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資料圖：人文財經學者、秦朔朋友圈發起人秦朔
近期從上到下給民企頻吹暖風，而且有實實在在的舉措。比如緩解民企融資難融資貴，國務院提出力爭主要商業銀行四季度新發放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1個百分點。這就是定量的、可驗證的標準。
前幾天我和一家在創業板上市的民企董事長交流。他說政府簡政、減稅、減負的方向很好，目前他們這樣的公司最關心的是社保費徵收。這家上市公司一年工資支出6000多萬，如果社保費由稅務部門嚴格足額徵收，還要算曆史舊賬的話，利潤一下子就沒多少了。他知道有家廣告業的上市公司，2017年人工開支（含銷售獎勵）20億，利潤只有3億，如果社保費上去，等於老闆白白給員工打工。
長期看，企業應該主動承擔法定責任。近日，日本日產汽車會長戈恩因涉嫌過少申報自身報酬，被東京地方檢察院以自願同行方式帶走調查。可見在成熟經濟體，再大牌的企業家的行為也要合規。但具體到中國當下的情況，如果稅費等一條條馬上兌現，很多企業就給勒死了。所以他們很關心增值稅、社保費、企業所得稅等等明年能不能實質性減少。
這位董事長說，站在企業角度，除了希望簡政、減稅、減負，還有一個問題希望引起重視，就是在日常經營中，各種擁有行政處罰權的部門習慣性地對企業罰款。比如，他的公司打廣告用了“最”字，違反了《廣告法》，工商部門開口就要罰50萬；消防不過關，要罰30多萬，最後討價還價罰了18萬；勞動仲裁，一罰一個準；殘疾人就業保障金，漏繳了還要按滯納時間多少加罰。
我說，這些問題不解決，出現更大問題怎麼辦？比如今年8月哈爾濱太陽島度假區的酒店大火，20人遇難，事後查明該酒店4次消防抽檢不合格仍在營業。他回答，現在的情況常常是，查問題並不是真為解決問題，而是為了罰錢創收，罰多罰少隨意性很大，罰了錢就走過場。如果你想找人從中調停，會發現中間人、中介機構都和政府部門有千絲萬縷聯繫，有些就是其下屬機構。
“難道不能既解決問題又不亂罰款嗎？亂罰款增加了企業開支，羊毛出在羊身上，企業還是會想辦法‘拿回來’的。”
怎麼看待上述問題？
從保護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權益、推進法治化和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對於違規違法現象的確不能姑息，有些方面其實做得還不夠，而不是做過頭了。但另一面，在部門立法、部門執法、部門獲益的大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確實又會出現權力部門用各種理由設立各種門檻、標準、許可，由此產生大量所謂“違法違規”的名目，進而亂收費、亂罰款，名為公共利益，實為部門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即使有些問題應該解決，是否一定要和錢掛鉤，好像罰了款就萬事大吉？
去年《人民日報》曾做過涉企收費的系列報道。名目繁多的收費使企業不堪重負，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能不能給企業一本明白賬？集中清理亂收費，為何隔一陣子又會冒出來？《人民日報》剖析了一家耐火材料廠的案例——只要開門營業，一分錢還沒賺，就有十幾個評估評價必須做，個個要收費。安全、質檢、土地、規劃、環境、消防、能耗、職業衛生……有的是政府機構收費，有的由第三方機構收取，但成本上沒什麼差別，多的如環評，可能要好幾十萬元，少的也要上萬元。哪項評估沒過關或者沒能及時拿到證，企業就會被罰款，有時一罰就好幾萬元。
還有企業抱怨頻繁收費干擾正常生產運營。看絕對額，費不如稅多，但費隨時可能冒出來，不僅花錢更花精力。一筆筆收費背後，對應的是一項項檢測、評估、審查、驗收……企業要安排專人對接，收集數據、提供資料、走程序。收費方核定費用後，企業還要再審核一遍，看是否有重複收取的、是否有該減免卻未減免的。有時，圍繞一項收費，前前後後要派專人盯好幾個月才行。
有些收費則彈性很大，比如工業企業的生產設備需要不定期抽檢，部分檢驗費用由被抽檢企業支付，如果“關係沒協調好”，很可能總被抽檢、多花錢，逼著去“維護關係”。還有的地方，餐飲企業每年為員工辦理健康證、支付體檢費，這是合理合規的，但費用是不是可以低一些？一年內如果在一個地方辦了，換個地方是不是可以不用再辦？至於那些壟斷性行業的服務收費，更是隻漲不跌，企業毫無辦法。
在一些商貿市場，以消防檢查為名，大小商戶通吃，也不開任何單據憑證；在公路上，隨意增加收費項目，雁過拔毛，或以“無道路運輸證”等為由收取現金而不開票，司機如果辯解罰款就會翻倍；這樣的事情司空見慣，甚至釀成過車主不堪公路執法罰款喝農藥的事件。
在網上論壇中，你可以看到大量對於亂收費、亂罰款的抱怨。比如一個會計說，他剛參加工作，營業執照要求在網上公示年報，他要公示2013年和2014年的年報。因為操作問題，當時沒看清楚，只公示了2013年的年報，所以系統上只有2013年的年報。企業被列入了異常經營企業名錄。“因為業務需要，現在想移出異常經營企業名錄，找人一問，要罰款2萬。單位要我出。我查了《企業信息管理暫行條例》，上面沒有明確說怎麼罰款，罰多少錢。只是說情節嚴重的需要罰款，意思是情節輕的改過就可以移出了。地方工商局一來就罰這麼多？幾個意思？”
中央最近對民企的鼓勵支持是動了真格的，但在各地方各部門，制度性成本的高企已經剛性化、普遍性了，這就有可能讓大政方針一層層消弭於無形，或者一陣風過去，不作為、亂作為的情況又故態復萌。
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第15條提出，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範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放到地方和基層，方向是對的，但如果地方和基層的政府職能不轉換，或者條條的職能不徹底轉變，最後弄到企業頭上，還是覺得“雷聲大，雨點小”。
為什麼政府部門的職能轉變如此之難？說到底，是“設租-尋租”已經變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為人民服務異化為“為人民幣服務”。
所謂“設租”，是指權力擁有者利用權力獲得非生產性經濟利益的行為。有些“租金”的存在，一開始並不是政府有意創設的，比如“雙軌制”的設立不是為了尋租，而是為了市場化改革中的漸進與穩健。但只要有資源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差額，就會誘發走後門、遊說。此時就要堅決採取措施，儘快從制度上進行校正，減少租金的幅度和數量。而有些租金則是部門有意設立的，比如不少部門針對老百姓和企業的服務，都指定某某服務公司辦理，只此一家，價格明顯高出合理程度。涉及到行政審批、工程建設、財政補貼、貸款發放、官員任免等等，“設租-尋租”的規模更大，最終的受益者往往都是設租者的特定關係人。
還有些設租尋租者乾脆向公共財政伸手，直接攫取。比如最近剛剛宣判一審獲刑15年的北京市旅遊局原局長、市文資辦原副主任張慧光，多次採用虛假合同、虛增合同金額等手段騙取公款。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在北京市文資辦與某出版社簽訂《微電影市場發展分析及實例論證項目委託服務合同》的過程中，張慧光套取財政資金151萬餘元，後借用某文化傳媒公司名義，與出版社簽訂虛假的《“微電影市場分析及實例論證項目”微電影拍攝製作合同》，騙取財政資金中的75萬餘元，據為己有。這個過程中，沒有發生任何經濟活動，對社會沒有任何價值，相反，原本應該用於開展經濟活動的公共資源突然消失了。
一個社會總是存在著尋利和尋租兩種基本的商業模式。尋利是通過“無形的手”，在市場上提供有價值的商品和服務而實現的，由此增加了社會總福利；尋租則是在生產性活動之外，通過權力設置租金，強迫企業或個人不得不繳納。尋租不產生任何生產性創新，相反給企業或個人增加了負擔，並助長干預、投機和與特權結盟。政府手裡的資源控制權越大，對微觀經濟的干預越多，獲得的租金收益也越多，社會的制度性成本也就越高。
所以，在政府努力減稅減費的時候，有必要更深刻地認知設租尋租的危害性，並從根本上減租去租。否則，一邊是減稅減費，另一邊各種名義的租金居高不下，企業依然不會滿意，內心也是笑不出來的。
救助民企是好事，但小心有人渾水摸魚
先講一個故事。
話說打仗時，一線部隊節節敗退，主力援軍拍馬趕來拼死相助，豈料，行軍途中竟遭遇前線逃兵。
“兄弟，你上，我們先撤了。”
“前方戰況如何？”
“天黑，不清楚。”匆匆離去。
此時各路援軍反應不一，是就地休息，派三路探馬前去打探虛實後再做打算？還是繼續急行軍趕赴前線？
如何決斷？
故事映照到現實——近期，各地方政府舉措頻出，以降費、補貼、放寬市場準入等手段支持民企紓解困難，然而，
剛拿到政府組織的紓困資金便立刻大幅減持的民企股東們，給市場出了一道大難題，也給大規模的民企救助行動提了一個醒。
救援
最高層的關注之下，這一輪對民企的救援聲勢浩大。
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一錘定音，民企發展有了清晰方向，紓困民企的力量更為強大，行動更加積極。
在此之前的10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央行行長易綱、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與證監會主席劉士餘集體喊話維穩股市。
各種大招此後齊發。銀行理財資金入市、險資入市、私募基金入市；商業銀行擴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放寬上市公司股份回購，鬆綁併購重組等政策火線出臺。
地方政府資金也紛紛緊急救援。廣東、湖南、浙江、四川、北京等13個地區的國資部門已於近期推出或醞釀了救市方案，救助基金規模合計已超700億元。
近日，也陸續有公司披露拿到援助資金，正逐步將控股股東質押率降至合理水平。
11月6日，此前爆發股權質押爆倉危機的東方園林稱其獲農銀投資30億元增資，首期現金增資10億元已到位。11月20日晚，賽為智能公告，控股股東將部分股權質押給深圳市中小企業信用融資擔保集團，獲得的資金將用於置換前期股權質押。
據經濟ke瞭解，多地已經列出民營上市公司救助名單，
有不少公司想方設法躋身其中，獲得國資加持；也有公司在尚未確定被救助之時，就匆匆發佈可能被紓困的消息。不管紓困是真是假，資本市場都給予了足夠的反饋，相關標的股價紛紛上漲。如博天環境，在6個交易日內股價從13元漲至18.1 元。主業連虧14年的恆立實業在18個交易日裡出現14個漲停板，股價從2.58元漲至9.78元。
撤退？
然而，一些人卻用減持，給大規模民企紓困行動打了“預防針”。
以博天環境為例，在此輪上漲行情中，博天環境獲得了1億元的紓困貸款。據相關媒體報道，海淀區國資委11月14日與江蘇銀行北京分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簽約當天，江蘇銀行北京分行向博天環境發放戰略合作協議框架下的首筆貸款5000萬元，對博天環境的另外5000萬元貸款也將於近期發放。
利好刺激下，該股從11月12日起經歷了七連陽，隨後停止上漲步伐。19日晚間，博天環境發佈減持公告，三大股東擬清倉式減持1.26億股，佔總股本31.35%，若以19日收盤價18.1元計算，累計減持金額達22.8億元。
市場迅速給予冰冷的回應。11月20日，近5萬手大單將博天環境全天封在了跌停板上。
經濟ke注意到，這三大股東並不包括控股股東，減持合法合規。只是，減持的時點過於撩動市場的敏感神經。
這是為誰紓困？質疑之聲四起。
經濟ke梳理後發現，“吃相難看”的不光是博天環境的股東，這樣撤退的民營上市公司股東還有不少。又如，正業科技11月8日公告說，公司實控人獲得東莞國資4.16億元資金支持。8天后，正業科技6名股東分別減持，累計套現567.93萬元。
這是一類。再來看看另一類，借上市公司回購利好政策做掩護的“逃兵”。
9月6日，證監會會同有關部門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購制度修法建議。11月9日，《關於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份的意見》出臺，在融資方式、融資審核等方面都給予了極大便利，鼓勵上市公司回購。
然而，有的上市公司一邊回購，股東卻一邊減持。
亞光科技拋出總額為1億元至2.4億元的回購計劃還未實施，其股東周蓉就拋出減持計劃。表面看，2017年亞光科技（原名“太陽鳥”）因併購亞光電子而業績亮麗，實則其傳統主業船艇產業2017年虧損近7000萬元，實控人太陽鳥控股股份質押比例上升至82.27%，還有14.67%股權辦理了擔保與信託登記手續。有報道認為，這或許就是周蓉走人的原因所在。
亞光科技當然不是獨苗。2016年上市的百利科技（SH.603859）的各股東們，從解禁之日起就忙不迭地跑路，前不久還曝出在減持時誤操作買入2000股，獲利100元的烏龍。
輿論壓力之下，博天環境股東們只是承諾在6個月內不在二級市場通過集中競價和大宗交易實施減持。協議轉讓方式則不受限制。這些股東都是IPO之前拿到的股份，意味著即使股價從最高位跌去70%，其投資獲利依然不菲。
博天環境剛歇火，正業科技（300410）來接力。不過，正業科技的玩法不太一樣。
資料顯示，正業科技從事精密儀器設備及高端電子材料的研發生產銷售，是國家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公司2018年業績預告顯示，公司淨利潤將在2.18億元至2.77億元，增速在10%至40%。然而，其控股股東正業實業所持股份高比例質押，存在爆倉風險。公司因此被列入東莞市政府救助對象。
11月12日，正業科技控股股東正業實業，獲得來自東莞市政府下屬平臺公司的4.16億元資金支持。
此外，正業實業還獲得東莞信託的支持。11 月 13 日，正業實業將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290 萬股（佔公司總股本的 11.68%）質押給東莞信託有限公司，用於融資償還債務，此筆股權質押業務沒有設置預警線及平倉線。至此，正業實業累計質押股份數87,464,416股，佔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的99.26%。
11月21日晚，正業科技拋出高送轉預案：每10股送9.5股並派發4.2元現金股利。控股股東承諾，自預案發布之日起6個月內，不減持公司股票。
在A股市場，高送轉方案被視為利好，往往能刺激股價。正業科技的方案也受到市場追捧，其股價11月22日漲停。
然而，深交所對此保持嚴監管態勢，極為警惕。11月22日，正業科技就收到深交所發來的問詢函，且所提問題均頗為尖銳：要求公司說明推出高送轉方案是否存在配合股東減持、炒作股價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資者洩漏未公開重大信息的情形。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深交所還要求公司結合財務狀況，說明現金分紅的資金來源，是否可能會對公司流動資金短缺。潛臺詞似乎就是說，控股股東剛拿到一大筆政府的紓困資金，上市公司回過頭就要大額分紅，這算怎麼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僅僅在公司獲得政府救助後的幾天內，正業科技6名股東分別減持，累計套現567.93萬元。此外，部分員工限員工的股權激勵限制性股票已於2018年10月28日屆滿制。
國資紓困，似乎也被某些人視為套現良機。
標準
一個潛在的事實是，股東們對公司的質地一清二楚，接盤的國資卻可能掉入黑洞。
從現有數據看，接盤國資大多數處於浮虧狀態。例如，金力泰的轉讓價15.5元/股，一度跌至4.09元/股，只剩下零頭。總價一塊錢轉讓控股權的金一文化負債128.53億元，連續4年經營性現金為負，2017年經營性現金流為-16.65億元。此外，如福州國資接手的達華智能，延安國資救援的必康股份，甚至都堪稱高位接盤。
到底怎樣的民企才應該被救助？
必須正視到，陷入困境的民營企業各有各的原因。如果本身基本面良好，只因外部環境變化或政策原因，導致一時陷入流動性危機，自當伸以援手。
然而，據經濟ke瞭解，也有一批民營上市公司當初進入資本市場就為了套現，根本無心經營企業；還有的公司主業慘淡，靠著跨業併購，甚至是高溢價高商譽併購維持股價，再做股權質押套現的，如今遭遇市場下行而爆倉。
多位市場人士對經濟ke表示，這樣的公司本不應該上市，此時若大股東陷入困境不僅應任其自生自滅，還要追查其上市時的貓膩。
對於紓困民企的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清晰有力：“在嚴格防止違規舉債、嚴格防範國有資產流失前提下，幫助區域內產業龍頭、就業大戶、戰略新興行業等關鍵重點民營企業紓困。”
有券商在組織紓困民企資管產品時，也提出合適的投資標的需要滿足兩方面要求，首要的前提是，大股東此前利用股票質押資金做了什麼，必須要有正確的投資方向，而不是去做了其他的事情；此外，企業基本面應該是良好的，只是遇到了短暫的流動性問題。
實操中如何踐行，我們還是要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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