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壯闊東方潮，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作為浙江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何水法說，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到社會方方面面，更暖及到從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藝工作者身上。
“1978年，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開始接受同等學力報考研究生，我便萌發了搏一搏的想法。”自小懷揣大畫家夢想的何水法，憑藉紮實的書畫基本功，考上了那所學院的第一屆研究生。“正因如此，我才開啟圓夢藝術之道。”
在傳承、繼承中國畫藝術時，改革開放的浪潮亦越發澎湃。擅長中國花鳥畫的何水法開始認為，傳承、繼承傳統文化只是基本功，創新才能永恆。
正如《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中何水法所談及，1992年，他開始在傳統中國畫中大規模引入色彩，這在當時中國畫界引發很大爭議。“我那時堅定一種信念：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精神和審美趣味。如今想來，正是時代的發展給了我盡情發揮和突破的可能，給了我創新的勇氣與力量。”
而後，何水法創作時，不再刻意注重形，而是專注於精、氣、神的表達，並寓形於其中。由此，渾然天成、氣貫長虹，代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幅幅作品呈現於世。
如此的變遷事實則詳細記錄在《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這本書籍中。
在40年轉折點上，為讓後人直觀瞭解、理解浙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編撰了此書。該書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了浙江人民在改革開放40年中最真實的集體記憶，生動再現了壯闊磅礴的浙江改革開放史。
“以文字記錄歷史最真實、生動、簡樸，而相比普通的人物專訪文章，回憶錄的形式更顯厚重。”何水法翻閱著《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感慨萬千。
在過去40年的積澱下，中國各行各業朝氣蓬勃。如今站在新起點，何水法說，期盼未來的中國，能像懸掛於北京人民大會堂的他那幅新作《名花競放新時代》一樣，縱使花繁葉茂，依然獨樹一幟。
在《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新書首發式暨浙江改革開放40週年研討會上，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畫學會副會長何水法發言（王剛 攝）
為慶祝改革開放40年
在浙江黨史部門指導下
由中新社浙江分社編撰的
《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正式出版發行
《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當事人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內容詳實，情節豐富，生動再現了壯闊磅礴的浙江改革開放史，記錄了浙江人民在改革開放40年中最真實的集體記憶，記錄了浙江大地在改革開放40年中最生動的發展故事，向改革開放致敬。
中新社浙江分社多年來訪問了李澤民、柴松嶽、呂祖善、厲德馨、李金明、仇保興、周國輝、步鑫生、宗慶後、魯冠球、馬雲、徐文榮、範淵、鄭樹森、何水法、鬱建興、葉翠微等浙江改革開放的歷史親歷者。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親歷者的口述無疑是價值最高的歷史。在這裡，我們化身一名記錄者，記錄一段又一段對浙江、對中國甚至對世界產生影響的歷史。
何水法：改革開放“大寫意”40年
中新社 嚴格 張詩雨
我自年少時代就有兩個夢，一個是在絢爛紛繁的中國花鳥畫界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一個是將為之目眩神迷的中華傳統藝術推向世界。我覺得，是改革開放，讓我夢想成真。
1978—1988年
我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
1978年，浙江美術學院開始招收“文革”後的第一屆中國畫研究生。那時候雖然我只是杭州塑料廠技術科的圖案設計，但一直堅持中國畫的學習與創作，在社會上已是小有名氣。
我是杭州人，西子湖畔和京杭運河兩岸的繁花密柳陪伴我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時代，也陶冶了我對美感和藝術的過人敏感。五六歲的時候，媽媽開始教我描紅，帶領我走上了書法之路。而日復一日的書法練習，讓我開始關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畫作。暖瓶、臉盆、火柴盒……當時所有可以見到的畫片都成了我臨摹學習的對象。正是這些童年啟蒙引導我最終走上了專業繪畫之路。
1963年，正在藝校讀中專的我在舊書店偶然翻到30張宋人院畫冊頁，其筆法之精妙、氣韻之生動令我恍然大悟。在此之前，儘管早已熟練掌握了學校裡教的繪畫技法，但我始終覺得自己的畫作裡缺少了什麼，而這30張宋人冊頁，讓我豁然開朗。於是當即高價買下，朝夕臨習，為之目騁神迷。
而在研習繪畫的同時，我也沒有中斷自幼年就開始的書法學習。從十三四歲起開始臨習瘦金書，其後遍臨真、草、篆、隸，並由沙孟海、沈尹默上溯到伊秉綬、王覺斯、文徵明、米芾、蘇東坡及趙佶諸家，再寫顏魯公及晉韻書流，漢魏碑刻《石門頌》、《禮器碑》等以至秦詔版書，得到書法大家沙孟海的首肯。
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書法展遠赴日本展出，主辦方從全國範圍內遴選了67幅書法作品參展，年僅29歲的我的作品赫然在列。而與我一同入選的浙江書畫家，分別是陸維釗、吳茀之、諸樂三、陸抑非——都是來自民國時代的書畫巨匠。兩年後的第二屆中國書法展，我再次入選。
與此同時，我的花鳥畫也開始小有名氣。1976年，西泠印社出版社首次向全國出版發行花鳥畫四條屏，我的牡丹作品光榮入選。而另外3幅，分別是吳茀之的茉莉、諸樂三的雞冠花和陸抑非的向日葵——又是一次與前輩大家的對話。
1978年春天，當我知道浙江美院開始接受同等學力報考研究生，我萌發了搏一搏的衝動。那時也沒正式的教科書，我就去浙江圖書館，不能借，就抄書，起早摸黑把一本中國美術史抄了大半，最後圖書管理員被我感動了，同意借我一個禮拜。沒學過素描，就買了維納斯石膏像每天練習，最讓人焦慮的是考試前十幾天接到通知：要加考外國美術史。
憑著過去紮實的書畫基本功，32歲的我終於考取了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花鳥專業的研究生，師從陸抑非先生，翻開了我繪畫生涯中新的一頁。
何水法與恩師陸抑非先生
我覺得這是一次鯉魚跳龍門。1978年，正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初。解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對於花鳥畫並不重視，認為那是花花草草封資修的東西，畫家畫花鳥有時候很可笑，“又紅又專”就畫一塊磚頭，配上一朵紅花；“力爭上游”就畫一條魚。
我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宋畫研究，那就是溯本追源，從中國畫的高峰年代開始，接受系統的教育。記得一入校我們就到故宮博物院、敦煌學習、寫生，在故宮，是著名理論家鄧白先生帶我們看畫，一幅幅傳世名作近在眼前，讓我們受益匪淺。
1988—1998年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國書畫藝術繁盛的時代。這裡的繁盛不是說從業人員多，而是自民國一路走來的藝壇宿儒當時仍然健在，而他們的書畫以及綜合素養，都是後面數代人所不及的。要在那個時代脫穎而出，非得有著過人的真才實學不可。
得恩師陸抑非教導後，我轉攻寫意花鳥，又毅然放棄前人風格，將傳統花鳥畫中幾乎必不可少的大石頭“搬”掉。以前花鳥畫一般有個定式，當中一定是塊大石頭，配松樹就是松石圖，配毛竹就是竹石圖，這是經典的拼盤式構圖。
我覺得這塊大石頭束縛了藝術家的創作，我想以全景式畫面，就像電影寬銀幕一樣，融合西畫的構成和用色理念，追尋更為純粹的花鳥畫。
但全景式畫啥，怎麼畫，我也摸索了很久。
1992年，我住在杭州大廈，專心搞創作。有一天晨起，突然，十多年前情景冒出來：1978年10月，我前往四川峨眉山寫生。那天清晨，抵達萬年寺時，山間薄霧縈繞，樹木山石籠罩在一片氤氳之中。空氣粘溼滯重，背陰的牆壁上凝結了一層水汽，樹梢葉尖墜了顆顆晶瑩剔透的露珠。
一串紅 146cm×124cm 2001年
走到高牆的盡頭，眼前豁然開朗。一道金黃色的陽光從挨挨擠擠的枝杈間斜穿而過，照亮了寺廟前的那一片“一串紅”。山間的薄霧早已為“一串紅”披上了一層晶瑩剔透的寶衣，陽光照耀下，寶衣反射出金色的光芒，給大紅的花朵鍍上了一層金光，色澤嬌豔欲滴，光彩璀璨奪目。在江南看過無數的一串紅，從未有一束讓我有過如此的感動。那薄如蟬翼、透如輕紗的質地和那輕快透明的紅色深深印到了我的腦海裡，從此不可磨滅。
於是，在那個14 年後的清晨，峨眉山的那抹紅色突然浮現。一片沉浸在薄霧朝陽下的一串紅在我眼前隨輕風搖擺。我可以看到每一片葉子和每一朵花的形狀，甚至可以看見陽光照射下花瓣中那細細的筋脈，一幅色澤鮮麗、構圖豐滿的畫在我面前成型。
我披衣下床，直奔畫室，把腦海中揮之不去的一串紅洋洋灑灑鋪天蓋地宣洩到紙上，《爛漫秋光》就這樣誕生了，也開啟了我創新之路。
2018年，何水法應邀為北京人民大會堂所作巨幅《名花競放新時代》
我徹底搬掉了中國傳統花鳥畫裡“大石頭”。
我開始畫繁花，一叢一叢、一樹一樹、整叢整團的畫。那些小花小草其實很難畫，因花朵本身太小，要在畫面上處理有具體形態而且數量又極大的花卉十分困難，筆墨也不好處理，所以傳統花鳥畫家們基本上不畫這類題材。但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條獨特的筆墨色水之路。
我的很多畫裡，小花穿插在萬花之中，千姿百態，頑強不屈。在我心裡，這些熱烈的、生命盎然的花簇代表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更多的自由和奔放。
彩雲 48cm×45cm 2018 年
我知道，這個時代變了。
我大規模地引入色彩，不畏豔色，如紅色的牡丹、海棠、柿子、桃花，黃色的迎春，紫色的辛夷，讓這些豔色花卉以成片成叢密集成團的方式出現於畫面，以強化畫面色彩。在色彩表現上，除了敢於運用明豔的色彩外，還運用色彩原理，使用補色對比關係，如紅色對綠色，或紫色對偏黃的嫩綠，以強化色彩的力量。更運用西洋畫莫奈經常使用的複合色，使畫面色彩更加豐富。
我的結構方式幾乎不同於古今任何一位中國花鳥畫家，即一叢一叢一樹一樹整叢整團的畫，這種全景式結構方式並非古典式簡潔的折枝，往往以密集叢生的樹幹、花枝密密叢叢地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直楞楞地撲向畫面，然後又舒枝展葉著花，朝四面延展鋪開，構成佔據絕大部分畫面的一大團團塊結構的花叢或樹叢，但其團塊之中的內部留白卻極為講究，以與畫面周邊之留白相呼應，構成團塊與畫面的疏密透氣關係。
天姿 68cm×68cm 2018 年
我的創新也在中國畫壇引發很大的爭議。
有很多大家認為我從花鳥畫入手的水墨大寫意繪畫突破傳統筆墨的套路，給本當秀美的花鳥畫造成雄秀奇肆的罕見氣勢與力量。也有人認為我譁眾取寵，數祖忘典。
我覺得當時吳冠中先生評價最有意思：“何水法這個人不擇手段，即擇一切手段傳遞筆墨語言。”這句話說出了我的心裡話，我覺得最能體現中國畫地位的就是筆墨，筆墨是中國畫的生命線，其他構圖色彩選題可以千變萬化，萬變不離其宗。
我也牢記黃賓虹說過一句話，“集大成者，自創新格為上，只學古人則為次之，不學古人只學當今者為次次之。”我覺得不同的時代有不同時代的精神和審美趣味，中國傳統花鳥更多體現的是傳統文人情趣，講究清高空靈逸世，而改革開放要讓自己的畫也“走出去”，要讓中國畫走向世界，儘自己的力量去弘揚中華美學和精神時代，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蓬勃向上的時代，審美自然也與時俱進。
金粉拂霓裳 180cm×96cm 2015年
1998—2018年
這個時代，不是過去文人畫相對封閉的時代，我想走出去學習和交流。我愛畫花，於是，每到一個國家，我首先要去看當地的國花，去寫生。爾後，我還一定要去逛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盧浮宮……我都走了個遍。不同的花，不同的歷史文化，讓我有了很多靈感。就像莫奈，在色彩上給我巨大的啟發。
我開始在國外辦畫展。我算是中國藝術家裡面在國外辦展多的了。
我最早一次“走出去”的個展是1998年在德國彌爾登堡博物館舉辦的。那是一家有著六百年曆史的博物館，在我的展覽之前，從未舉辦過中國畫的展覽。最讓人感動的是，當時一位當地著名民樂演奏家在聽說我為博物館帶來了東方文化時，主動提出用德國慕尼黑地區一種古老的音樂表現形式與我的畫進行交流。
當時的情境，現在想來依舊記憶猶新。幽幽的燈光，優雅的琴聲，優美的花鳥畫。東西方文化在這裡互動，這就是文化交流的最佳狀態。
何水法德國畫展
我帶著我的作品去了很多國家，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動與觸動。
2010年，我在烏克蘭辦展，地點選在了烏克蘭國家博物館，展覽很轟動。就是那次，烏克蘭利沃夫國立藝術學院授予了我榮譽博士的稱號。當時，利沃夫國立藝術學院在全世界只聘用了兩位外國人做榮譽博士，一位是歐洲的油畫家，另一個就是我。
其實受聘的過程挺艱難的，不僅要答辯還要進行無記名投票，當時我只有15分鐘的答辯時間，我掐著點，儘可能全面地介紹我的畫和中國傳統文化，最後的結果是全票通過。
烏克蘭利沃夫國立藝術學院授予何水法先生榮譽博士稱號
2011年10月，何水法個展在烏克蘭國家藝術科學院舉行
烏克蘭國家藝術科學院院長、烏克蘭國立美術學院院長、烏克蘭功勳藝術家戚培根先生（左1），烏克蘭文化部長尤里先生（左3），烏克蘭利沃夫藝術學院院長、烏克蘭國家藝術科學院院士、烏克蘭人民藝術家安德烈•鮑卡德伊先生（左4）出席
兩三天之後，學院給我在烏克蘭民族博物館舉行了受聘儀式。出乎我意料的是，儀式很隆重，他們不僅安排了120名合唱演員，現場還有一位著名的烏克蘭演奏家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國國旗和烏克蘭國旗懸掛在一起，那一刻我激動地熱淚盈眶。要知道，這不是我的個人榮譽，是我們祖國的優秀文化被外國人認可了。
說實話，“掉眼淚”的經歷還真不止一兩次。
2012年我去了波蘭的盧布林辦展。盧布林是一座文化氛圍很濃的城市，風景也很美。畫展選址幾經波折，最終把展覽放在了盧布林市政府的專用展館。那是一座宮殿，而我則是第一個在裡面辦展的中國畫家。
波蘭盧布林何水法畫展現場
在那個展廳裡原先掛著油畫傳世名作，和我的畫放在一起，形成很直接的中外文化碰撞。我記得當時畫展的總策劃瑪麗雅教授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儘管畫中的題詞我們看不懂，但畫面所表達的意境是東方文化特有的藝術形式，有獨特的魅力。”
要知道，一直以來，中國畫因重寫意而輕形似很難為西方觀眾所真正理解，如今他們很是喜歡，我著實欣喜。後來，在盧布還林專門成立何水法藝術中心，又讓我結結實實地感動了一次。
2013年11月，“意大利何水法藝術中心”在意大利西西里島成立
2013年11月，意大利文化部長馬克西莫 • 布拉伊率50餘位文化官員出席“意大利何水法藝術中心”成立活動，並參觀何水法中國畫展
這種“走出去”的個展，不僅讓西方人瞭解了中國的花鳥畫，也讓在外的華人華僑感受到了中國優秀文化的發展。我還記得在美國辦展時候，有一個華僑對我說，“從你的畫裡我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飛騰，中國經濟的飛騰，中華民族復興的氣概。”我聽了很激動。
還有在西班牙馬德里辦展時，有兩個觀展的老華僑，其中一個1948年就移民西班牙了。他是上海人，書香門第，小時候家裡掛的都是吳昌碩的花鳥畫。他看到我的畫之後就說，“儂這個花鳥畫太神奇，老新鮮了。”
有一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亞，我向當地贈送了一幅馬蹄蓮國畫，馬蹄蓮是埃塞俄比亞國花，一位外交官說，她看到這幅畫，就像看到國旗聽到國歌一樣神聖，這充分體現了一箇中國藝術家對於埃塞俄比亞的深情厚誼。
今年是中國與柬埔寨建交60週年，我作為中方友好代表團成員之一，隨團參加了多項紀念活動。兩幅作品也作為重要的“國禮”，贈送給了柬埔寨方面。
慶典當日上午，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莫尼與太后諾羅敦·莫尼列·西哈努克先行在王宮親切接見了我們代表團。接見中，我把作品《寧靜》贈送給了國王與太后。太后諾羅敦·莫尼列·西哈努克用地道的漢語稱讚了這幅作品：“畫得很有生命力，我非常喜歡。”我對太后說，58年前，西哈努克親王和王后，也就是今天太后訪問杭州，杭州市民夾道歡迎，這裡面就有還是學生的我。太后聽了，很開心，覺得也是一段緣分。
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莫尼
太后諾羅敦·莫尼列·西哈努克
與中國畫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著名畫家何水法教授在國畫作品《寧靜》前合影
我的另一幅作品《美美與共》也引來了貴賓們的盛讚。畫面上，紅色的中國牡丹與黃色的柬埔寨國花隆都花簇擁在一起，相互依偎，親密擁抱。這幅畫在貴賓廳展示時，所有看到的人，無論國別，一眼就能看懂表達的意思，無需過多解釋，看畫便已足夠。讓藝術成為通用語言，這是讓我最高興的。我希望，能夠畫全世界的國花，80歲的時候在聯合國舉辦一次大團圓的畫展。
中國駐柬埔寨王國大使熊波先生在大使館接受了何水法贈送柬埔寨王國的國畫作品《美美與共》，大使先生對何水法先生為加深中柬友誼所做的貢獻表示了高度讚賞和感謝。
畫作將在柬埔寨製作鏡框後，贈送柬埔寨王國首相府。
其實，除了畫家，我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個身份讓我覺得自己的責任。
2008年至2018年，我是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年間我寫了50個提案。《富春山居圖》在合璧展出的提案便是我於2010年提出的。
《富春山居圖》是傳世名作，是元代畫家黃公望創作的紙本繪畫，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1350年繪製完成，後幾經易手，並因藏家“焚畫殉葬”而身首兩段，前半卷：剩山圖，現收藏於浙江省博物館；後半卷：無用師卷，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富春山居圖》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畫面用墨淡雅，山和水的佈置疏密得當，墨色濃淡乾溼並用，極富於變化。
我之所以對於這幅畫有著特殊的情感，一是我的抱華樓就在富春江畔，《富春山居圖》描繪的地方；另外，《富春山居圖》的傳奇，也和恩師沙孟海和陸抑非有關係。
建國後不久，當時在浙江博物館供職的沙孟海先生得知《剩山圖卷》由清代著名收藏家吳湖帆個人收藏後，有些擔憂。沙老擔心這件國寶因保存不當而遭破壞，於是便向上級反映了情況。1956年，浙江省派沙先生前往上海吳湖帆處徵集《剩山圖》。剛開始，吳湖帆是不願轉讓的，後來錢鏡塘、謝稚柳等多位名家從中相勸，他被說動了。最後，經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特批，向吳湖帆支付了5000元錢，《剩山圖》被徵入浙江博物館成為“鎮館之寶。
何水法與沙孟海先生
之前也提到過，我年輕時師從陸抑非，而陸先生則是吳湖帆“梅景書屋”的傳人。因此論輩分，吳湖帆正是我的師公。因緣際會，我很早就有了讓兩段畫作合璧的念頭。
2010年，正值《富春山居圖》問世660週年，11個甲子了，我覺得讓它們“團圓”的時機到了。3月7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我正式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建議《富春山居圖》合璧展覽的提案。
那年的全國“兩會”閉幕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臺灣地區記者關於兩岸關係的提問時，講了關於《富春山居圖》的話題：在元朝有一位畫家叫黃公望，他畫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圖》，79歲才開始創作的，完成之後不久就去世了。幾百年來，這幅畫輾轉流傳，現在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館，一半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希望兩半幅畫能合成一整幅畫。畫是如此，人何以堪……那時我已經回到家中坐在電視機前，我又一次忍不住掉眼淚了。
後來，《富春山居圖》合璧展2011年初正式啟動，那個時機也很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週年。
2011年6月1日，我作為大陸唯一一位書畫家代表出席了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晶華宮”揭幕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那是兩段畫分隔海峽兩岸60多年來的首次重逢，我親眼見證了那一刻，無論是作為畫家還是作為“梅景書屋”的傳人，我都很激動，因為經年的夙願終於在那天功德圓滿。
記得40多年前，劉海粟先生就說過，“何水法這個小青年將來有兩個可能：一是曇花一現，二是大器晚成。”
感謝改革開放這40年，可以告慰劉海粟先生，我沒有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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