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绪南阳县志》说岳飞手书出师表的题跋是伪造的?

飘逸的历史






答:实际上,提问问题的人已经在问题的下面用小字自行回答了。

《光绪南阳县志》为什么会说岳飞手书出师表的题跋是伪造的呢?

光绪年间的南阳知府任恺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跋语中写:“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要知道,绍兴戊午即为绍兴八年,但岳飞得授少保的时间是绍兴十年,跋后却赫然盖上了一个少保印章,这造假不就很明显了吗?!

不但题跋是伪造的,就连整个“岳飞手书出师二表”也是伪造的。

这一点,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以笔迹学为依据,进行过认真对照,科学分析。

南宋嘉熙、淳祐年间曾宏父汇编的名人书法真迹《凤墅帖》中,收录有三幅岳飞宝墨。

这三幅宝墨,其实是岳飞从军营中发出的书简。

邓广铭先生以这这三份书简的字迹与“岳飞手书出师二表”一笔一划的比对,认为笔法明显不同。

尤其是三份书简的签名与“岳飞手书出师二表”的签名,更是差别巨大。

即:“岳飞手书出师二表”为伪。

应该说,以笔迹来验证真伪,是最科学、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方法。

举一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传说为曾国藩呈上了洋洋洒洒数万字供状。很多人怀疑所谓供状是曾国藩安排手下幕僚伪造。而等《李秀成供状》影印本发行,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从笔迹学角度出发,以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军中签发文书的笔迹进行对照,推出结论:《李秀成供状》为李秀成亲笔所书!

从此,李秀成被擒后写数万字供状便成为了所有史家都接受的定论。

所以,通过笔迹学科学分析,“岳飞手书出师二表”为伪,也应该成为史家可以接受的定论。

再有,另一宋史大家王曾瑜先生通过严密的考证,发现“岳飞手书出师二表”跋文中自述是“绍兴八年八月望前”书写的,但岳珂收集岳飞给宋高宗的奏请中却有“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赴)行在奏事”的记录,即八月望前,岳飞已奉命离开鄂州,在前往临安途中,从时间上说,并无没有离开鄂州北上邓州南阳县去“谒武侯祠”的可能。

另外,清史专家王戎笙先生也提出,“岳飞手书出师二表”中,在书写“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时,居然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即这幅作品非但不可能是岳飞所作,也不大可能是南宋人所作。理由很简单:岳飞作为一个大臣,绝不会做出犯御讳之事。

以南宋晚年高斯得为例,其在奏中有写:“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这里说的“元、灵污浊之事”就是说汉桓帝和汉灵帝两朝情况,将“桓”改为“元”,即是为避宋钦宗的御讳。

最后补充一句,“岳飞手书出师二表”虽属伪作,但也不能否认岳飞的书法成就。

证据是:岳飞有一端砚,上有岳飞亲笔草书铭文八字,为“持坚守白,不磷不缁”,此八字坚毅沉雄,气贯日月。砚后来被宋末进士谢枋得收藏。谢枋得南宋陆沉之际,赠砚与文天祥。文天祥又在砚上刻铭云:“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对于岳飞的书法,文天祥称赞说“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现观《凤墅帖》中所收录的三份岳飞宝墨,亦可知窥知岳飞的书法成就。

顺带说一趣事,曾有“高人”自显高明地说:“岳飞手书出师表中出现了简体字,可知是1958年后的后人伪作。”

此“高人”说的简体字,是说跋语最后“岳飞”落款中的“岳”字是简体字,没有写成繁体字“嶽”。还称,诸如有“言”字偏旁的字写成了“讠”字偏旁,诸如此类,等等。

对于这个半瓶醋所谓“高人”的说法,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实际上,“岳飞手书出师二表”的出现时间绝对在明成化之前,清人欧阳辅就疑其为明成化年间士人白麟的伪作。


覃仕勇说史


质疑岳飞手书二表石刻造假的基本上是襄阳说者及其拥趸,目的是诋毁南阳卧龙岗诸葛亮躬耕地文化遗产,推毁‘’躬耕南阳‘’这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为‘’古迹克隆中心‘’这个伪躬耕地小三上位铺路架桥。

期待权威机构早日为襄樊欧庙遗址定性,还其东汉襄阳城本来面目,让‘’襄阳说‘’据以甚嚣尘上的‘’号曰‘’隆中失去历史依托‘’墙倒屋塌‘’,让狂躁污蔑‘’岳飞手书二表‘’造假的鬼魅魍魉们自然绝迹。

襄阳说网友念念在兹的《隆中对》,亦称《草庐对》,篇名均为清代文人所取。南阳卧龙岗、襄阳隆中历史上都叫隆中,为别苗头,襄阳隆中于1893年改名‘’古隆中‘’;诸葛草庐位于南阳卧龙岗,个人认为《草庐对》篇名比《隆中对》更能贴合《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之精髓。

最早记述诸葛亮故宅‘’隆中‘’的典籍是东晋王隐《蜀记》,其记载的‘’观亮故宅‘’场所‘’隆中‘’、‘’隆山‘’位于‘’沔之阳‘’(沔即汉水,沔之阳即汉水北岸);一百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叧起炉灶,在其民史《汉晋春秋》里以‘’号曰‘’的方式把隆中做为正式地名镜像到汉水南岸。这种源文化的易地传承,我们称之为侨置(宋末元初襄阳人在韩国的分支所建之韩国江原道‘’襄阳郡‘’异曲同工),世人不应片面以文化‘’造假‘’视之。因此,襄阳隆中(古隆中)是一种文化传承,不等于真实‘’亮家‘’,与‘’躬耕南阳‘’更是分属两个频道。

因古隆中所在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中均属于两汉南郡(曹魏襄阳郡)属地的事实可相互佐证,故东晋习凿齿定位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古隆中)因缺乏依据遂成孤证,臆想的成份居多。

超体谅襄阳说及其拥趸悲摧心态:

——‘’亮‘’是好‘’亮‘’,不该写‘’躬耕于南阳‘’;

——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是好东西,干嘛非要加个‘’过南阳‘’的跋?

——垂涎几百年的躬耕地名头,死活搬不到古隆中博古架上……

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争躬耕地无望,个别襄阳说盲从者怒变泼污骂街党。谁之过?

谢谢大家。





望峰鸢


  • 《光绪南阳县志》“卷十艺文”中说“宋书出师表,存在县西南七里卧龙冈,绍兴八年岳飞草书,光绪二年刻石。跋云: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鬰耳。岳飞并识。按此刻后,有知府任恺跋称:此碑在江南之彭城,壬申摩勒于石。则此帖盖恺所购也。原跋,下有少保印章。考宋史本传,绍兴十年飞授少保,此帖称戊午,实绍兴八年,飞未授此阶,不应有此印章。殆浅人赝为之欤。”


  • 在这段收入《光绪南阳县志》的文字中,南阳人对于岳飞手书出师表的题跋真实性发表了自已的观点,大意是“原跋,下有自称为“少保”的印章。根据宋史,岳飞绍兴十年才授少保,因此绍兴八年不可能用少保印章。这题跋大概是肤浅小人伪造的!”
  • 南阳人在《南阳县志》中公然质疑“岳飞手书出师表”题跋的真实性,这与一般的认知截然相反!难道该题跋真是假的?


  • 查询《宋史》我们发现,从绍兴七年底到绍兴九年初,这段时间,南宋一直在与金朝议和,商谈归还先帝梓宫和河南的土地。南宋根本没有向北方的军事行动。
  • 根据岳飞之孙岳珂的《岳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绍兴八年戊午岁,(岳飞)年三十六,还军鄂州,备金人入觐论和议之非……春二月还军鄂州……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议和将归我河南地……绍兴九年己未岁, (岳飞)年三十七……春三月以复河南赦天下。”
  • 而岳珂在《金佗稡编》也提到“绍兴八年,秋(岳飞)奉诏入觐。” 在《金佗续编》中收录的绍兴八年八月岳飞给朝庭的《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中说“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以来听候指挥,臣不胜恳切之至取进止。”后有朝庭的回复说:“右奉圣旨,乞仍依已降指挥疾速起发,前来行在奏事。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太尉疾速施行准此。”
  • 从以上历史记载可知,绍兴八年岳飞驻军在鄂州(今武昌),距南阳地区八九百里路程,且八月中旬岳飞奉圣旨到杭州面见赵构,而当时金宋在合谈归还河南,这种情况下岳飞不可能擅自带兵经过南阳。这些历史记载都与题跋的内容相矛盾。
  • 这样说来,南阳人的先祖在编撰《光绪南阳县志》时说“题跋大概是肤浅小人伪造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


  • 但是岳飞必竟是中国万众景仰的民族英雄,从感情上讲人很难接受有人竟然可以无耻的伪造岳飞的题跋!
  • 这可真是道难题,让人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不知道有没有客观的历史研究者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到底是该相信南阳先祖编撰的《光绪南阳县志》所说,有人无耻的伪造岳飞的题跋呢?

还是该相信岳飞题跋是真的是南阳人的先祖在编撰《光绪南阳县志》时胡说八道呢?


飘逸的历史


岳飞曾经在南阳武侯祠题写了《前后出师表》,历来颇有影响。襄阳为争躬耕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贝。但其做法令人不齿:一,派人到南阳以加强两地学术交流为借口拓片;二,在隆中复制刻碑,但后边岳飞的“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题跋删去不刻,蒙混游客;三,在炮制“南阳位于襄樊一带”的那一版教科书上以岳飞手书配“古隆中”牌坊照片,给不明真相的学生制造岳飞在隆中手书《前后出师表》的假象;四,阴谋败露之后大肆攻击岳飞手书是假的。在这个问题上襄阳从头至尾都是在开玩笑,如果岳飞手书是真的,这样移花接木太卑鄙了吧?如果是假的,费这么大劲复制过去骗游客、在教科书上骗学生是什么居心?这恐怕已经不是“笑话”了吧!

附:一篇自摆乌龙的旷世奇文

——评容若先生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阳》一文

在丁宝斋先生主编的《诸葛亮躬耕何处》一书中,收录有香港学者容若先生的一篇文章《古隆中在湖北襄阳》,并介绍了这篇文章出炉的前因后果,大意是1990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对因旅游景点的开发引起多年争论的上述问题,今获得一致看法。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的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根据他的考证,诸葛亮躬耕于河南省南阳市(当时为南阳郡以南的邓县隆中,这地方邻近湖北省北部,在该省襄阳城西20里地,北周时废邓县,隆中曾属襄阳)。诸葛亮是公元181~234年间的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东汉末隐居躬耕,但仍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草庐即源于此。为此,新华社3月27日发电文登载在了3月28日的香港《华侨日报》上。而容若先生看了这则电文后,大为不满,随即写下了《古隆中在湖北襄阳——驳谭其骧“诸葛亮躬耕于河南南阳市”之说》的宏文,此文刊登在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7月号上。

虽然事后澄清,容先生与谭先生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此乃一场稀里糊涂的自摆乌龙之举,但“襄阳说”的学者还是非常兴奋,丁宝斋先生事后写文章赞叹曰:“(容若)文章以鲜明的观点、确凿而精当的史料,从多个角度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今湖北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驳斥了“南阳市说”的错误……容若先生的考证堪称无懈可击。但他对谭其骧的批驳,实实在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使谭其骧教授蒙受不白之冤!”(载《丁宝斋文集》,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15~119页)

对这场自摆乌龙之举,我们不去多说什么,人家的观点都没有搞清楚就去批驳也有点儿太过儿戏了,不议。我们只在这里评论一下被丁宝斋先生认为“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的容先生的观点。

容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电文的缺失”里提了5条商榷意见,前两条容先生认为:只提小说《三国演义》,不提史书《三国志》,有误导读者之嫌。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只有10余人,“却把它说成‘多年争论’的问题已‘获得一致看法’,会不会太武断呢?”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也是“南阳说”学者长年坚持的观点之一:《三国演义》不是史书,个别人的观点不能作为结论,只有10余人,“却把它说成‘多年争论’的问题已‘获得一致看法’显然是武断和不科学的。其后的第三条意见,容先生认为:把“邓县”说成“南阳郡以南”是“考证”出错。这也非常对,无论干什么,说话都不能这么不严谨,尤其是学术研究,10余个专家把“邓县”说成在“南阳郡以南”,的确是错误的,我们也有同感。

如果说前三条容先生的观点和“南阳说”不谋而合,是基本正确的话,到了第四条,其观点就有点儿离谱了,他写道:谭先生的“‘北周时废邓县,隆中曾属襄阳’之说也有问题。按:隆中在汉代已属襄阳,绝非到了‘北周时废邓县’,然后‘曾属襄阳’”。本来,谭先生的“北周时废邓县,隆中曾属襄阳”的观点就有点离谱了,而容先生的批驳更加不着边际,隆中在汉代已属襄阳了,那还在这里争什么“躬耕南阳”?这不又和“南阳说”的观点不谋而合了吗?

随后,容先生在第二部分“古南阳并非今日的南阳市”里写道:“今天的河南南阳(已划入南阳市)和湖北襄阳(已划入襄樊市),在汉代都属南阳郡。不细心考察,极容易把今天的南阳市同古代的南阳郡画上等号。”呜呼,什么时候襄阳属于过南阳郡?为了证明诸葛亮躬耕隆中,也没有必要这么编造历史吧?容先生特别强调今天的南阳市不能与古南阳画上等号,难道今天的南阳不是古南阳在历史地理上的传承?如果南阳不是“南阳”,那谁是“南阳”呢?谁能和“古南阳”画上等号呢?按容先生的说法,今天的襄阳市是可以和古南阳画上等号的。这就奇了怪了,这不就如同说,今天的襄樊不是古襄阳,而今天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新野才是古襄阳一样离谱吗?

其实,我们到现在才看出一点儿眉目,容先生是说:“隆中在汉代已属襄阳”,“湖北襄阳在汉代属南阳郡”,于是乎,诸葛亮“躬耕南阳”就是躬耕襄阳,躬耕襄阳就是躬耕隆中。至此,我们才明白丁宝斋先生认为此文“堪称无懈可击”的绝妙之处啊。

接着,容先生在“孔明躬耕地应在襄阳”、“孔明亲朋好友可为佐证”、“躬耕地决非今日南阳市”三部分列举了“襄阳说”经常使用的一些史料,虽然较为肤浅,但仍属中规中矩之文,这些观点“南阳说”学者在其他文章里已多有商榷,限于篇幅,在此不议。容先生如果有兴趣,可另文探讨。

最后,容先生又发奇谈,在“‘沔之阳’说明了什么”部分写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史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文中‘沔之阳’三个字,就是重要线索。‘沔’即汉水,‘阳’指南面。襄阳隆中,正位于汉水南面。如果像谭其骧教授,把这个隆中搬到河南南阳,不论是南阳市所管辖的任何一个县,都同‘沔之阳’毫无关系了。这一点,也是谭教授所忽略,以致他的‘考证’大为犯驳。”

这真是天下奇谈了,一个连“山南水北为阳”,襄阳、隆中东汉时的归属这些基本历史常识都不知道的“学者”,“襄阳说”怎么好意思把他的文章收进《诸葛亮躬耕何处》这样的学术著作中?还肉麻地吹捧为“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认为“容若先生的考证可谓结束了一桩悬案。”这不是故意在找容先生难堪吗?这样“八卦”的考证能“结束了一桩悬案”吗?我不知道历史地理学大师谭其骧先生看到他的观点这样被批驳会是怎样一种心情,莫衷一是?哭笑不得?不过,丁宝斋先生在此后解释这一事情的文章中曾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谭教授刚度过80岁生日。左腿轻度中风,行走稍显艰难。但他仍才思敏捷、精神矍铄,引用史料准确、精当,讲话生动诙谐。一口浙江乡音很浓的普通话,特别富有表现力。每当讲到‘南阳市说’考证的滑稽处和他曾为历史名人的籍贯说真话而挨骂时,会场不时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我们不知道谭先生在以后的其他会议中是否也会谈到容先生这篇文章的“滑稽处”,会场是否也会“发出一阵阵的笑声”,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襄阳说”以这样“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来否定“南阳说”,来“结束了一桩悬案”的时候,历史、读者、后世的子孙一定会“发出一阵阵的笑声”的。

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说几句话,容先生的上述失误,可能是看到谭先生的讲话后,情急之下,匆忙之中所致。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理解不同和引用失误是很常见的事,我的批驳并非针对容先生个人,“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为开导后学”。 我始终认为,对手的观点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是对的,也值得去学习、借鉴、汲取和尊重。我所反对和批驳的,是某些“襄阳说”学者那种“党同伐异”的学术作风,观点相同的,就是“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观点不同的,就是“不懂装懂”,“凡是学过历史的就如何如何”,就是“恬不知耻”,“见鬼去吧”,就“发出一阵阵的笑声”,随便一个人说句什么话就宣称“结束了一桩悬案”,就是“始终是一致的”、“没有疑义的”。网上有传闻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第一次提出南阳卧龙岗过去叫隆中时,襄阳学者就拍案而起。这位学者苦笑着说:“这是只许南阳在隆中,不许隆中在南阳啊。”如果任由这种“党同伐异”的不正之风蔓延下去,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研究中,就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留给后人和塞进教科书的所谓“学术观点”和“结论”,就一定会是一连串漏洞百出的学术“笑话”,就会是一大堆匪夷所思的学术“垃圾”。

话说的重了点,但“良药苦口”,请“襄阳说”的某些学者,尤其是那位“领军人物”三思。


奔流到海不停留


飘逸的历史,躬耕南阳你们一直再找证据推翻,拿出一些野史演义之类的做证据,首先混淆南阳和南阳郡,又证明宛城和南阳不相干,接着又拿南阳县志,随意篡改本意,东拼西凑,结论也自相矛盾,你真是个人才,你卖力挑逗南阳襄阳网友之间的争执,制造矛盾,动机何在?


艾绒机械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与《史记》为中国可信度、真实度最高的二本史书)清楚地回答了诸葛亮是哪里人、寓居地(躬耕地)。就这样波“南阳说”者歪曲为“寓居于襄阳,躬耕于南阳”,诸葛亮有轿车才行,思维正常人都觉太好笑的,本外说南宋岳飞以及明清的史料、名人关于躬耕地的都不值一评,我可是广东人不偏见讲以上。


精侃妙评


这问题看怪不怪,襄阳人为躬耕地不停折腾,光绪时期和岳飞宋朝相隔两个朝代,别说粘着诸葛亮,粘着诸葛亮的事人马上变聪明,什么历史问题都能搞明白,既然说岳飞出师表是假的,襄阳还复制刻碑放在隆中,刻出来的二等货放在隆就变成真的,诸葛亮出师表叙述躬耕南阳,襄阳跟南阳杠上了,过一段时间说南阳争故里,抢躬耕地,变着法的提问题绕来绕去最后还是回到躬耕地,好像都是南阳抢,抢也是抢别人的,贼偷也是偷别人的,南阳自己能抢自己吗?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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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当襄阳以外的都是大傻逼啊哈哈!襄阳人就不要在这里瞎起哄了,要真是假的,你们襄樊何必费劲心思拓了南阳的真手书,在那假隆中前立个假的模仿南阳的岳飞手书?还去掉南阳这几个字。。。活脱脱丢人啊。。。。


南阳诸葛亮V5


南阳人能不能分清南阳与宛城,只有南阳人知道,而非外人知道,更不需要非南阳人说三道四。襄阳在十年前叫什么?“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诸葛亮说的。难道诸葛亮不知道他当年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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