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
王海運：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高洪：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
崔洪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
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前副院長
馮玉軍：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野野村海太郎：日本駐華大使館政治部參贊
超越好與壞的二元對立思維
姜鋒：如果說2018年外交環境看大局的話，那麼2019年則需要重視細節。我認為2019年中國外交環境整體上挑戰很多，但機會也不少。2018年裡很多不確定的局面將在2019年變得清晰。美國想幹什麼、特朗普團隊想做什麼，甚至特朗普團隊誰負責對華關係，以前都不是特別清晰，而現在都有了比較清晰的結果。
在未來一年當中，外交很多工作都將集中在細節上，因為傳統外交專業化的界限已經模糊了，原來的一些可能是垂直的，現在則是平衡的了，涉及到貿易、科技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此外，今後外交工作的細節不僅僅體現在專業的外交隊伍，還體現在所謂的外部輿論環境，以及和老百姓的緊密聯繫。如果說傳統外交是精英的工作，那麼今後我們的外交工作應該要重視社會輿論的反應、老百姓的意見。
楊光斌：我個人覺得談細節、做預測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可以談結構、談理論。世界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逆轉。某種意義上，西方說我們的問題是由於中國發展太好引起的。這句話是成立的，為什麼呢？1840年，東西方國家工業製造品各佔40%，到186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佔10%，西方國家佔60%。但是，隨著世界形勢發生的變化，非西方國家工業生產總值佔到40%，我想這個比值會進一步擴大，因此這個問題會導致西方“脫實向虛”，這個結構對我們有利。
劉江永：我認為2018年中國外交環境總體上是向好的，但是局部出現了尖銳的對立，甚至是摩擦。總體向好是相對於2017年和世界的其他地區，比如說歐洲。今年在朝鮮半島出現了70年以來非常重大的變化，中國與朝韓關係同時改善深化，中日關係也重返了正常發展軌道。
中國與印度、東盟關係有了明顯的改善。今年，習主席與印度領導人有四次會晤，特別是武漢的會晤以來，中印關係走上了對話合作，結束了2017年洞朗危機帶來的嚴重影響。11月，李總理訪問了東盟、出席了10+3領導人峰會，不僅促進了“一帶一路”倡議下與東盟的合作，而且還加強了與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的關係。
過去，我們認為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中美關係搞不好，其他國家關係也很難搞好。但今年美國不僅向中國施壓，而且也向歐洲、俄羅斯施壓，所以並沒有因中美關係的不好而導致我們同其他國家關係惡化。因此，2018年的國際環境，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野野村海太郎：中國的外交環境是惡化還是改善，我覺得一言難盡。從中日兩國來看，至少在氛圍上有大大的改善，兩國政府首腦的互訪，可以說圓滿成功了。那麼，究竟是中國的環境在改變，還是中國本身在改變呢？我覺得兩者是同時進行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以及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認同的，日本等其他國家從中國發展中都得到了益處。所以，藉此機會我想對中國人民、中國政府表示敬意，推動了這樣很大的項目，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有很多困難，我相信中國政府可以克服這些問題。
崔洪建：對於明年中國外交環境問題，我認為應該超越好與壞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而且好與壞是帶著價值判斷與情感分析的。我認為今後應該處理好內與外、大與小、軟與硬的關係。這幾年，我們推出了很多大的構想，接下來我們需要細化，應該將這些大的構想努力轉化為一些務實的東西。大與小體現在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智慧，把大事化小，避免經濟競爭問題上升為政治安全問題，怎麼在大與小之間找平衡，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現在，除了美國向我們挑起貿易摩擦外，還有一些發達經濟體對我們採取軟磨。我們怎麼在軟與硬方面有所平衡，有所選擇，根據具體的時間、具體的領域，能夠朝著更有利的方向引導。這是接下來決定外交環境與國際環境，是否朝著既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世界發展的方向的關鍵因素。
中國外交應該如何推進
蕭功秦：2018年中國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關係有相當大的改善，在中日關係、中印關係、朝鮮問題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說出乎預料。但是，我覺得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現在已經進入了40年來，甚至可以說是半個世紀來最嚴峻的時期。美國政府第一次公開宣佈中國是美國的“第一挑戰者”，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而且，美國國會兩黨之間，儘管他們有非常大的分歧，但是在中國問題上前所未有的態度一致，這種情況已經出現。
不久前，我在哈佛做訪問的時候，一個美國學者對我說，今後一段時間，美國國會可能會不斷地提出一些對中國的不利法案。另外，一些美國對華友好人士，現在不願意到中國來，原因是他們害怕在美國被看作是中國的“代理人”。這個情況說明什麼呢？說明中國與美國之間，原來半個世紀一直存在的壓艙石已經逐漸淡出，在有壓艙石的情況下，大問題會變成小問題，都可以通過。但是，沒有壓艙石的情況下，小問題會變成大問題。這種小問題會變成大問題，然後產生衝突，甚至出現戰爭。
事實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脆弱的，並且受文化支配，不同文化條件下的理性互動，往往會產生誤判與誤解，而誤判與誤解會產生衝突與戰爭，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因此，我個人看法是，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我們的綜合國力還比不上美國，所以應該採取以柔克剛的方式來處理中美之間的問題，通過理性互動來不斷髮展中美關係。
馮玉軍：現在，有些人講美國人四處點火，我們要形成“反美統一戰線”，但我覺得這樣的觀點有失偏頗。好與壞是相互轉化，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中美關係上，我們確實遇到了巨大的挑戰，但是如果雙方都可以展現出政治智慧，在90天甚至未來的談判裡面，就貿易問題、戰略安排問題，達成某種共識的話，我覺得中美關係肯定會再上一個新的臺階。美國幾個重要報告把我們列為“頭號競爭對手”，這是否就代表我們要跟美國對著幹呢？我不認為是這樣的，我們要採取更理智的方法，來避免發生全面衝突。
王海運：在中俄關系上，我認為必須給予高度關注。俄羅斯不但是我們的最大鄰國，而且其大國底蘊非常深厚，經常會產生重大的戰略影響。中俄關系在我們的戰略全局中比例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中俄關系不穩定，40年來沿海開放如何做？當我們面臨巨大的霸權壓力時，中俄關系如果不穩定，甚至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劍拔弩張，我們就不能放心大膽地實施沿海開放。中俄兩國領導人都強調中俄關系是全球戰略穩定的壓艙石，對兩國發展與安全來講，都是重大的影響因素。因此，搞好中俄關系，對我們營造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是非常必要的。更何況兩國在國際秩序問題上有廣泛共識。
高洪：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日本是除了我國之外，唯一官方要求使用漢字的國家。這儘管屬於文化層面，但也可以說是兩國關係一種穩定器。
2019年的中日關係，我認為會延續當前的改善勢頭。儘管日本會受到美國的約束，做一些讓我們不太開心的事情，但是兩國關係會向前走。明年6月，日本將在大阪舉辦G20峰會，作為東道國自然希望獲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支持。而且習主席此前明確表示，我們會支持日本舉辦G20峰會。不過，兩國關係發展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如果日本懾於美國的政治壓力在對華高科技領域合作上打退堂鼓，必將使兩國關係倒退。因此，中日關係的改善，我們需在全局高度謀劃與塑造，我們要積極作為，中日關係深化與發展是大事也是好事。
明年會發生“黑天鵝”事件嗎
劉江永：說到“黑天鵝”，我想到我們忘記了一個視角，2019年將是世界各大國國內安全年。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忘記了在傳統的國際格局之外，已經出現了非傳統的國際格局，也就是非政府非國家行為體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間發生的衝突，包括國際恐怖主義等。美國國內反恐形勢，包括在歐洲出現的難民潮，當然恐怖襲擊跟難民潮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我們發現冷戰後歷次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發起的局部戰爭，導致極端勢力之間的對抗，已經形成了非傳統的國際格局，而且沒有終點，包括“伊斯蘭國”出現，現在還可能反彈，這是最大的“黑天鵝”事件。世界各國攜起手來，實現可持續的安全。這一點很重要。
楊光斌：我們常常談大國關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我覺得國際關係研究需要轉型升級。從世界經濟結構角度而言，“黑天鵝”已經出現，它就是中國崛起。過去40年認為和平是必然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其實戰爭、和平、鬥爭是世界政治應有的本意。因為過去40年，讓很多人變得很膽小，一有衝突，膽小如鼠，這是不符合世界政治的趨勢。
馮玉軍：明年“黑天鵝”事件不一定出現在國際之間，更可能出現在不同國家內部。今年普京以76%得票，實現了連任。但是，普京推動的延遲退休改革、提高國內增值稅等政策導致其支持率跌到了36%。如果預測明年的“黑天鵝”事件的話，我認為俄羅斯值得關注。如果俄羅斯國內大規模“反普京”示威出現，俄羅斯是否會通過俄烏紛爭來緩解國內的政治問題，值得關注。
原標題：2019，中國國際環境好轉還是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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