充滿了士大夫的習氣，汪曾祺先生承襲了他們的這種習氣，儼然是一個合格的京派，而且如果多讀幾篇他的文章，會發現他確乎是一個士大夫，甚至有時候既充滿了士大夫的雅又充滿了鄉村的俗。

他既可以畫幾筆國畫，又可以坐在地邊攤大快朵頤。他既可以寫京劇唱本，也可以唱幾齣崑曲，他既可以品鑑美食，也可以養花賞花。

這些都是一個士大夫生活中的追求。

我不知道汪曾祺是不是最後最後一個士大夫，但是現在你肯定找不到像他那麼真的士大夫了。

西堤君

我認為汪曾祺重要的特點是“打通”。

打通古典與現代，打通“現代”與“當代”，打通雅言與俗語，打通小說與散文，以及書、畫等其他藝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創作理念上，打通”要有益於世道人心”與 “使這個世界更加詩化”。汪曾祺可稱當代文學中的一位難得的“通人”。

評論界對汪曾祺“最後一個士大夫”的稱呼，其實是站在八十年代文學的立場上，驚異於對另一種美學傳統的“發掘”。汪曾祺生長於那種美學傳統的尾聲，經過民國既關懷鄉土嬗變、又追躡世界潮流的文學教育洗禮，再身歷建國初對民間文化的發現與整理，正如汪曾祺自述“經歷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從雲層回到地面”，他自己也成了中國近世文學傳統送給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一份禮物。

我們今天回看汪曾祺的文字篇什，最搶眼的無疑是他的“名士氣”，草木蟲魚，吃喝遊樂，皆成文章，但更應該注目的，是他對語言的摔打鍛造，對故土的戀戀情深，對市井小民“吃什麼，想什麼”的平視與關懷。少時作品裡那些大膽的語言實驗都消融無形，而人性的溫暖的光輝卻始終照耀著他的世界。文人味十足的書面語言摻入民間生動的口語，使得汪曾祺的語言以純淨、活潑的風格令人耳目一新。汪曾祺很推崇揚州先賢汪中的駢文，因為他“寫得那樣自然流暢，簡直不讓人感到是駢文”，這句話可以移用來評論汪曾祺自己的晚年文字，入而能出，方是自家面目。

楊早講史

為什麼說汪曾祺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何謂＂士＂，然後才能搞明白汪曾祺先生是否是最後一個。

我們先來看看歷史上的說法。

根據《論語》記載，子貢曾問孔子：何謂士

孔子回答：潔身自好，不辱使命

子貢又問：次之（比士次一等的人的行為標準是什麼）？

孔子說：孝悌（孝敬父母長輩，愛護兄弟姐妹）。

子貢再問：再次之（再次一等的行為標準呢）？

孔子不容置疑地回答說：言必信 行必果，這是小人（領導或上級說什麼都堅信不疑，並且執行上級領導的命令不管法律限制不顧社會影響，這是典型的奴才）。

孟子針對小人的反義詞大人，是這樣解釋的：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唯義是舉（偉大的人或人格要偉大，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能拘泥主從關係，不要有主僕心理，言行標準應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唯一準則）。

老子在巜道德經》中，對＂士＂的描述與解釋最為全面：

（原文）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大義直解）古代＂善為士＂者，是對宇宙之道（宇宙時空及運行規律與法則）有深入研究的人，他們對宇宙（道）時空和人間社會的認知水平，深不可識！正因深不可識，得為大家勉強形容一下這類＂士人＂的人格特徵：他們用若履薄冰的態度做學問，充滿敬畏之心待天道；該嚴肅時莊嚴威儀，當熱情時可融化堅冰；敦厚時體現的是樸實真我，曠達時展現的是虛懷若谷，包容時則不分清濁。

老子進而將士分為上士、中士及下士，他這樣寫道：

（原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大義直解）真正有認知高度的士人，瞭解到宇宙之道的真相之後，尊重規律，踐行無為（無為而無所不為）；認知能力一般般的士人，對宇宙之道半信半疑；無心認知宇宙之道的士人，不但不相信有道的存在，反而大聲嘲笑，。可見，道，不被嘲笑，就不足以為道。為此，創建道學思想理論的先輩們曾指出，對道的理解，既要從明面看，也要從暗面想；既要走近細睹，也要遠離遙望；既要跳出宇宙之外超宏觀看宇宙，也要深入物質內部超微觀瞭解物質。

在距老子之前大約五百年，中國周王朝的創建者制定了一套系統制度，封建制和宗法制，這套制度的運行形成了中國的貴族體系並培養了中國的貴族精神，使中國社會步入早熟文明，並使中國文化和文明延續至今，從未中斷，成為人類文明史的孤例。為此，我們應大略瞭解一下並行不悖的封建制和宗法制，尤其是士族階層的形成及其重要作用。

所謂封建制的核心，即封土建國，由周天子劃定一片疆域（土），指派專人在此疆土上建立一個＂國＂。那麼誰任國君呢，這又得套宗法制度了。而宗法制度的核心，叫做嫡長子繼承製，即天子的長子，當然地繼承周天子之位，而周天子的弟弟及周天子嫡長子的弟弟們，則被分封出任各國國君。各國國君又將其統領之國劃分為若干＂家＂，國君的長子繼承國君的職位，國君的弟弟及國君長子的弟弟們則被分別指任為各家的家君。在家之下，再分為若干小家，但在嫡長子繼承製之下，一國之封地用完之後，小家不可再分，於是小家除嫡長子能繼承家產及職位之外，其他弟弟們，不論嫡出或庶出，都必須學習知識技能，外出工作，養活自己，由此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士族階層。士，可分文士或武士，但終週一朝，士都是文武雙修，據此可知，老子，孔子，孟子，應都是具備文才武略和文功武衛的士人。這樣我們就能明白，為何老子、孔子和孟子，對＂士＂的解讀和詮釋，會如此的深透明瞭。

士族階層在武備上擔負起保家衛國的職責，在文韜方面則肩負著家國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可以說發揮著國家文明進程的核心功能和脊樑作用。史書記載著許多戰國時代之前（甚至包括漢之前）的士族事蹟，透視出當時中國貴族精神的高尚品質和品格，但其中一些言行，卻常被當今國人恥笑，這些恥笑者，其實是中華文明衰敗的產物，他們忘卻了中國人的根，割裂了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拋棄了歷史背景的基石。

所以很多人只知歐洲有貴族和貴族精神，而不知中國有貴族和貴族精神，輕說是缺漏重說是無知。中國的貴族和貴族精神，大約形成於三千年前，成熟於距今三千年左右的時間段，而歐洲的貴族及貴族精神，大致成長成熟於中世紀時期，迄今尚不足千年。但我們切不可自滿自傲，因為我們的文明，因早熟而早衰，一路退化，由貴族精神一直向流氓文化在衰變，但歐洲文明，則抓住了現代科學技術興起的機遇期，一路向文明邁進，由強盜文化向貴族精神在進化。所幸我們躬逢盛世，適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期，以士文化為主導的中國貴族精神，必將煥發新生命並在全社會廣泛弘揚。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老子、孔子、孟子等等諸多先賢偉人，在文化衰敗、文明衰落之際，紛紛提出了自己的學說與主張，並身體力行，知行合一，為後人萬世景仰。汪曾祺先生作為中國文化傳承與中國貴族精神傳揚者之一，其人格人品，完全符合老子對＂古之善為士者的描述：

劉怯之

有德行操守之人被點贊久了，便成為士。至於大夫，首先得有幹部身分，最好再加上高貴的血統。而後者，汪先生根本不具備。新中國就沒有所謂士大夫了，一切都世俗化了，為什麼說汪先生還是，而且是最後一個？個人以為胡適可稱士大夫，汪先生最多稱名士，而且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新晴12新晴

士大夫是中國傳統的一個階層，享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與之相對的是要為社會做出一定貢獻的。紈絝子弟暫且不論，詩書禮樂騎射，都要學習，換句話說很像國外的貴族。汪老憂國憂民，捨身無私，足已稱的上士大夫。可現在大多數人佔用大量的社會資源，想的是如何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由此，高下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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