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张洪平
前不久我们推送了《入学资格还要看住房面积？我们还要被房地产折腾多久？》一文，从留言中可以看出大家的情绪非常激烈，其中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激烈交锋而且各自都有不少的支持者。双方的核心思想可以分别总结为：
1.是穷人在养活富人，富人靠压榨穷人敛财；
2.富人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致富，享受财富带来的好处天经地义。
我的看法是，两派的观点都有失偏颇，过于强调站在某一方立场上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用更宏观和历史性的视角来审视，才能洞察整件事的全貌。
人是社会动物，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独自生活。即使是一只小小的铅笔，也需要全球产业链的通力合作，否则不是太贵就是根本生产不出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告别原始社会茹毛饮血的生活状态，很可能是几十万年至几百万年前的一次基因突变，让人类的祖先获得了相信一套共同故事体系，从而能够和陌生人之间进行合作的能力。
合作产生了分工的可能，使得人类的生产率直线上升，从此和动物兄弟们有了质的区别。
《老子》模模糊糊地提到了，《国富论》更清楚地阐述了，虽然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会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即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实现帕累托优化：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而且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从分工合作中收益，没有谁是绝对意义上的受害者。我们工作赚钱，生活消费，虽然和富豪阶层相比有着巨大差异，但这种状态并不是富人制造出来的，所有选择都是个人凭借自我意识决定的。
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们会选择当时自认为最好的选项，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论述的，一切契约都源于胁迫和恐惧，所谓不平等条约其实都是平等的。所以富人并没有逼迫穷人的境况变得更糟，穷人已经在所有选项中选择了最不坏的那一个。
虽然富人并没有使穷人生活更窘迫的主观意愿，穷人的财富绝对值也上升了，但自由竞争在客观上确实使得富人的财富增长更快，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人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况，有优势也有不足。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合作。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原生家庭的状况——主要是财富水平——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状况千差万别，彼此之间不是从同一条起跑线开始竞争，而更像是登山，有可能你还在一个盆地里，海拔是负数，而他已经到珠峰半山腰了。
也许一开始只是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比如更有企业家精神，或者只是单纯的好运气，使得富人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之后的演变并不会让大家的状态恢复平均，而是朝着两极化狂奔。
富人更容易获得更多财富，穷人难以实现阶层跃升才是历史的常态。富人的财富使其拥有更高质量的社交关系、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多去冒险的本钱，这些都是穷人可望不可及的。结果就是富者俞富，强者恒强。尤其在统一的大市场中，这种效应更加明显。
现代社会以财富水平划分阶层，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印度种姓制度或者封建身份制度中，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决定了一辈子的人生轨迹。相比之下，一个能凭自己努力奋斗成为“富一代”的社会当然是进步太多。
但自由竞争带来的效率并非越高越好。这实际还是经典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我喜欢用“开车”作例子，既要跑得快，又要跑得稳。能供我们消费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你跑得不够快，就会被前面的人抢走大部分资源，你会被淘汰。而如果跑得太快，又会有“翻车”的风险，前功尽弃还是被淘汰。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取舍平衡的问题。大自然淘汰了99%以上的生物种类，比猎豹跑得更快的或者比大象更强壮的生物，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但往一个方向强化得太厉害，往往在环境巨变时就难以掉头，只能灭绝。效率和公平也是一样，只强调一方面，最终不是摔死就是饿死。
真正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时刻调整效率与公平的比例。 具体来说，就是应该由社会和市场的组织者——在中国就是政府——来有意识地疏通上下阶层之间的通道，尤其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更需要打破阶层固化的坚冰。比如改革按行政级别在城市间分配经济资源以及广受诟病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成为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舞台，既能增加活力，又能兼顾公平。
同时要建立能够保底的社会保障体系。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计的“无知之幕”可以作为参考，无论你出生在城市或乡村，无论你是含着银汤勺出生还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能接受基本的教育，有机会和富家子弟同场竞技。同时最基本的托底政策能让所有人不受饥饿寒冷的威胁。
国家竞争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一场没有终局的无限游戏。我们既要摒弃穷人是社会包袱的偏见，也要纠正金钱万能的弱肉强食价值观。为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速度不断调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使国家既要避免“失速”更不能“翻车”。只有一直在牌桌上不退场，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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