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續護持歐洲一體化成果的共識之下，西歐諸國領導人將集體紀念“一戰”結束百年視為回顧歷史教訓、開啟多邊合作新篇章的里程碑。但這種共識也僅限於西歐：東南歐諸國政府對民族自決歷史意義的強調遠遠超過了他們對重蹈覆轍的警惕。而美俄兩國依舊如一個世紀前一般，遊離在西歐諸國的主流話語之外。
2018年11月1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左二）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右二）在貢比涅森林安放紀念花圈。
和一個世紀之前的情形高度類似，這是一場屬於法國的獨角戲。2018年11月11日中午，在德國總理默克爾、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等8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陪同下，馬克龍冒雨穿過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前往凱旋門下的無名烈士墓主持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週年的悼念活動。在那塊建成於1920年的墓碑前方，常年搖曳著長明火，以示對法國及其殖民地在大戰中陣亡的140萬將士的懷念。在悼念儀式上，馬克龍發表了語氣尖銳的演講，直稱“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並且警告“舊的惡魔正在死灰復燃，準備繼續完成它們製造混亂和死亡的工作”。有鑑於此，法國願意繼續和各國一起，承擔“增加希望，而不只是反對恐懼”的重任。
有兩位重量級人物——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缺席了在香榭麗舍大街的集體徒步遊行。在1919年為締造戰後世界秩序而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他們所代表的國家一個不曾出席，一個淪為配角，與“西歐中心”的基調顯得格格不入。一個世紀之後，特朗普和普京雖然出現在了凱旋門下，但似乎更加看重彼此間的雙邊關係，互相握手寒暄不已。對他們來說，在巴黎配合馬克龍的演講不過是禮節性舉動，月底在阿根廷G20峰會上的會面才是重中之重。正在忙於說服內閣接受“脫歐”方案的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缺席了在巴黎的集體活動，僅僅出現在倫敦的紀念集會上：100多年前，是英國政府對比利時獨立地位的維護和對法國的傾力支持奠定了協約國獲勝的基礎；而在一個世紀之後，倫敦與西歐的關係卻正在變得微妙和疏遠。
同樣抗拒加入“西歐中心”敘事的還有東南歐各國。在他們各自的歷史話語中，1918年11月11日首先是作為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標誌性節點出現的，是19世紀以來持續抵抗帝國主義支配的結果，與西歐諸國對“自相殘殺”往事的痛惜屬於兩個概念。在波蘭，莫拉維茨基總理出現在了慶祝第二共和國誕生100週年、充斥著反俄口號的群眾集會上。英超俱樂部曼聯的塞爾維亞中場馬蒂奇拒絕佩戴帶有哀悼意味的紅色虞美人徽章，原因是“西歐國家從來不曾支持南斯拉夫在大戰之後的統一，最後還在90年代摧毀了它”。而在中東的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與以色列國防軍爆發了新一輪軍事衝突。他們的矛盾源頭可以追溯至“一戰”末期的《貝爾福宣言》；對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來說，那場戰爭至今仍未結束。
整整100年過後，全球各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理解依然可以歸入兩個大相徑庭的陣營。西歐諸國基於新的一體化共識，已經可以坦然接受大戰作為集體悲劇和集體教訓的結論，並將追思歷史作為開啟新合作的基礎。但對大部分東南歐國家來說，大戰給予他們的獨立和自決在20世紀曾屢次遭受帝國主義者的干涉：首先是巴黎和會上的挫敗，接著是“二戰”前後的邊界安排修正與雅爾塔體系，最後則是上世紀90年代的局部衝突。他們更願意將本國確立主體性的歷程描述為民族主義的正面功績，而不是在“人類大同”的語境下對其加以貶損。而美國態度的變化，影響尤其重大：一個世紀之前，是伍德羅·威爾遜以一己之力向西歐兜售關於世界新秩序的構想，但在英法帝國主義和本國的“領域分離論”支持者的夾擊下遭遇挫敗。而在2018年的今天，另一位美國總統特朗普卻成為拒斥多邊主義與集體行動的先鋒。紀念活動中出現的分歧折射出的已經不單是各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差別，它同樣反映了在大戰結束100年之後，美歐對現實世界的迥異看法。
馬克龍的弦外之音
短短11個月過後，馬克龍在就職之初營造的“美法共識”願景似乎已經悄然退場。他那篇聲色俱厲的凱旋門前演講，看似在回顧歷史，話鋒卻直指特朗普關於“美國第一”的種種表態。在來自84個國家的代表注視下，馬克龍尖銳地指責道：“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背道而馳的；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一旦拋出‘我們的利益第一，誰關心別人’這類言論，就抹殺了一個國家最珍貴的東西，也是賦予它以生命力以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的道德價值觀。”聽到這番話的人們當然會想起，就在一個星期以前，特朗普在共和黨的中期選舉造勢集會上曾經公開宣稱：“你們知道什麼是全球主義者，對吧？全球主義者就是那些希望全球變得更好的人。但坦白講，他們不那麼關心我們自己的國家。你們知道問題在哪兒嗎？我們不想要這麼一夥人。”
而特朗普“不想要”的，正是馬克龍在紀念儀式上竭力主張的。法國總統誠懇地承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當時的法國政府對歷史教訓的認知依然是膚淺的。即使那場戰爭造成了將近3000萬的軍人和平民傷亡，即使戰爭對歐洲經濟和人口的摧殘使得後者逐漸遠離了世界政治的中心，法國人依然縱容自己的報復心和帝國情結壓倒了一切。在巴黎和會上，克列孟梭總理及其支持者先是推翻了美國方面基於民族自決、貿易自由和公開外交的新秩序安排，竭力要求在中東和非洲繼續保有足夠大的勢力範圍；接著又對凱恩斯基於經濟規模提出的復興德國的主張（記載在他那本著名的《大戰的經濟後果》中）嗤之以鼻，竭力要求對德國提出懲罰性的賠款要求和經濟壓榨。結局自然是兩敗俱傷：德國經濟在停戰後10年已然陷於破產，對法國人的報復心理最終帶來了納粹黨的上臺和1939年的另一場戰爭。而法國的民族主義者，同樣無法從“一戰”以後的重建中汲取足夠多的資源來支持它在東南歐和非洲的帝國理想。最終，整個歐洲都為此付出了代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西歐是國際體系當之無愧的中心；包括法國、德國和英國在內的一系列中等強國通過在全球範圍內的殖民掠奪和資本、商品的輸出，支撐了自己在歐陸政治中的地位，甚至能夠以全世界的產出來投入主要發生在歐洲一隅的大規模戰爭。但在“一戰”結束之後，西歐領導人對全球經濟格局的變遷，尤其是美俄這兩個人口、領土和資源規模都擁有壓倒性優勢的外圍大國的崛起估計不足，依然秉持單一民族主義的立場，汲汲於在西歐的逼仄範圍內爭權奪利。結果遂使得歐洲在第二次毀滅性的大戰之後，被美蘇兩極各自劃分了勢力範圍，並且必須借重“馬歇爾計劃”式的域外資本輸血方能獲得重生。為了在大洲級國家角逐全球領袖地位的競賽中不至於淪為配角，法德兩國領導人痛定思痛，開始嘗試將多箇中等國家的力量結合起來、作為一體化的國家集團進入世界舞臺。這也是過去半個多世紀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出發點。
以損失而言，西歐各國都可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以人口和資源規模為尺度，它們在大洲級國家的時代已無法再單打獨鬥，必須結成一個整體。正是基於這種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考量，形成了馬克龍主張的“去民族主義化”論調，繼而產生了西歐陣營觀點一致的歷史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死傷乃是全人類的共同損失，各國應當以超越民族主義為基礎，對歷史進行共通的哀悼和反思，繼而在全球主義的視野下開展治理合作。這也就是為什麼在11月11日的紀念活動中，法國方面會邀請來自數十個不同國家的老兵親臨巴黎，並安排了一個別有深意的環節——由法國中學生以多種文本朗讀英、法、德各國參戰士兵和中國赴歐勞工在100年前寫下的家書。他們在戰時的立場和全球知名度不同，但在今天同樣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
在凱旋門前演講中，馬克龍指出了歐洲和全世界面臨的現實挑戰：“新的意識形態在操縱宗教，提倡互相傳染的矇昧主義”，“利用對退出、暴力和統治的迷戀來破壞這一希望，將是一個錯誤，是我們的後代必將擔負的歷史責任”。他所指的不僅是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言行和自行其是的立場，還包括歐洲諸國圍繞非法移民和中東難民問題產生的分歧，以及在東南歐出現的民粹主義思潮。而馬克龍對繼續維持多邊合作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德國政府在兩國關係方面的立場：儘管最初訴諸歐洲一體化的動機存在些許差異，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聯手，法德兩國都認同繼續深化在經濟、安全和社會方面的廣泛合作才是歐洲國家的唯一出路。
在11月法國舉辦的一系列終戰百年紀念活動中，默克爾不僅親臨巴黎集會現場，還曾專程前往1918年11月11日法德簽署停戰協定的比利時貢比涅森林探訪，這在“二戰”之後的德國領導人中還是第一次。而在紀念集會後召開的歐洲議會例會上，默克爾做出了一項重要表態：支持馬克龍關於創建一支統一的歐洲軍隊的設想。按照她的看法，“我們（歐洲）可以無條件依賴他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若是希望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生存下去，就必須更加果斷地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毫無疑問，這是僅屬於西歐國家的共識。
11月11日中午，姍姍來遲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同樣缺席了此前的集體活動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握手
相隔百年的遊離者
在11月11日這一天，巴黎不甚理想的天氣給了特朗普一個絕佳的託詞，使他得以在其他國家領導人抵達凱旋門之時才匆匆現身。相當巧合的是，另一位風口浪尖上的人物普京也選擇了類似的做法，以避免和包括波羅申科在內的公開批評者長時間相處。前一天下午，特朗普還以陰雨天氣可能影響直升機起降為由，取消了原定的對埃納-馬恩美軍墓地（其中埋葬著在1918年貝洛森林戰役中陣亡的9000多名美軍官兵的靈柩）的探訪活動。英國保守黨議員、丘吉爾的外孫尼古拉斯·索梅斯不禁在推特上尖刻地嘲諷道：“當初他們英勇迎敵、奮戰而死，到了今天，特朗普這可憐的膽小鬼居然宣稱他沒法克服天氣困難去向戰死者表達敬意。”
問題當然不是出在抵達之後：美歐之間愈演愈烈的分歧，在過去幾個月裡已經表現得越來越直白。10月20日，特朗普以俄羅斯“違約”為由，宣佈退出美蘇1987年締結的《中程核力量條約》。馬克龍隨即做出回應，表示“歐洲以及歐洲安全”將成為這一決定最大的受害者，並暗示為自衛起見，歐洲國家需要在“北約”以外整備自己的統一武裝力量。特朗普對此的回應是11月13日一則挑釁式的推特：“馬克龍提議建立自己的軍隊，來保護歐洲對抗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但在‘一戰’和‘二戰’中，（法國的敵人）都是德國。美國（在‘二戰’中）參戰之前，巴黎的法國人已經開始學習德語了。你們到底還打不打算給‘北約’交錢了？”
對2018年的西歐諸國領導人而言，特朗普在美歐貿易、安全問題上的反覆無常，幾乎可以和在烏克蘭東部寸步不讓的普京相提並論。兩位被視為西方世界集體行動破壞者的大人物並肩出現在凱旋門下，“畫風”多少顯得有些異樣。但特朗普並不會因此感到尷尬，因為在他背後同樣矗立著一系列大戰當事國：波蘭，匈牙利，塞爾維亞??這些國家的平民主義領導人並未在11月11日這一天現身巴黎，但他們的集體意志以特朗普和普京為化身，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對馬克龍演講中含沙射影的批評，特朗普只是禮節性地給出微笑。
在這個尷尬時刻，特朗普或許會想起100年前經歷終戰時刻的另一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正是威爾遜在1918年率先提出了劃時代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使航行與貿易自由、限制軍備、民族自決、公開外交等信條逐步成為20世紀國際政治活動的通行準則。也是威爾遜做出的參戰決定直接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並使美國得以躋身巴黎和會的舞臺中心。但在1919年，這位固執的總統遭到了英法兩國領導人和華盛頓孤立主義者的腹背夾擊，最終抱憾離去。是威爾遜最早謀劃了將美國和歐洲政治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全新和平方案；但在巴黎和會做出的最終安排下，美國的勢力範圍依然被限制在西半球和太平洋沿岸，歐洲依然是激進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樂土，國際聯盟也未能成為懲戒侵略者、維護世界和平的有力平臺。直到“二戰”結束、西歐無法再憑自身的力量完成重建，美國才被“邀請”入駐，形成了跨大西洋利益共同體。
很大程度上，美國的被排斥和蘇維埃俄國的缺席，正是凡爾賽體系在1919年之後僅僅維持了不到20年的關鍵原因：沒有大洲級強國的默認，縱使中等強國成功地結成了同盟，依舊不足以左右世界大勢。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政治信念和威爾遜截然相反的特朗普敢於橫行無忌的原因：威爾遜在1918年已經認識到了美國遠超歐洲的權勢潛力，並且認為西歐諸國應當承認這種能力上的不對等，接受一個由美國安排的新秩序。而特朗普認定在長達70年的跨大西洋合作之後，歐盟已不可能承受牴觸美國的代價，必然會為美國提出的新貿易政策和更大的安全開支份額“買單”。從自身的傾向性和利益出發，歐洲都不可能驟然轉向、與俄羅斯結成新同盟（何況雙方在烏克蘭問題上正處於對立狀態），這意味著美國的單邊主義舉動幾乎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在推特上回應馬克龍的批評時，特朗普公開指責：法國以建立統一的歐洲軍隊作為要挾，是因為在農產品貿易問題上與美國意見不一，恰恰是“民族主義”的表現。而他在凱旋門下的現身，更近似一種示威——正因為威爾遜在1918年選擇了協約國，今天的法國領導人才能以勝利者的身份擺出“和解”的高姿態。而美國只需與俄羅斯展開幾場雙邊洽談，便能使馬克龍的抵抗被化解於無形。並且，持有類似想法的絕不止他一個人。
1918年12月，抵達法國參加戰後和平會議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中）受邀檢閱法軍儀仗隊
不一樣的歷史“時態”
不是每一個歷史時刻，在不同族群那裡都能建立相近的集體記憶。巴黎時間1918年11月11日中午11時，當最後一輪炮火齊射的轟鳴聲在整個西歐戰線靜寂下來時，更激烈的紛爭和殺戮仍在世界其他角落繼續進行著。這一天，意大利軍隊正在亞得里亞海沿岸勢如破竹地推進，試圖搶在塞爾維亞人抵達之前佔領克羅地亞南部和整個斯洛文尼亞。布科維納的盧塞尼亞人游擊隊宣佈該地區已經併入一個月前成立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卻遭到了羅馬尼亞軍隊的炮擊。在愛沙尼亞，剛剛領到武器的獨立派游擊隊和尚未撤走的德軍一起構築陣地，準備迎接來自蘇俄紅軍的第一波攻擊。重獲獨立的波蘭共和國則異常活躍地向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派出了志願部隊，試圖利用東歐混亂不堪的局勢，恢復16世紀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版圖。
這種經歷上的反差性，正是東南歐諸國（也包括中東和亞洲國家）無法被包括進德法兩國基於西歐經驗建構的“一戰”歷史共識的主要原因。從1918年底到1923年，當西歐諸國已經可以相對鬆弛地咀嚼和平之果的同時，慘烈的內外戰爭依然在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國昔日的領土上持續不斷地進行著。在這段被西歐視為“戰後和平”時代的年月裡，在東南歐和中東有400萬人死於武裝衝突，超過英、法、美三國在“一戰”中傷亡的軍人總數之和。彼時他們追逐的目標，正是由威爾遜所倡導、而在今天已經被馬克龍所揚棄的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正如凡爾賽和平曾將這些民族視為“他者”，他們也不在馬克龍的歷史時態中。
與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些成熟的西歐單一民族國家不同，當今東南歐國家版圖的誕生，是以大戰末期俄、奧、土三大多民族帝國的解體為前提的，在時段上具有突出的滯後性。並且幾乎所有參戰國都曾經嘗試利用敵方陣營中的民族自決傾向分化其力量，並開出一系列無法兌現的清單。英法兩國在通過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秘密瓜分在阿拉伯半島的勢力範圍的同時，也承諾會讓加入對土耳其戰爭的阿拉伯人擁有自己的國家。1917年關於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則是英國政府對猶太人社團助戰行為的酬賞。在戰爭的不同時期，德、奧、俄三國都曾經半心半意地支持過波蘭人的自決主張。在1918年3月蘇俄與德奧簽署的《佈列斯特和約》中，更是一口氣承認了芬蘭、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一連串新政權的獨立地位。
換言之，對芬蘭、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乃至巴爾幹諸國來說，從來也沒有存在過一個統一的“終戰時刻”；更不可能基於一致的理念，產生超越民族主義的宏偉理想。相反，大戰終結了三大多民族帝國的存在，使他們的自決訴求獲得了伸張的可能；而在西線戰事於1918年11月11日終止之後，鞏固獨立的民族主義政權、併為之選擇現代化道路的衝突幾乎立時爆發。波羅的海三國獨立戰爭、蘇波戰爭以及法國對敘利亞第一王國的入侵成為這個過渡時代的寫照，主宰了東南歐和中東民眾的集體記憶。不僅如此，那些通過援引自決權利獲得獨立的新國家，往往還是民族主義野心的匯聚地。為了多爭得一寸領土，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提出各種彼此衝突的主張。在巴黎，波蘭代表拿出一張歐洲地圖，宣稱其中的大部分領土在歷史上都屬於波蘭。從土耳其治下重獲獨立不過40年的羅馬尼亞，搖身一變成為巴爾幹胃口最大的侵略者，試圖從沙俄和土耳其帝國的遺體上搜刮腐肉。被威爾遜視為邊界問題受害者的意大利，更是單方面在亞得里亞海沿岸開始了入侵行動。而他們短暫贏得的主權和領土獨立，在1939年爆發的另一次戰爭中，大部分又遭到繼續更改和扭曲。這使得東南歐和中東國家對11月11日這個“終戰時刻”，抱有一種由內而外的牴觸情緒——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後，西歐陣營都把它們看作無關緊要的附屬物。他們從不屬於馬克龍的那個時態，也無須和解。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