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魇黑戈壁-我爸爸的亲身经历
干打垒夯击的一长排土房裸露在一片荒滩上，墙上的红色标语汇集了那个年代的特殊词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一排军队的旧营房，经过修缮，添加门窗，成了许家沟六队知青的居住地。七男五女，好在都是玉门铁中毕业，即便不认识，也都见过面，所以也就少了一些尴尬，尤其是我们其中的四男，是同班同学。点长张同喜是我们的班长，与我同座，是学校的优秀团员，年长我们两岁的他，也就成了我们的主心骨。除留下一女知青轮流做饭外，其他都在田间，混在农民之中，简单、原始、重复地敲打土块，平整土地。
天气逐渐转冷，刚到农村时的新鲜热情也随着夜长日短而缩减着，每天早上的主动出工变成了生产队长耐着性子，逐个敲门，一个人一个人地喊着名字，在门口等着一起出工，到最后队长失去理智，砸着门，操着标准的甘肃方言破口怒骂着：“张同喜，你这个哈怂，刘光棍你这个狗日的开门上工了”。每个屋内依然清静如常，无奈的生产队长身穿老羊皮，怀揣双手，夹着铁锹，一口一个狗日的，王八蛋的声音逐渐远去。习以为常的我们这才将头伸出被窝，懒洋洋地穿戴整齐，打发着又一天的时光。
偶尔队长重新杀回来，押着我们这群俘虏回到地头，地里农民的笑骂声，戏谑声又和我们交汇在了一起，明显地降低了干活地速度。
好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速度和质量的要求，农民的觉悟还没有我们高呢，都是出工不出力，一个多小时平整一小块地，打情骂俏，道听途说，东家长，西家短，说话的听话的围上一大圈，早已忘了时间和干活的概念，偶尔几个没有参与的，也躺在地头睡懒觉。队长也热火朝天，口吐白沫地争论着，比划着，等回过神来，又像赶羊一样，再赶着这群人上另一块地时，时间到了，下工回家吃饭了。
我们队是一个新成立的荒地队，人少地多，一共才十几户人，土地却大量地荒芜着，由于没有多余的房子，才把离生产队较远的一排旧兵营由大队出资，改成了我们的知青点，到生产队能有二里路，这也客观上造成了队长来的少，我们少干活的机会，天气不好我们是决不出工的。
由于吃喝不愁，吃的都是公粮，每月还有补助，知青不上工到处串点成了所有知青的通病。胡吃海喝使所有知青的粮食都出现了不够吃的现象，我们许家沟六队的知青也是如此。
在吴百成和“光棍”刘玉堂的建议下，我们分了伙，各吃各的，生活补助也分到个人，每个人每月12块钱，45斤面。
我们四个同学住在一间屋里，一排火炕是我们的大通铺，唯一的窗户外边，用牛皮纸卷着的帘子到了晚上放下来以后，点燃油灯，开始了我们的工作——打扑克，一直打到凌晨三四点钟，由于看不到丝毫的光亮，能睡到中午12点，出门后看一下被油灯薰黑的鬼脸，互相开心地嘲弄着。做饭也简单——揪面片，这一顿把晚饭也做了出来，到晚上再热一下就行了。
生产队长对我们也失去了信心，不再搭理我们。
一天中午，我们刚起来做饭，许家沟一队的同学李天顺和另一个知青扛枪打了一只兔子到我们队，一阵寒暄后，我和吴百成回到厨房做饭，张同喜和刘玉堂陪着他们俩继续说话，兔子皮还没有剥完，突然一声枪响，我和吴百成从厨房冲出，发现李天顺还端着的枪口已经下垂，而且还冒着烟的钢砂枪直挺挺地呆立着，四米远处张同喜早躺在地上，右部半张脸和头部已经被鲜血淹没，来不及多说多想了，我和吴百成立即跑到生产队，赶上毛驴车，回来拉上还能说话的张同喜，用衣服包着头，捂上被子，急三火四地扑向了公社，到了公社卫生院，被皮鞭抽打而疾跑的汗流如注的毛驴，已几乎瘫倒在地，我们也顾不上别的了，抬着张同喜直接闯进了医疗室。
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铁路分局知青办主任先后都到了卫生院，卫生院没有救治条件，紧急向玉门镇人民医院求助，玉门镇人民医院派救护车在当年的石子路上，磕磕碰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我们柳河公社卫生院。
等我们坐的救护车到了玉门镇人民医院时，夕阳的余辉已渐行渐远了，我们的老班长的生命迹象也越来越少了……
始终搂抱着张同喜头的我，已经察觉出张同喜只有出的气，而进的气越来越少了。
伤势严重，玉门镇人民医院也是无法医治，分局知青办主任立即通知玉门铁路分局，玉门铁路分局马上指派工务轨道车在玉门镇站外一公里的铁路道口上等待救护车。我们上车以后，轨道车风驰电掣地向玉门方向驶去，沿途所有的列车一律给我们让路。到玉门后，分局领导搀扶着张同喜的父母一同上了车，驶向了嘉峪关，到医疗条件更好的酒钢医院去医治。
张同喜父母撕心裂肺地哭喊，捧着儿子的头，摇晃着，瘫软的身体、微弱的脉搏、极细的丝丝喘息、逐渐散开的瞳孔，使他的父母几次昏倒。
嘉峪关站台上等候的救护车飞速地将张同喜拉到了酒钢医院抢救，我们随后跟着其他车辆陆续赶到了酒钢医院急诊楼。此时已经是二十二点，太晚了……
从中午十二点到现在已经十个小时了，毫无救治条件的张同喜在那个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和医疗条件极差的年代，丧失了宝贵的救治时间，X光拍摄，右侧脸部和脑部被钢砂击中，其中，有两颗钢砂击穿颅骨，进入脑髓。
深夜二十四点，大夫宣布医治无效……
铁路分局领导、公社书记、知青办主任、我们所有的人都哭了，而张同喜的父母更是已经哭得没有了知觉……
十二个小时的紧急颠簸，我们忘记了寒冷、饥饿，铁路分局领导派车把我们拉回嘉峪关铁路公寓，给我们端上饭菜时，我们才知道饿过劲了，脚也冻伤了，一天水米未进，十二月底的严冬，我和吴百成只穿了没有袜子的黄胶鞋。
第二天分局领导给我们送来了棉皮鞋和棉帽子，一起去了酒钢医院，看望还在医院住院的张同喜父母，商量着张同喜的后事，并向张同喜父母告知了事发经过：李天顺意外枪走火，误伤了张同喜，李天顺已经被玉门市公安局收押。
几度昏厥，丧子之痛的老父母善良大度地说：“孩子不是故意的，他们都是同学，叫公安局放了他吧！”分局领导说：“这个我们说了也不算，我们再跟市公安局商量吧。”激动的先已到来的李天顺的父母这时也跪地不起，嚎啕大哭，在场的人都为老人的惊天义举而纷纷落泪。
我和吴百成不约而同地跪在了两位老人面前说：“大爷大娘，我们就是您的亲儿子。”
善后事宜陆续进行着，两位老人要求将张同喜定为革命烈士，而铁路分局领导和公社领导一致认为不够烈士条件，若一味追求，就要给对方增加刑事责任，倔犟而善良的老人最终答应了折中的条件。
第五天，庄严肃穆的追悼会进行了，头上的大标语为“毛主席的好青年，知识青年的楷模，张同喜同志永垂不朽”。
我和吴百成拖着冻肿后又被穿上新大头鞋磨破的双脚，一瘸一拐地瞻仰着老班长的遗容，李天顺家的兄弟姐妹全都批麻戴孝，以示愧疚和悼念。
后事办完以后，带着对老班长的怀念，我们回到了知青点，看着屋里的情景，感觉朝夕相处的同学瞬间离我们而去，增添了无限的伤感。过去的事情就在眼前，老班长被褥物品还依然堆放在屋里。我们不忍目视，找到了知青办主任，公社派卡车带着我俩和老班长的物品重新回到了玉门。
当我们俩陪着两位老人将张同喜的遗物烧掉时，老人埋怨起了我们，“你们不应该往公社送啊，你们要往军垦农场师部医院送，我儿子就死不了了，送到军垦农场师部医院也就一个多小时啊，你们害死了他呀”。
我们委屈地抽泣着：“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不到十八岁啊！”老人的失子之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会记恨老人，老人说的对，送到军垦农场师部医院是最佳途径，农建兵团对处理刀枪伤也是很有经验的，而且能省下宝贵的八个小时的时间，可是急疯了的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医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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