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葛某某

众所周知，“支那”是侮辱和轻蔑中国的用语。实际上，“支那”一词作为侮辱和轻蔑的用语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意思。

最早使用“支那”一词的是中国从印度取经回来的僧侣。正如中国被英语翻译为“CHINA”一样，用“秦”作为中国的国名被传到了印度，中国的僧侣将中国翻译为“支那”，因此，这一时期的“支那”一词是没有侮辱和轻蔑的意思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对象。随着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日本不再把中国当成榜样，其学习的榜样变成了西洋。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败给了日本，日本用轻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支那”这样的称呼也就带上了强烈的侮辱和轻蔑的色彩。

正是由于中国人对“支那”一词比较反感，二战后日本为了避讳“支那”一词，将“支那”翻译为中国，如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一部战史书名叫《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而不叫《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历史军魂

这种情况是专指日本对中国的侮辱。西方人叫中国为China（发音近似支那）没问题，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这么叫？因为西方人一直就是这么称呼中国的，不带感情色彩，而日本，他们也用汉字，本来是完全可以用日语的发音读出汉字“中国”（日语发音类似于“秋袄库”）或汉字“中华”（日语发音类似“秋卡”）的，但有些日本人偏偏不这么读，非要读China的音译支那。因为“中国”这个词在汉语或日语中都有中央之国的意思，而“支那”就是个国名，没有任何其他意义。日本人这样的做法就是故意贬低中国的意思。假如换一下，中国不叫日本（日语中这个词的汉字就这么写）为“RIBEN”，非要叫他们Japan“者判”，他们也会不开心的，西方人这么叫他们，他们会没意见。

有位好友

在每个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就像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一样，是不用争论的问题，但“中国”这个称呼在一段时期里却犯了日本人的忌。

不愿将中国称“中国”

早在1870年10月，日本主动提出要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也就是《中日修好条规》。清政府总理衙门正式照会日方使臣同意立约，预定次年由日本另派全权大臣来华谈判，日方代表柳原前光离开中国前留下一份日方所拟的条约草稿，供中国方面先研究。

中方打开这份草稿，第一句话就觉得不妥：“兹大日本国欲与大清国比邻往来，厚修永久无渝之谊，两国通商，确立公正不拔之法……”日本称自己为“大日本”，称中国为“大清国”，表面看来没啥，但仔细品味却不是那么回事。

在对内或一些非正式场合清朝有时也称自己为“大清”、“大清国”，但在对外的正式场合是清政府一般称自己为“中国”，有时也称“中华”、“华夏”，这不仅是名称问题，更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政治内涵，是地位和尊严的体现。

《南京条约》一开头也有“大清皇帝”的写法，但那只是在条约的开头即“约首”提了一下，正文中写的全是“中国”，况且那是不平等条约，是被别人强加的。正因为有着那样沉痛的教训，所以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敏感。

在后来的谈判中这个问题自然被提出，中方认为应将条约中的“大清国”一律改为“中国”，没想到的是日方对此坚决反对。这个修辞上的小问题竟然成了双方争辩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让谈判几乎破裂。

日本代表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言下之意中国称“中国”就把日本矮他了，所以坚持写“大清国”。中国代表认为“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后来李鸿章亲自出面谈这个问题，谈了半天，最终才和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国。”

最后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中日修好条规》，但中方发现，到签字那一刻日本仍在玩小动作。按约定，双方各持一份中文和日文条约，文本应该是一致的，但日方所持的汉文条约文本写的仍是“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的严正抗议。

日本代表辩称，这份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这件事李鸿章没有坚持到最后，也就这么签了。

“中国”的名字被日本人看上了

在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礼记》等中就经常出现“中国”一词，如《尚书•周书》记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上有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有“宅兹中国”的字样。

“宅兹中国”就是建宅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既指“天下的中心”，又指“天子之国”，是华夏民族整个居住地和所建立国家的称谓。

然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也觉得“中国”这个称谓很好，不仅大气，而且代表至尊无上的地位，所以也看上了。日本有一部很名的《大日本史》，是仿照中国《史记》的体例和叙述方法编撰的，也分本纪、列传、志、表等，成书于十七世纪70年代，这部书提到日本时就常自称“中国”，例如该书117卷记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所上的一份奏表写道：“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上面这段话的大意是，北面有虾夷这样的落后部族，西面有隼人这样的落后族群，他们都很野性，难以治服。古往今来，中央政权圣明他们就容易臣服，朝堂不稳定他们就容易叛乱。虾夷生活在北海道，隼人生活在九州岛，都是日本的原住民，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大日本史》所称的“中国”就是日本自己。

当时很多日本人都持这样的看法，奈良时代著名大臣藤原广嗣就曾说过“日本即中国”。所以，在日本的古代史书中看到“中国”不要马上想到咱们中国，甚至“华夏”、“华土”、“神州”、“中华”这些词，也不一定指的是中国，如《续日本纪》记载：“通中国于是始矣。”《中朝事实》记载：“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宋朝灭亡标志着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中国已经在文化上亡国了，蒙古人、满人在“华夷体系”中都是“夷”，不能代表中国，19世纪初日本儒学家内藤虎次郎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就是这类观点。

这类观点除了要争夺“华夷体系”的主导权外，还意欲挑起中国内部汉族与蒙古族、满族的矛盾，如甲午战争时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就号召汉人建立革命军，配合日本军队反抗“蛮族满清”。

用“支那”来蔑视中国

不愿称中国为“中国”，其实称“大清国”都是“客气”的。当时日本人普遍称为“支那”。有人认为“支那”来自日语，或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都不对。

在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有“支那”的称呼，古代希伯来人《以赛亚书》中也有类似的词汇，在早期的外国典籍中，“支那”又称作脂那、至那、斯那、真丹、振旦、震旦、真那、振丹、脂难、旃丹等等，指的都是中国。

关于它的来源，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秦”的梵文译音，除此之外也有认为是“丝”、“昌南”、“荆”、“契丹”、“震旦”等梵文译音的，印度那时称中国为支那，原没有什么贬意。

“支那”一词很早就传入了日本，至少在唐朝时已出现在日本的典籍里，在当时这个词“借用于汉籍佛经，旨在显其新意，并无其他特别涵义”。也就是说，这个词开始只有少数人使用，大多数日本人称中国一般用“中华”、“唐国”等。

19世纪初，日本西化的倡导者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大肆宣扬扩张主义，不愿意承认中国是“华夷体系”的中心，书中凡提及中国一律称“支那”。这时“支那”一词在日本社会已被广泛使用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出访上海，使团成员回国后所写的大量游记中凡称中国一般都写为“支那”。

当时，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书以及各种报刊上“支那”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不仅不提“中华”、“中国”，“唐国”等词语也不断减少，再往后学生用的教材里也都称中国为“支那”。

语言是有感情色彩的，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支那”虽是“旧词”，但逐渐成为近代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新称谓，并慢慢地与贫弱、懒惰、因循守旧、傲慢不逊、无能等意象联系在了一起，用这个词再称呼中国有某种贬意与蔑视。

在许多语言中都有一些表达蔑视心态的词汇，有人称之为“蔑视语”，日文里有敬语也有“差别语”，即类似于“蔑视语”，称中国为“支那”就是一种“蔑视语”，这就是他们在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一再坚持不愿意把中国称为“中国”的原因。

南门太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二百五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大家也都知道二百五在古代并不是骂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后来因为普遍使用银子，五百两银子是一封，二百五十两银子是半封，谐音“半疯”，所以二百五慢慢变成了骂人的话。

然后再来说正题。为什么“支那”是侮辱性词汇，而“印度支那”不是。本来支那和印度支那都没有贬义，都是单纯的地理名词。西方自古就把中国叫成了支那（China/Cina/Chine），虽然这个词来历不明（关于其词源，答主另一篇回答有详解，欢迎大家关注阅读），但中国人知道后也欣然接受，并没有觉得受到侮辱。而东南亚各国因为在地理上位于中印两个大国之间，所以西方人图省事，就把东南亚半岛直接叫成了印度支那，意思就是中印之间的地区。

这本来都没什么问题，甚至在清末一些希望国家改革的人士还接受了西方这个支那的叫法，在一些文字里自称支那人，希望能籍此让国人摆脱天朝上国的迂腐认识，尽早走上现代化强国之路。但问题也在此时出现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了对外扩张政策，而其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中国。为此日本首先就要在文化上去除本国人对中国的崇敬心理，所以日本官方以与国际接轨为由，将对中国的称呼从“中国”改成了“支那”。在随后的日本五十年侵华历史上，支那一词也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不断入侵而带上了越来越多的侮辱色彩。日语中也诞生了许多与支那相关的骂人话，比如“支那叭嗄”（しなばか）”等。所以“支那”一词也渐渐成了日本侵华时代让中国人深恶痛绝的词汇。

日本战败后，应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在国内再用支那称呼中国，带有汉字的支那一词也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由于经历过日本侵华期间使用支那这个污名化过程，所以支那一词的贬义是无法去掉了。就像“二百五”一样，尽管现在二百五早已不是半封银子的意思，但是它骂人的含义却已经去不掉了。

但是印度支那这个名词并没有经历过这个污名化过程，而且欧洲语言里Indochina（印度支那）早已变成一个单独的词，只是词根里有china，跟支那一词的本义已经相去甚远，所以印度支那一词不被视为侮辱性词汇。不过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印度支那这个词使用的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最常用的词汇是中南半岛，印度支那也已经基本变成了一个历史性词汇。

桃花石杂谈

“支那”自打一出世，就不是一个贬义词。

现在英文的“China”，法语里的“Chine”，与“支那”源出同脉，我们听了以后也安之若素。

支那之称，最初来自于古印度的梵语，也是秦的音译“chini”到了印度半岛，“玄奘法师”们再从印度半岛转译回来形成的，同样毫无贬义。

假如没有中日两国的近代交往史，这“支那”到现在兴许一直用的很自然，称呼者与被称呼者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

问题，就在于我们与日本的近代交往，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这个汉语“支那”，当然不是中国历朝历代乐意用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叫“大汉”、“大明”、“大清”才是常态，日本和中国一样，也爱叫自己“大日本”，韩国叫自己“大韩”，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大家除了自己愉悦自己，谁也都惦记着给别人添堵，有实力，你给别人添完堵，别人也得忍气吞声，比如叫日本人“倭”。

倭人实力有限，大部分时间里不爱听也得听，但是自己是不这么叫的，到了清朝，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实力与中国拉近，开始惦记着反击中国。

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服过大清，“倭”这个称谓，大明叫就叫了，大清这么叫就很接受不了。“中华”这个词，欧美人不太懂，同是中华文化圈的日本人再清楚不过，你大清根本不配叫“中华”，明亡之后，中华这个“表述地理的土豪词汇”只配日本拥有。你大清该叫什么？翻翻字典，“支那”这个词就很适合，相较于“中华”的“中”，你也就配个“支”字。

所以日本才坚决以“支那”相称，大清不行，民国也全无实力，也就一直“支那”下去。

问题是日本人的这点小九九别人看不明白，中国人再明白不过，民国时代的文人就很排斥这个词汇，等到日本战败，自然就给这个“贬义词”判了死刑，寿终正寝。

“印度支那”（英语Indochina，法语Indochine）属于躺枪，这个叫法本来是欧美人用来形容中南半岛这块

历来现实

什么都不多说，看图。汉倭奴国王金印，日本国宝。

还好206001252

有些词汇本身是脏话，有些词汇则是被人“说”成了脏话。比如“文青”、“同志”，放在80年代决不是骂人；现在你说一个人“文青”或“同志”，恐怕别人听了就不会开心。“支那”，就是这样的词。

其实“支那”最早只是一个音译词。虽然其来源不明（有说是源于“秦”，有说是源于“隋”），但至少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有了以“摩诃至那国”称呼中原王朝的先例。至那者，支那也，你说印度是在贬低中国吗？显然不是。后来西人东进，欧洲人以印度、支那为亚洲东部的两大地区，将其中的“缓冲”地带称为“印度支那”，也是再自然不过。

那为什么“支那”后来成了贬义词呢？这是日本叫出来的。西方人、印度人有其语境，用翻译腔叫中国“支那”，没有问题。但日本一直以大清称呼中国，这时改用“支那”，就有贬损的含义了。在隋朝时，日本还能用“日落国天子”来称呼中国；现在中国弱了，只能用“支那”了。中国人当然也知道其中的缘由，所以民国时就照会日本，拒绝接受日本“支那”的称呼——所以个中的侮辱，不是因为这个词不好，而是强加于其上的意思不好。

亚欧研究寮

“支那”原本指中国，就一个名字。就像史玉柱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一样，然而，有一段时间史玉柱的公司几乎破产，人们都看笑话，有网友开玩笑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屎中玉柱”。所以史玉柱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笑话的代名词，从一个名字颓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当然史玉柱没有改名字，虽然是笑话，那个叫“史玉柱”的人，从始至终还叫史玉柱，只是后来东山再起了，“史玉柱”这个名字又成了神。然而“支那”没这么幸运，在支那人落魄的时候，日本人看着支那人太不像样子了，简直就是猪一样，时间久了，支那也就成了猪的近义词。当然支那可不像史玉柱一样只有一个名字，你日本既然拿支那当猪，那我就换个名字，请叫我神州，中华，华夏，中州。时间流逝，后来和同盟国一道，支那取得对日战争胜利，最后定了“中国”这个名字，不允许日本叫“支那”，只能叫“中国”。当然有部分日本人不服气，或私下或公开仍叫那一群人“支那人”，故事就是这样，却不知将来如何演变。

体度生

因为支那和印度支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

首先先说下支那。支那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古印度地区的佛教典籍对中国的称呼，到了唐代，由于大唐和日本之间联系频繁，这个词也随着佛教典籍进入日本，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支那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包含贬义。

清末，中华国势衰微，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后已经不承认中国的天朝上国的地位，于是他们在书面上舍弃中国的正常称谓开始称中国为支那，而在口语上往往还在支那后面加上某一动物，这个时候支那才开始有了侮辱性的意思。1913年，日本更是官方钦定支那为中国代称，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当然毫无办法。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美苏为首的同盟国集团确认了支那一词所含的侮辱性意思，禁止日方使用这个词汇代指中国，可谓为这个词的性质做了盖棺论定。

印度支那即Indochina，指的是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那片土地，即中南半岛，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是中南半岛的正常英文称呼，当然和侮辱性不边了。

林屋公子

通常说，“印度支那”一词只是地理概念，指中南半岛一带，但“支那”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就要复杂多了，不能等同而论。

从来源上说，“支那”一词源自古印度（天竺）对古中国的称呼，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

至于“cina”的本义，有“丝”及“秦”的音译两种解释。。

从文本上说，“cina”一词在汉明帝时随佛教传入中国，有高僧音译为“支那”，原有智慧之意，又指为“汉地”，即东方文物之国，系褒义词。

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以中国朝代名称呼中国，尤其“唐”的说法最为普遍，如称中国人为 “唐人”，系敬称。

在此之前，“支那”也偶然使用，如《今昔物语》用过“支那国”之称，但只是偶尔为之，并无深意。

日本开国后，“支那”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一些日本人的来华游记频频采用“支那”一词，不过此时并无贬义。

然而，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中国后，“支那”一词开始与“中国”、“清国”等相提并论、频繁使用，尤其在民间社会，更是如此。

客观地说，中国人于辛亥前对“支那”一词并无意见。当时很多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学子也大大方方地借用了“支那”一词。

如梁启超办《时务报》时，就曾以“支那少年”为笔名，后来还出过一本名为《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的小书。

而一些革命党，更是跟随日本人把“支那”二字挂在嘴上，如在写给日本人的信件中，孙文即29次提到这个词。

而章太炎成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宋教仁、黄兴等创办的杂志也叫《二十世纪之支那》。

那么，中国人是何时反感“支那”一词的呢，这个要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开始，随着国内反对日本的情绪不断升温，“支那”一词开始为国人所反感。

而与此同时，一些日本人有意借“支那”一词侮辱中国，“支那”一词由此日益变臭，成为国人不能接受的名词。

更有甚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公然鼓吹“惩膺暴支（惩罚残暴的支那人）”，其使用“支那”一词侮辱国人，简直肆无忌惮，登峰造极。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方面专门照会日方：今后，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均不许以“支那”称呼中国，而必须以“中华民国”或“中国”称呼。

由此，除了极少数右翼分子仍偶尔以“支那”侮辱国人外，“支那”一词在日本国内几乎绝迹。

但令人吃惊的是，反而是一些无知的国人（即所谓“精日”分子）竟在网上公然使用“支那”、“恶支”、“臭支”来为刺激国人，如厦门大学某女研究生即为一例。

类似的事件，最终被舆论所痛批，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诚哉斯言。

———————————

谢谢您的阅读！

坑爹史册：作家金满楼的头条号，约起！

關鍵字: 用语 国际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