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海外理解真正的中国，尤其是让当代中国的各种理念、概念更少阻隔地有效进入、深入到人们内心，把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与“理一分殊” 原则，或许是有效的途径。

向海外解释中国，不是概念翻译准确与否的表层问题，而是与对方话语的接触、对话等更深层的问题，所以仅着眼于翻译就了事，是一种自说自话。这首先就要对于我们自己的概念、话语及其背后的文明传统有全面而深刻的自我理解，这不应该是平面罗列式地流于碎片化，而应该是对于自己一直延续的古老传统与创造性新传统的深刻洞察，把握其中一以贯之之道、简易之道，同时又能具有历史的纵深，将变与不变、古今一体与古今之变二者融通一体。

为此需要开展出一种温故知新的能力，一方面，只有“温故”——置身于悠久、深厚的伟大文明传统之中，才有能力“知新”——理解当代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唯有置身于时代而产生深刻的时代问题意识，也才有能力真切地体会、进入我们的文明传统，训诂式的学问是与此无缘的。

只有做好全面、深刻的理解自我工作之后，才能做好向海外解释中国理念、概念的工作。对外解释，需要站在对方文化的立场上，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人心、人情是中外共通的。举例如中国的义利观，义利观并非不讲利益。在不回避而是坦诚我们的利益需求前提下，则有如何讲利益的问题。中国文明传统看重“利者，义之和也”。义，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利益考虑，找到对于双方最适宜的利益交汇，从而达到双方和谐的结果。对于中国文明而言，利益最大化、零和博弈是与“利者，义之和也”逆向而行的，一时虽得暴利，但不能长久，悠久深厚的中国文明传统所重的是“可长可久之道”。

为了双方利益合作关系的可持久性，中国可以主动让利。中国深明损益之道，中国文明的思维看利益看得长远，战略思维与短线思维二者对于得失损益的评估是不一样的。中国文明的实质被认为是礼乐文明，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而礼让正是礼乐文明的原则。礼让绝非虚文，而是实质性的。

与礼让相联系的是礼尚往来的“报”的原则。民间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传统所具有的深情厚意所在，这与美国、加拿大的感恩节是有可对话之处的。也与美、法等国乡村小镇重视人情、传统、家庭的价值理念有契合处。

向海外解释“和而不同”这一大概念时，我们为何不换一种更灵活，更接近百姓的民间小传统角度呢？古人提到“和而不同”的思想时，往往与饮食上调和百味联系在一起，“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正是这一思想造就了中国美食东西南北的极端多样性。中国的美食正来自于“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具有巨大包容性与融合性所在，也正是中国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所在，是对于今日世界可能提供的启示。

除此之外，还有如何把握“理在事中”的问题。在向外解释我们做的事时，不管大事、小事，都有将事情本身具体的细节以人性化、人情化温暖呈现的问题，而最深刻的“理”就不着痕迹地在其中。

面对不同历史文明的国家，我们要发展出一种“理一分殊”的对外解释工作方式。中国文明原理中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国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源所在，也是“理一分殊”的“理一”之所在。但当中国对外解释时，则有因对象而有“分殊”的区别化、特殊化、精细化的灵活解释。对于与周边国家的外交理念是“亲、诚、惠、容”，根本的出发点是邻居意识。古今中外文明都对“邻居”有深刻的体会。中国文明及其文字的特点，喜欢拈出几个对举的字词来概括其新理念，但我们在对外宣传时则不能是简单的对译，而需要以具体的事、理来充实，并与对方的话语来对接。所谓对接，自然是求同，求最低的共识;但求同的同时又存异，异恰恰是双方所要学习的所在，就如前面说的义利观一样。

对于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中的后发国家，我们自然都要相应发展出“分殊”式的对外解释方式。“分殊”自然也包括灵活运用传统以及数字化的解释方式。(作者分别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助理、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