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典型的中國式邏輯是：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喜歡問動機？因為只要能從道德上搞臭對方，就可以徹底打倒對方。然而，道德無法技術化，以道德代替法律是社會的倒退。
作者/聶輝華
這幾年，拜互聯網所賜，大量假冒偽劣以及貪贓枉法的事情被人揭發出來。而每次揭發一個事件，當事人往往面臨這樣的詰問：你是不是為了出名？你是不是別有用心？你反對“方教主”，是不是自己就是學術腐敗分子？正如易中天總結的：“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
為什麼要避開事實談動機呢？因為一旦能證明舉報者（或者當事人）動機不純，就能證明舉報者（或者當事人）道德有問題，進而證明舉報者的舉報（或者當事人的行為）是錯誤的。除了追問動機，尋找對手的道德瑕疵向來是中國式競爭的不二法門。因此，總有人盯住競爭對手的一舉一動，只要發現任何與道德相悖的現象，或者哪怕是捏造一些不道德的事實，都足以令對方聲名狼藉，甚至“不戰而屈人之兵”，達到兵家的至高境界。總而言之，只要能從道德上搞臭對方，就可以徹底打倒對方。
追根溯源，從道德上先發制人，這在等級社會中是博弈的優勢策略。傳統中國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所有的資源都是按照等級來分配。不同等級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平等可言。雖然有法律，但是法律對不同等級的公民也有不同的要求。“刑不上大夫”就是歧視性處罰的明證，而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過是一句口號而已。連人稱包青天的包拯對犯有不孝之罪的皇帝都只能鞭打龍袍而已，其他人怎敢挑戰皇權？不同等級之間唯一的共同約束就是“道德”。因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哪怕是皇帝，不可能在道德上超越堯舜禹這樣的聖明之主，偏偏皇帝們又都主動或者被動地宣稱自己希望成為一代聖主。於是，一旦臣子對皇帝不滿，只能從抽象的道德上提醒，而不能指出任何實質性的缺陷。對付難以用刑的大夫們，則需要抬出孔聖人的道德標杆。而對付等級低下的人，甚至不用大肆進行道德批判，家規國法就成了這些人的“明規則”。因此，如果說等級社會有平等的話，那唯一的平等便是“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棄法律而用道德，這是中國長期徘徊在法治社會之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與中國不同，歐洲社會是宗教社會。所有人都是上帝或真主的子民，擁有最高權力的國王統治世俗世界，而負責傳播上帝福音的教廷則統治精神世界。即便是國王，也要受到宗教的約束，他們登基都需要教皇或教主加冕。11世紀初，德意志國王亨利四世宣佈廢黜羅馬教皇，而教皇反過來宣佈廢黜亨利四世，最終以國王在雪地裡向教皇負荊請罪為結局，這就是著名的“卡諾莎事件”。在中世紀，《聖經》或《古蘭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維持歐洲社會的法律法規或道德戒律。因此，在沒有法律的時代，歐洲社會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法律成為維持社會運轉的主要規則，而宗教則隱身其後成為補充規則。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現代社會的重大進步。因為法律顯然比教條更具有可操作性，容易在技術上進行衡量，並且針對犯罪程度的輕重區別性懲罰。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立法機構對民意的表達，可以與時俱進地修改完善，使國家的治理具有合法性基礎。而教條則容易變得空洞和僵化，並且難以真正反映民眾的利益。
相對於有系統文本的教條，“道德”就顯得更加空洞、任意，而以動機來揣測道德水平的做法基本上缺乏可證實性和可操作性。如果說法律分輕重緩急，那麼道德就是0-1啞變量，世界上只有“講道德”和“不道德”的人，沒有中間類型。因此，訴諸道德批判，試圖以道德來替代法律法規，無疑是向現代文明的巨大倒退。法律也講動機，但只是在案情不明的時候用作推理的依據之一。如果事實本身一清二楚，動機無論如何也否定不了事實。要依法治國，就要習慣於講事實和擺證據，而不是動輒拷問動機和訴諸道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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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
“聶氏政經評論”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負責運營。喜歡我們的文章，請點擊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搜索微信號（ruc_nie）關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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