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俞大猷在“閩南石刻”的角度切入，對俞大猷的碑刻和功績進行考述，同時把散落在閩南地區的俞大猷史蹟串聯一起，以存史資鑑，也可以起到拾遺的作用。下分五個部分考述。
一、俞大猷《濠溪橋碑記》
碑文內容：
予年九歲，時先大夫攜往大濠叔祖家，經涉此水。予問橋何以圯。先大夫曰：“遭樵夫失火焚而圯”。予曰：“俟我長大，來當再造之，俾人不病涉”。曰：“小子識之，他日宜實是言”。予應唯唯。今思先大夫之命幾六十年，猶儼然在耳。乃捐俸資，令堂弟良猷督造。閱月竣工，庶先大夫地下之心慰也
隆慶三年己巳冬十二月 右都督俞大猷謹識。
考述：石碑豎洛江區河市鎮古濠溪石橋頭，該石橋保護完好。石橋六墩七孔，其中五個船形墩。石橋位於古河市通往府城泉州的交通孔道，現今公路已改線，該石橋的交通已冷落。
隆慶三年（1569年），俞大猷時年六十七。據何世銘《俞大猷年譜》雲：是年，俞大猷“廣西募兵，造船福建竣工。六月間（曾）一本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錫軍，與一本遭遇戰於漳、潮間。一捷於玄鍾（即懸鐘，今東山島）之戰，賊之亡者十之二、三；再捷於柘林之戰，賊之亡者十之五、六；三捷於蓮澳之戰，賊亡者十之八、九。旬日三戰三捷，生擒一本。閱六月二十六日，海上武功告成”。①因戰績卓著，廣東、福建兩省論功，皆首推俞大猷，“於是錄功進大猷右都督，還鎮廣西”。《濠溪橋碑記》應為漳、潮間三戰三捷和授功進右都督之後，且赴廣西就任前，乘隙返家鄉泉州府河市鄉時所作。碑記書法雄渾，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碑文反映俞大猷為民著想和實現先人遺願的孝心。
二、俞大猷清源洞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內容如下：
明嘉靖癸亥歲季春，欽差鎮守福建、南贛、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興化剿陷城倭寇。次月盡竣事班師，偕友人遊諸洞。
考述：摩崖石刻位於清源山古大道右側摩崖之上，地名俗稱水流坑，保存完好。
嘉靖癸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夏，俞大猷遊清源洞名勝，為擊敗興化陷城倭寇的勝利題刻留念。事起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倭寇自浙江溫州南下，另一股倭寇則自廣東北上，圍攻興化城匝月，城陷。倭寇遂據興化城三個多月，殺戮焚燬至慘。俞大猷作《興化滅倭議》，分析說：今“官兵之數僅與（倭寇）相當”，倘若急於“迫城而攻之”，則必然處於“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的不利形勢，萬一官兵被倭寇挫創，則“東南大事去矣”。倘若“我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遁走，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有利形勢在我。於是當機立斷，在海邊要害地方“立為一字排柵，柵外乃深溝，日夜固守，使賊不能陸遁”。四月，待戚繼光軍來援，從海上進攻，“斷（倭寇）水陸（退路），麥米食盡，一網收之”。②果滅倭於仙遊、平海衛，斬首二千二百級，救還被擄掠男女三千人，獲得大勝。
可是，“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己”。③對此不公待遇，俞大猷早有準備，在《與楊秋泉書》雲：“立事功易，處世間人難，猷實坐此病，每每受抑”，並勉勵漳州楊秋泉，說“勉力功名以答明時、救蒼生，他不必計也”。④充分表現他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至於個人名利地位，則不計較也。
三、俞大猷金門《都督俞公生祠記》
碑文內容：（碑文據1991年《金門縣誌》卷三人民志·祠祀校定）
金門所生祠一區，所各官暨耆士為都督俞虛江建也。公昔視師金門所，卑尊長少，舉欣欣然，愛若父母，相與亭而碑之，假筆於餘季父西浦翁，頌德頌公垂不朽。其遷而去也，以指揮僉事備汀、漳，以都指揮僉事署欽、廉，以右參將守瓊州，左參將鎮溫、臺、寧、紹，以副總兵督金山，以都督僉事總制直、浙，仍準都督同知。尋調大同，轉南贛、漳南、嶺東。兵轍馬跡，半生戎馬，卑尊長少，動輒思公。聞有自公左右回者，相率往問，欣躍如見，累欲卜地構祠而俎豆者矣。適本所視篆千戶，今升指揮揚君宏舉，行都司邵君應魁，相與贊其成，囑餘為之記。
餘昔覽太史豐公《定遠生祠記》、鄉士薛子《虛江宦績錄》，知公馭眾之道，克敵之勳，與夫學術之大，德履之醇，所以豫為致身之幹，昭昭在人耳目，復奚庸贅？唯本所之人，所以紀公之意而言曰：凡人相與，在則感，去則忘。故夫豪傑之士，將所規恢於天下，能使人知感，不能使人興去後之思；不能使人終不忍忘，何則，欣戴生之恩，□□浹之深，而□□□於時地隔絕之遠，夫人則然也，迺若在而感，去而思久而不忘，其必湛恩汪氵歲，足鼓人心，而膚功煊赫，足系人望焉者也。
公為金門御而公廉，孚以恩信。有荊楚劍法以教士卒，有詩書禮樂以育英才，有聖訓規條以帥父老子弟行鄉約。乃今甲冑之士，人人公侯腹心，而白皙青衿，間亦嶄然露頭角。公之教也，斯不亦湛恩汪氵歲，足鼓人心乎？至其守汀漳，而山海劇寇一鼓就殲；守欽、廉而交黎異類俯首歸順；鎮直、浙而積歲倭患指日汎掃；調大同而韃虜斃殲，矢石至，只輪不遠。它若張璉之亂，莆陽之變，惠來之警，亦次第廓清。斯不亦膚功烜赫，足系人望乎？夫其恩足鼓人心也，是故人知感而碑豎焉。夫其功足系人望也，是故人不忍忘而祠建焉。
昔羊叔子守襄陽，百姓為建碑，望者罔不出涕。狄梁公為魏州刺史，百姓立之生祠，過者嚴然，豈不足頌甘棠之愛？然見碑墜淚，不過一時感觸，豈若歲時有祀，致愛致愨之為有常也。過廟肅恭要亦其一方一隅。
武平、定海等處，在在有碑有祠，吾又不知其孰為盛也。以此觀之，則世謂古今人不相及，殆未為通論也。
公名大猷，字遜堯，原籍直隸鳳陽府霍丘縣人，世泉州衛前所百戶，以魁武科授正千戶，累遷都督同知，虛江其別號雲。
歲嘉靖甲子冬十月之吉，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同安南洲許廷用撰。
考述：《都督俞公生祠記》碑，原豎在金門城內關帝廟旁，現移在金門酒廠路邊。碑文撰者許廷用，據萬曆《泉州府志·人物誌上之中》載：“許廷用，同安人，以許州學正河南中式辛丑進士”。⑤
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以正千戶守禦金門。據李杜《徵蠻將軍都督虛江俞公功行紀》雲，俞大猷“視篆金門，金門剽悍囂訟，最號難治。公既至，飲耆老於鄉，延明師於塾，公與眾共之，非者大愧，悔前之為。公在金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於金門攝某人也”。⑥
又據李杜《功行紀》雲，金門奇旱，大飢，殍死相望，里胥乘機冒領賑濟資糧，死者轉眾。俞大猷親自審察饑民，散“資貿興販，興藝作，以自食其力”，存活萬餘人。後因俞大猷上書僉憲，陳述用兵“二弊二便”，遭到杖責、奪印撤職處分，但“金門人流涕為作生祠，其秀士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劍法者，給役其家不肯去”。則知俞大猷在金門施仁政，民德而生祠之。
俞大猷“始治金門也，作立馬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為文會，日教士擊劍鬥藝，精嫻聞於四方”，結果“賊不敢邇，而士人猶能傳公《易》”。忽一日，金門治所有父老來告者，曰：“所城男女老稚受疫鬼之厄，不獲其所亦甚矣，父母不思以平之耶？”。遂作《驅疫文》雲：“吾為聖天子命官，受重印文篆四方整如。凡陰陽有不和之氣、不平之事，許我命官明以告天子，幽以白上庭”。⑦擇日“率環所千、百戶等官，偕所中父老，用羊、豕、香果、酒之禮，祭而享之，從而示之戒”。在《驅疫文》後，又附言曰：“祭畢，金門病者聞疫鬼相招渡海而云，數日後，金門人無復疫者”。俞大猷對疫鬼的先戒而殺的“仁義”思想和舉動，一如對瑤、黎族和山寇的“仁義”措施，其根源皆出於儒家的忠、仁、信、義的思想。
俞大猷守金門五年，施行仁政，從不擾民，民德而生祠之，“人知感而碑豎焉”。金門《都督俞公生祠記》反映了金門人民對俞大猷的無論“卑尊長少，舉欣欣然，愛若父母”的思想感情。然碑文寫俞大猷“字遜堯”，不知何故。
四、俞大猷在漳州碑刻
（1）俞大猷懸鐘《海上平寇記》（王慎中撰）
碑文內容：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口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長揚，矜奮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
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衄矣，由有此海。所為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
餘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旌旐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釀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鬥以為效，如馬飽於櫪，嘶鳴騰踏而欲之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預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
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懸鐘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無以餘為儒者，而好揣言兵意雲。
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懸鐘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懸鐘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⑧
（2）俞大猷漳州《膚功遺愛碑》（王慎中撰）
碑文內容：
蔣繼業、劉伯需踵門見予，衣履菲陋，貌俚而視野。予不知其何為來，卒然言曰：“將有請。”予怪問之，曰：“吾漳州龍溪大地裡人也，巖棲而隴耨，作息在溪壑之間。以其幽昧荒阻，居之西圉，常患盜焉，苦之而不能御。是歲八月，汀漳守備俞公以督府之檄來徼盜，盡得之。吾等不忘其功，將勒之石”。予曰：“守備逐盜而得盜，職也，若何石焉？”曰：“吾等深有不可忘者，不獨以得盜也。凡盜之攻奪，吾聚落避之猶有可免，哀之猶有可丐。而吏士之逐盜至者，進無可丐之門，退無可避之路，甚哉！其莫之哀而不得也。故未嘗有得盜之功，而重以播民之虐。今俞守備之至吾地，禁戒肅而約束明，卒無敢喧於閭。吾安吾棲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之候，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老稚嬉遊，以閱俘馘之過，而無變容驚色之虞。畜之字於塒者，可數而收，葵之在園者，莖葉無所損。老詔其少，尊語其卑，不圖生身以來獲蒙此幸，又不圖目睹以來乃見茲美。壺飡斗酒之饋，卻而不嘗；山織野繭之所治，又不敢以獻。相與鬱而不鬯，謀所以報之，其術無繇，是以敢冒然而來請也。”
二人者，山野之人也，其言質而愨。予怪其知不忘俞公之德，而又知來請予之文。孰謂野人而不知禮哉？孰謂野人而不知好義哉？吾何說以辭之哉？遂次其語以畀之，因名其石，曰：膚功遺愛，使歸鐫之。以旌俞君之伐，以不孤二人之勤，而慰大地裡人之意也。
俞君名大猷，字志輔。以泉州衛百戶，由武舉歷升為汀漳守備，署都指揮僉事。⑨
考述：碑文作者王慎中，號遵巖，福建晉江安海人。嘉靖五年（1526年）進士。後遷江西、河南參政。為政事必躬親，救孤濟貧，但未能曲意奉承，而被削職。他長於詩文，有《遵巖集》二十五卷存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世，享年五十一。
王慎中有兩次為俞大猷作紀功碑文，其一，為龍溪大地裡鄉民寫《膚功遺愛碑記》，於文末寫：“俞君名大猷，字志輔，以泉州衛百戶，由武舉歷升為汀漳守備，署都指揮僉事。”⑩其二、為懸鐘（今東山島）千戶所千戶作《海上平寇記》，碑文末作“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俞大猷於嘉靖十三年（1534年）李東洲典福建鄉試中武舉人。嘉靖十四年，俞大猷武舉會試中式，列進士第五名。然王慎中在以上兩碑文中僅提“武舉歷升”、“武舉推用”，而不提“進士”，不知何故。
《正氣堂集》有《與王遵巖書》，信中俞大猷向王慎中傾訴處世之艱難，雲：“今歲入寇之倭殆有萬餘……公私之費告乏，文武之將皆困……世情許多炎熱，生皆不能阿附。此在位卑之時猶捱得過，若位少尊則人將不相容矣……遇機會即欲卷退，以從諸公於紫帽、清源之間，歌太平、盡餘年，不為張良、范蠡所笑也”。{11}
王慎中二碑記作於何年月，無考。但撰寫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以前，則是無疑的。而二石碑今是否存焉，亦待漳州的同仁搜尋考證。王慎中撰俞大猷懸鐘《海上平寇記》碑文，為今次首發現耳。
《膚功遺愛碑記》贊俞大猷在龍溪縣“禁戒肅而約束明，卒伍無敢喧於閭。吾安吾棲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之侯，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而懸鐘《海上平寇記》則贊俞大猷“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競以取勝”，“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而《海上平寇記》有“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懸鐘所獨欲書之者”句，則知王慎中撰《海上平寇記》，早於撰《膚功遺愛碑記》。
五、俞大猷漳州平和縣紀事摩崖石刻
俞大猷平和縣摩崖石刻在九峰鎮塔山六角亭右側五十米處，面對黃田村和福坑村方向。崖刻高5米，寬3米。內容敘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等三人擊敗、生擒張璉事蹟。
2015年7月31日，筆者與俞氏宗親會、俞大猷研究會副會長俞僑福先生，在漳州歷史研究會前會長、閩南大學教授鄭鏞先生的帶領下，驅車到漳州市平和縣三格鎮三格村慈惠宮，參拜被神化的俞大猷——大眾爺神像及犧牲將士大眾爺公媽龕，受到該宮管理委員會吳清海主任為首的常務委員會等五人熱情歡迎。招待午餐後，一一道別，繼續前行，赴明朝舊平和縣城（距慈惠宮53公里），尋覓俞大猷掃滅海賊張璉記事摩崖石刻。崖刻地處九峰鎮九峰村，與廣東大埔為鄰。我們一行在村長曾憲錢的帶領下，來到崖刻處塔仔山下，山高約130米，十分陡峭，長滿兩三人高的茅草，無路可通，只好背向山崖合影留念。又得村長熱情支持，掃描三張俞公摩崖紀事石刻照片三幅，幸得見崖刻真面目，不虛此行。
碑文內容：
明嘉靖肆拾壹年壬戌孟夏拾捌日，漳南道僉事金淅、都督俞大猷、都師謝敕帥師由此進徵饒平，逆賊張璉等首從俱就擒戳，次日盡班師。
考述於下，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十九日，俞大猷“疾引兵萬伍千人，先登柏嵩嶺，嶺俯瞰璉巢……賊果歸保巢。俞連破之，斬俘千二是餘級，賊懼不出”。俞大猷派浙江把總陳其可策馬獨前，說賊黨降。諭曰：“朝廷只欲得張璉，賞萬金、爵萬戶，其餘悉皆不殺”。五月十四日“相與說璉率賊出巢與官兵格戰。郭玉鏡、江滿清、劉剛等從其陣後執之”。然而“賊黨李逢時、黃景政欲市勞於兩廣軍門者，疾馳往報。兩廣軍門，大發兵挾張璉而去，以攘其功”。俞大猷與張璉對壘一月，廣兵無一至者。“及聞張璉已擒，乃帶多兵從寨中取去。有人告俞發兵爭奪之。俞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己。不與較。乃散其餘黨二萬人，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恩信。饒人乃構祠祀俞”{12}本崖刻即記饒平擒張璉之功被兩廣軍門搶去，實踐了“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己”的諾言。
俞大猷致仕於萬曆五年（1577年），卒於萬曆八年（1580年）。致仕時位終都督僉事後府僉事提督京師兵車營。卒後“贈左都督，諡武襄”{13}然成書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的《泉州府志俞大猷傳》{14}亦未載俞大猷卒後“贈左都督，諡武襄”之事。何喬遠《名山藏》則記“卒賜祭葬，贈左都督”。自1580年至1612年，時隔三十二年，為何萬曆《泉州府志》不記“賜祭葬”之事？至今仍是一個謎。
從俞大猷墓的規制，可以證實《明史》、《名山藏》的“賜祭葬，贈左都督”之說。按明制，左、右都督為正一品官，“一品塋地周圍九十步……一、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馬、望柱各二”。{15}俞大猷墓在今晉江市磁灶鎮蘇垵村（過去亦稱歐厝街）山上，從墓制規模，以及遺存的虎、羊、馬和石人、望柱等，都可以作為一品官規制的證明。
俞大猷墓於民國間被盜。晉江市博物館館長黃世春，於1979年去磁灶鎮調查古窯址，在蘇垵村一農戶家門口的草棚下，發現了俞大猷暨夫人墓誌銘，可惜已斷為兩段，“當天就把它搬回晉江博物館”。{16}可惜俞大猷墓誌銘上的文字多磨泐，部分且文字不清，且墓誌銘的下半部分（墓誌銘由兩方黑色頁岩碑組成）至今下落不明。
綜上所述，俞大猷《濠溪橋碑記》為俞氏親手所作，表現了他的親民和孝心。清源山摩崖石刻和平和縣摩崖紀事石刻亦為俞大猷所作，是作為興化平倭寇和饒平掃滅張璉勝利的留念。至於《金門生祠記碑》、《懸鐘海上平寇記》和《膚功遺愛碑》則是時人對俞大猷功績的評價。而嘉靖、萬曆間時人對俞大猷的評價是客觀的、公允的，即“俞龍戚虎”當不為過也。
註釋：
①何世銘《俞大猷年譜》卷之三，隆慶三年。泉州文獻叢刊第五種，泉州歷史研究會印1985年出版。
②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之十五，《興化滅倭議》，道光二十一年版，味古書室藏版。1991年廈門博物館、集美圖書館重印。
③俞大猷《正氣堂集》卷首，李杜《徵蠻將軍都督虛江俞公行紀》。
④《正氣堂集》卷十四，《與楊秋泉書》。
⑤萬曆《泉州府志》卷十五，人物誌上之中，國朝科目志，鄉舉。
⑥同注③
⑦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三，祭文，《驅疫文》。
⑧《詔安縣誌》，上編，卷十六，藝文，王慎中《海上平寇記》。
⑨《皇明紀世文編》卷264，《王遵巖文集》（王慎中），記，《膚功遺愛碑》。
{10}《漳州府志》卷四十四，藝文四，王慎中《膚功遺愛碑記》。
{11}《正氣堂集》卷六，書，《與王遵巖書》。
{12}同注{1}，嘉靖四十一年。
{13}《明史》卷二百十二，列傳。
{14}萬曆《泉州府志》卷十三，武衛志下，武績，國朝，《俞大猷傳》。
{15}《明史》卷六十，禮志，三十六。
{16}黃世春《俞大猷墓誌銘的發現與俞大猷墓的普查》，載《俞大猷研究》第262-264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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