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改革開放40年(一):中國的“區”們

原创|改革开放40年(一):中国的“区”们

中國人多,這是外國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中國的“區”多,這是外商對中國經濟的第一印象。

從1978年開始的40年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之一是招商引資,尤其是外資。而外資進入中國,首選的就是林林總總、大大小小、功能各異的“區”,光名目就有經濟特區、國家新區、自貿區、經濟開發區、高新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還有綜合配套改革區、金融綜合改革區,等等等等,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不知所以。

但是,放在中國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的時代背景下,所有這些區,都有它的邏輯和歷史合理性,是改革長河裡不可或缺的“石頭”。而隨著中國經濟從追求速度向追求質量、從要素投入向創新驅動、從“摸石頭過河”向頂層設計轉變,中國是否還需要這麼多樣、如此複雜的“區”們,也到了該認真思考、重新定位、重新洗牌的時候了。無論是以“政策窪地”制勝的傳統“區”,還是以“制度高地”見長的時下各種自貿區、自由港,都是因為中國經濟的整體開放度不夠,才使得這許多的“區”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中國的整體營商環境達到一流和現代的水平,“區”的優勢弱化、消失,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區”的減少、整合乃至消失,是中國改革開放到達高水平的體現,應該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是我們設區的終極目標。但是,在此目標達成之前,“區”的存在無法迴避,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過程。

各種的“區”,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帶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徵。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捋,看似紛繁複雜的“區”們,就有了非常明晰的脈絡。從80年代的經濟特區,到90年代的國家級新區,再到十八大後的自貿區,是最主要的一條脈絡,代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具有標誌性意義。

“殺出一條血路”的特區

80年代,是經濟特區的時代,以深圳為代表。深圳是第一個,為改革開放擔當了“破堅冰”的角色;也是最成功的一個,不僅是中國過去40年傳統制造業超常規崛起的領軍者,又以創新驅動和先進製造業引領當下的中國經濟轉型。

經濟特區的特點,是既有“政策窪地”,又有“制度高地”。在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階段,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軟硬環境都十分地不理想,吸引外資只能依靠這些軟硬環境相對好一些的特區。特區之特,就特在投資環境“好一些”,是投資環境的相對“高地”。至於這高地是政策優惠使然,還是制度創新所造就,其實並不太好區分。一般來說,政府提供稅收減免和土地優惠,這是“政策窪地”;但是,為突破舊有和僵化體制的限制而大膽推出的“特事特辦”,究竟算是一種政策窪地,還是制度高地,則要看這些做法是否能推至全國而廣之。可複製、可推廣,就是制度高地;不可複製、不可推廣,只能是政策窪地。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外資在80年代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在那個年代,中國企業的國民待遇總體處於一個相當低的水平。在這種條件下,外資在特區內享受遠好於區外的道路、水電氣、通訊等基礎設施,遠低於區外的稅收、土地、廠房,遠比區外簡單、快捷、便利的商事制度、通關、“座上賓”式的政府關係。這些待遇,是普通中國人和中國企業豔羨不已但可望不可及的,是超出國民的“超國民待遇”。這中間,有些的確是“超常”的國民待遇,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現象,會逐步退出;大部分,則原本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國民待遇,隨著中國整體改革開放水平的提高,這些“看似超常”、實則正常的國民待遇逐步惠及所有外資和本國企業,成為名符其實的國民待遇。

經濟特區在八九十年代風光一時,但進入新世紀,卻因為中國整體改革開放水平的大幅提高,其吸引外資的“高地效應”弱化而泯然眾人矣。這其實是一種進步。經濟特區落寞的背後,是中國基礎設施的突飛猛進、是中國營商環境的整體改善,特區的優勢不再突顯,所謂“特區不特”。

不僅特區落寞,外資企業也從高高在上而回歸企業的應有常態,會有一種失落感。但是,對於國家而言,這則是一種進步。

特區始於深圳,擴容至珠海、汕頭、廈門,88年更將海南全域劃為特區並升格為省,這是特區“意氣風發”的年代。

承載國家戰略的新區

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特區,引領了中國第一輪改革開放;浦東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新區,引領了中國第二輪改革開放。兩者都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一句流傳甚廣的話所言: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

特區與國家級新區是不同的概念。特區的特點是自顧自,集聚和虹吸遠大於輻射,重點在自己先富起來。這也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蛇口的創辦,是帶有一點烈士氣質和悲壯感的,要“殺出一條血路”。特區能把自己照顧好,就已經是非常地不容易了。

但是,進入90年代,中國經濟已基本告別短缺。國家的整體戰略也從“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開始逐步向共同富裕、協同發展轉變。不再設立“自顧自”的特區,而是通過“國家級新區”的設立,帶動一個區域的發展;不再是特區和沿海城市孤島式的發展,而是通過新區“以點帶面”、輻射和拉動一大片。

浦東新區、濱海新區,都是基於這樣的構想。浦東開發,領導人看到的絕不是浦東這一小片,也不只是上海,而是以浦東開發帶動長三角,打造中國經濟增長繼珠三角之外的第二極。濱海新區,也不是隻為了天津,而是要帶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

迄今為止,國家級新區已有19個。其共同特點都是不許“自顧自”,不是服務於新區自身,而是服務於國家的整體戰略。這19個新區所承載的國家戰略,涵蓋了九十年代至今近30年間中國重大的戰略構想和部署,包括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海洋經濟,等等。

經濟特區的輝煌在80年代,特區的設立也早已成為歷史(喀什、霍爾果斯是特例)。與之不同的是,多達19家的國家級新區仍在不斷擴容,並將進行新一輪規劃。這表明,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以點帶面”、“從不均衡到均衡”、“從集聚到輻射”、“從先富到共同富”,仍將是國家經濟的戰略重點。

無論是特區,還是新區,都面臨一個共同的挑戰:效應遞減。深圳特區是第一個特區,也是效應最為明顯的特區;其後的幾個特區,無論大小,都不能青出於藍。浦東是第一個國家級新區,也是帶動和輻射效應最為明顯的新區;其後的新區,很難複製浦東的成功。

這也許是符合所謂“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也暴露出迄今為止的特區、新區、開發區、高新區基本理念的缺陷:靠刺激。這些“區”們,無論是依靠政策窪地,還是通過制度高地,實質上都是通過各種各樣的Incentive來吸引投資者。而Incentive,無論是政策上的,還是制度上的,都是一種刺激。投資者對刺激的反應,總是開始時最強,慢慢麻木。深圳和浦東都是第一個,所以最刺激。現在的特區、新區、開發區、高新區已是遍地開花,到處都是政策窪地,也就不成其為窪地;到處都在創造制度高地,也就不成其為高地。投資者對各種區們的感覺越來越麻木,雖然地方政府仍然趨“區”若鶩,但也常有“有心無力”、招商乏術之感。

自貿區的新希望

為吸引投資者而設的特區、新區,是否還可以祭出新的“刺激術”(Incentive)?

從2012年十八大開始,一種新的“區”進入決策層的視野,2013年在上海迅即落地,並在五年間迅速擴容到12個省市。勢頭之猛,各方寄予厚望之殷,令人刮目。這就是中國自由貿易區,依試驗地不同,分別有上海版、廣東版、福建版、天津版等等,直到最新的海南版。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需要載體,中國迄今為止的各種“區”們,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挑戰面前已經力不從心,所以必須有一種全新的“區”,來承載這一新的使命。

具體要怎麼做?這是一個正在探索中的問題,並沒有答案。目前的基本思路是兩條。一是自貿區的思路;一是自由港的思路。

自貿區的思路,實際上是傳統各種區的升級版,是一種最大程度的改良,而非根本性的變革。目前,12個自貿試驗區的試驗,在四個方面都在盡最大努力改良。一是投資方面,儘可能縮短負面清單,最大程度對外資開放。這方面的潛力還是很大的,尤其是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清單的長度還是有點長。二是貿易。目前的著力點仍是便利化,比如通關程序簡化、效率提升;而非自由化,一線徹底放開。三是政府職能轉換,由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後監管轉變。四是金融創新,比如跨境投融資便利。

簡言之,這種改良式的自貿區思路,是著眼於未來可複製推廣到全國。步子過大,是不大可能推廣到全國的。步子太小,卻又不足以對投資者產生足夠的刺激(Incentive)。

自貿區思路是改良式的,也是動態的,它對標的是目前國際通行的經貿規則,既包括WTO多邊體制下的規則,也包括TPP等高水平自貿協定的規則和所謂的21世紀議題。改良式、漸進式,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法寶;而動態的、對標國際先進標準的改良,可以將中國的營商環境提升到國際一流。單此一點,對投資者的刺激效應就不容小覷。

與自貿區思路不同的,是自由港思路。自貿區思路,是對標國際先進標準;自由港思路,則是對標國際最高水平。具體而言,就是對標香港、新加坡、迪拜。

這是一種不同於自貿區思路的自由港思路。其特點,就是不以可複製、要推廣為目標(因為最高是不可複製的),而以自由度最高為目標(當然要結合中國國情)。

自貿區思路要有三個思維:“隨便”思維、“負面清單”思維、“離岸”思維。

“隨便”思維,體現的是經濟活動的自由度。企業註冊、經營、註銷,隨便;進口、出口、轉口,隨便;船隻、飛機出入境,隨便;資金進出、匯兌,隨便;人員流動,隨便。

都隨便?這不亂了套了嗎?不會。法無禁止即可入、法無禁止即可為。這些隨便是在法無禁止的前提下。所以,隨便思維的基礎是負面清單思維。不讓隨便的,請列出清單明示、公之於眾。

離岸思維,是自由港有別於自貿區的根本特徵。所謂離岸,是指經濟活動遊離於中國監管體系之外,所謂“境內管外”(不只是關外)。

如果思想上轉不過彎,思維不願意接受離岸的“治外”,等於是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離岸貿易、離岸金融白白拒之門外。而我們不要的,香港新加坡迪拜乃至於百慕大、維京之類的彈丸之地卻都視為財神爺、香餑餑。中國多地都在努力成為這樣那樣的中心,什麼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真正的中心,都是既經營在岸,又經營離岸。

自貿區、自由港,承載了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希望。

作者系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 洪斌

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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