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不見硝煙的“戰爭”，時隔20年，依舊驚心動魄。
1998年8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和以對沖基金為主體的國際遊資幾經纏鬥首次正面迎擊，當天香港股市交易金額達790億港元，創下港股開市以來最高交易紀錄，恆生指數收於7829點。首次“決戰”，香港艱難地守住了金融門戶。
事後，據香港媒體估算，纏鬥期間香港特區政府動用了相當於1200億港元（按當時匯率約1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給了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金融炒家一次痛擊。僅資金量就超過了1993年英鎊保衛戰中英國政府投入的77億美元的規模，成為政府與國際金融炒家對壘規模最大的一次。
代行中央銀行職權的金融管理局，直接入市干預期貨股票市場，在全球開放型資本市場上也尚屬首例。
關於這場以金錢、智慧和魄力為武器的金融激戰，親歷者們有著怎樣的記憶？
兵臨
1997年7月1日凌晨，絢爛煙火照亮香江的夜空，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正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親眼見證國旗交接的歷史性時刻。此時，他並不知道，一天之後，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即將掀起風暴。
“一開始，沒想到‘火’會燒到香港。”蔡冠深回憶說，1997年7月泰銖被狙擊時，香港人雖然擔心，但大多還是“隔岸觀火”的心態，並不認為香港會受到波及，“一方面，香港剛剛回歸大家正高興，另一方面我們相信香港的金融構架比較健全，監管也比較到位，不至於（被狙擊）。”
現實是3個月後，國際遊資移師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繫匯率制（香港實施港幣與美元匯率固定掛鉤的匯率制度），造成香港同業拆息高企，恆指和期指大幅下跌。
這僅僅是寒冬的開始。
1998年2月2日，香港股市在虎年第一個交易日出現紅盤。新華社資料照片
恐懼
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匯率的穩定主要由自動利率調節機制實現，這有利於各類長期貿易及經濟合同的締結及國際資本的彙集，從而給香港帶來更多利益和機會。但相應的，港元利率也容易急升，從而影響股市。這樣，國際遊資只要事先在股市、期市沽空，然後再大量向銀行借貸港元，迫使港元利率急升，恆指暴跌，就可以獲得暴利。
在多次試探性攻擊之後，1998年8月初，數家歐美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同時向香港匯市、股市和期貨市場大舉進攻，一邊不斷購買看跌的恆生指數期貨合約，累積大量淡倉；一邊散播謠言，甚至有一家海外基金開出了“1998年8月12日香港聯繫匯率脫鉤”的期權。
1998年8月13日，香港恆生指數跌至6600點附近的低位。而6500點就是當時估算的銀行體系所能承受的最底線。一旦跌穿，銀行無可選擇之下勢必大量拋售有關質押資產，進而掀起股市、樓市的惡性拋售潮，香港人多年積累的財富將血本無歸，香港經濟亦將遭受致命打擊。
“恐懼。”說起當時的感覺，蔡冠深脫口而出兩個字。在他看來，那是香港迄今為止最難熬的時光之一。“每天都在盯著股市，一刻不敢鬆懈。”如今，他語氣平淡地開玩笑說，那場金融風暴讓他掉了很多頭髮。掉的何止頭髮，恆生指數一路下跌，蔡冠深手裡七家股票的市值跌幅超過70%，數十億港元資產幾乎一夜成空。一邊是上家催款，一邊是下家欠款還不上，他愁得睡不著，最長一次兩天兩夜不合眼。
保衛
1998年8月14日早8時，香港金融管理局（簡稱金管局）緊急召開早餐會，到會的人除了金管局要員，還有幾家券商的老總。
時任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並未多言，直入正題：“我等一下就要入市了。你們做不做？”
“做！”早餐會僅半小時結束，所有人開始準備。當天收市，恆指大漲564點，終盤報收7224點，升幅8%，創下6年裡單日升幅之最。
至今那張照片仍廣為流傳：當天下午5點，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居中，左手邊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右邊是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三人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香港特區政府同時進入股市和期市，全面迎擊國際炒家。
“打山頭得憑實力，不打，又是一地雞毛。”其時，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永遠名譽會長謝湧海正在某券商任職，那段時間接待最多的就是來自各個層面的諮詢和問策，討論最多的問題是：遊資手裡到底有多少籌碼？
決戰
1998年8月28日，這一天是香港恆指期貨8月合約的結算日。
“這是算輸贏的日子。”謝湧海解釋說，經過數天的你來我往、短兵相接，香港特區政府對這波國際炒家的實力有了基本判斷，當天恆生指數的高低，將決定億萬資金的去與留，如果當天香港股市、匯市能在高位企穩，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炒家將大幅“失血”，反之香港特區政府之前投入的數百億港元等於扔進水裡。“打到這裡，最後就是拼資金量了。”
上午10點整，開市的鐘聲敲響，所有受政府委託的券商經紀齊刷刷地在香港電訊買家的位置掛牌，瞬間就將999個買家位置擠滿。
據媒體報道，開市僅僅5分鐘，就有價值30億至40億港元的股票易手。半小時後，交易額突破100億港元。到上午收盤時交易額已經達409億港元，僅兩小時就接近當時港股日成交歷史紀錄。午後開市，外資炒家開始瘋狂反撲，攻守主戰場又是匯豐控股。
“我們當天動用了300億港幣，力託匯豐，其實就僅僅是為了不讓它跌5毛錢。”多年後，時任中銀國際證券總經理的馮志堅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如果匯豐控股下跌5毛錢，可能就意味著恆指裡幾十個點的變化。
馮志堅的副手幸廣林當時在公司盤房裡坐鎮指揮，盤房內的5號終端機那天專門用來買入匯豐控股的股票。按照終端機的工作機制，一天的交易結束之後，電腦會自動將當天機器上的成交額計算彙總，打印出來。不久前，幸廣林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說起一件趣事，當天5號終端機的打印紙是一連串的“星號”。原來，交易所當時所使用的二代交易機只能打出10位數字，也就是說，它的輸出極限為九十九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而它當天的交易額超過100億。
及至下午4點收盤，恆生指數終於在7829點定格。開市4小時交易額達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790億港元，平均每分鐘就約有價值3.5億元的股票易手。
如果拋開這一天慘烈的戰況，那麼7829點其實是個非常平淡的數字，甚至比前一天還跌了93點，但它最終讓香港股市穩住了腳跟。
隨即，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宣佈：在打擊國際炒家、保衛香港股市和港幣的戰鬥中，香港特區政府已經獲勝。
新聞深讀
金融風暴後，香港之變
香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謝湧海、蔡冠深和王中偉的辦公室都在中環，相互之間步行距離不超過15分鐘，窗外是同一片維多利亞港。
謝湧海畢業於復旦大學英語系，原本從未設想他的事業軌跡會與金融產生關聯；蔡冠深痴迷於文學和歷史，年少時曾夢想成為一個作家；王中偉在杭州大學求學，涉足金融之前，是一名從業逾20年的資深律師。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他們之間或許不會在香港產生交集。如果不是經歷過金融風暴，或許他們不會對香港的未來如此有信心，如此堅定。
我比金融風暴之前更保守
蔡冠深剛剛從北京回來。“內地改革開放踏上新臺階，香港一定可以施展獨特所長，迎來轉型升級的新機遇。”他一邊說，一邊從西裝內袋裡拿出兩張折得整整齊齊的A4紙，小心地展平，放到辦公桌上。這是他11月12日在北京面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做的筆記。習主席對香港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的貢獻如數家珍，讓他倍感振奮。“港澳的未來地位只會更重要，有太多事情要抓緊做。”
他總是記得1979年，乘著木船從香港到珠海時的場景，那是蔡冠深第一次跟隨父親到內地做生意。那一年很多香港商人開始在廣東投資，其中就包括他的父親香港“海產大王”蔡繼有。“中山、珠海、汕頭比較多，因為很多香港人祖籍在那裡。”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香港也只是一個小城市。”蔡冠深說，如果不是“背靠祖國”，或許香港不會在那麼短時間裡從98金融風暴中緩過勁來。
“我們推遲了兩年才上市。”1985年新華集團就開始涉足金融業務，一直髮展順利，1998年前這塊業務已經滿足上市條件，結果碰上金融風暴，直到2000年9月，新華匯富才在香港主板上市。蔡冠深坦言自己變得比金融風暴之前更保守：“儘量用自有資金運作，寧願少掙一點。”
2006年的香港銅鑼灣商業區。新華社資料照片
中資券商的快速崛起
在中銀國際英國保誠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湧海看來，金融風暴直接導致了香港金融市場格局的改變。
“金融風暴之前，香港證券市場以本地華資券商為主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百富勤。”1998年初，久負盛名、創造出盛極一時的“紅籌股”概念的百富勤受金融風暴影響深度被套，不得不宣告破產，隨後香港本土券商開始走下坡路，而部分英資、日資券商也受到波及，出讓市場份額，轉走保守策略。當時悄然登陸香港的還有中資券商。“中銀國際控股就是那時候註冊的。”
中銀國際控股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資附屬投資銀行機構，1998年7月在香港成立，但其實它的前身中國建設財務（香港）有限公司早在1993年就參與了中國企業赴境外資本市場融資的第一案“青島啤酒香港上市”。
謝湧海就是在那年（1993年）1月份，到香港工作，自此他的事業軌跡再未離開過這裡。
港交所數據顯示，從1997年至2017年4月底，港交所首次公開招股總集資額達到3.269萬億港元，其中內地企業集資額為2.537萬億港元，佔總集資額的78%。
與之相應的，是中資券商的快速崛起。“2007年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成立時只有8名會員，現在有111名。”謝湧海說，中資券商已經成為港股券商板塊的中流砥柱，新股上市業務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資券商佔了九席。
危機意識時刻都要有
新永安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中偉正努力以香港為基礎，把他的業務輻射到全球。新永安總部在杭州，是最早持牌進入香港市場的6家內地期貨公司之一。2006年初到香港，王中偉才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全球各大金融機構齊聚的投資市場上居然沒有商品期貨概念，大多是金融期貨。“中資期貨公司對香港的商品期貨推廣做出了很大貢獻。”這讓他對自己的工作充滿成就感。
如今，王中偉分管永安期貨國際化業務，在香港與杭州之間往返是他12年來的工作日常，他說，“危機總是會再現的，這是經濟規律，但我們管理風險的手段在增加，抵禦風險的能力也在增強。香港有著高度市場化的管理體制，市場信心的恢復非常快。”
蔡冠深說，其實在香港很少有人再去討論政府當時“入市”的決定對不對，“無論對，還是不對，這都是一個很困難的抉擇。結果已經產生，我們就接受。”
“亞洲金融風暴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一定要處理好匯率、利率和金融市場的開放三者之間的關係。”謝湧海打了個比喻，“當你決定開著門睡覺，得先想好，萬一小偷、強盜來了怎麼辦？危機意識時刻都要有。”
人生因改革而轉折
對很多人來說，人生的轉折在1978年發生，謝湧海是其中之一。當時，中國銀行為擴充海外分行人員第一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最後一共招了108人，我是其中之一。”
1979年1月，謝湧海到中國銀行資金部報到，就在北京西交民巷17號辦公，這幢著名的建築曾見證了中國銀行業波瀾起伏的歷史。“說來你或許難以想象，那時候我們計算工作還是用算盤，一天發幾十份電報調頭寸。”如今坐在中銀大廈27樓的辦公室裡，謝湧海慢慢回溯初入行的時光，滿眼笑意。
截至2018年10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超過3萬億美元。這對40年前的謝湧海而言，是一個無法想象的數字。
40年，彈指一揮間。
蔡冠深時常鼓勵孩子們多到內地走走。“傳承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蔡冠深有四子一女，“讓他們親眼看看，才會知道祖國今天的發展不是以前想象那個樣子。”
來源：錢江晚報/浙江24小時記者 詹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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