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正當美國在停戰談判中大耍“自願遣返戰俘”陰謀時，卻發生了一件讓其無地自容的事件：一架美軍間諜飛機在深入志願軍後方空投特務時，被機上一名被迫當特務的志願軍戰俘炸燬。該戰俘跳傘後立即找到志願軍部隊，報告了事件的經過和志願軍被俘人員反抗暴虐、爭取回國權利的鬥爭情況。這一事件暴露了美方嚴重違反國際法強迫戰俘做間諜和殘害戰俘的罪行，戳穿了其“自願遣返”的騙局，使志願軍贏得了談判鬥爭的主動權。創造這一奇蹟的戰俘英雄，就是原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一八○師電臺報務員張文榮。
追求光明舉義旗
張文榮，1926年出生於遼寧省遼中縣，1948年8月輾轉考入國民黨成都陸軍軍官學校第23期通訊科學習，成為國民黨軍在大陸的最後一批黃埔生中的一名。經過一年多緊張而繁重的學習訓練，張文榮系統地掌握了電臺報務技能，各項考核均達優良成績。學習期間，張文榮和許多同學已對國民黨政治和軍事上的腐敗深感不滿。
1949年11月，第二野戰軍主力及第四野戰軍一部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開始向西南進軍，先後解放了貴州全省和湖北、四川大部地區，隨即於12月8日發起成都戰役，從東南西三面包圍成都。與此同時，第十八兵團在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指揮下也兼程南下，追擊南撤的胡宗南集團，從北面直逼成都。
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在重兵保護下住進成都陸軍軍官學校，坐鎮指揮成都地區的國民黨軍作困獸之鬥，妄圖保住川西，伺機反攻。然而，胡宗南等國民黨重兵集團被打得狼狽不堪。12月9日，國民黨滇、川、康地方實力派將領盧漢、鄧錫侯、潘文華、劉文輝同時宣佈起義。12月10日，蔣介石慌忙命令胡宗南留在川西收拾殘局，自己則乘飛機逃到臺灣。胡宗南見勢不妙，隨後也找藉口逃之夭夭。
在蔣介石逃離大陸幾天後，成都陸軍軍官學校3000多名學員便倉促畢業，校方並試圖讓他們隨國民黨軍殘部遷往西昌作最後頑抗。然而，早已與共產黨取得聯繫的該校少將教育處長李永中和特種兵少將總隊長肖平波等人卻在暗中積極策劃起義，並通過各種渠道向準備西遷的學員做工作。
12月23日，李永中在西遷途中召集全體學員開會，向大家講明瞭當前的形勢，介紹了與共產黨商定的起義協議等有關事宜。張文榮和絕大多數學員紛紛表示堅決擁護起義。在一片支持聲中，李永中於25日正式宣佈陸軍軍官學校起義。
起義後的張文榮被編入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學習。經過半年的學習，他極大地提高了思想覺悟，加深了對自己光榮起義的認識，並堅決要求到作戰部隊鍛鍊考驗自己。學習結束後不久，他被分配到基層部隊參加了著名的成渝鐵路和其他道路的修建。
1950年６月，美國借朝鮮內戰爆發，悍然宣佈出兵朝鮮，並不斷轟炸中國東北邊境城鎮。此時，遠在成渝築路工地上的張文榮也在抗美援朝運動的感召下，和全體起義人員一起積極要求參加志願軍赴朝參戰。經過上級審查批准，張文榮和400多名起義同學參加了志願軍，於12月被選派到第三兵團六十軍第一八○師任正排職報務員，後隨部隊開赴朝鮮參加了第五次戰役。
浴血突圍淪戰俘
1951年4月，志願軍經過半年與美軍的較量，已初步掌握了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經驗。為全面提高志願軍的戰鬥力，中央軍委採取了“輪番作戰、輪番休整”戰術，相繼調第三、第十九兵團等部隊入朝參戰，加之朝鮮人民軍的整頓擴編，中朝兩軍兵力已達130萬人，其中志願軍95萬餘人，同時志願軍裝備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然而，此時的戰場形勢卻不容樂觀。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遭受四次戰役沉重打擊後，為挽救敗局，在正面與我進行拉鋸戰的同時，迅速調集大量兵力進行戰略補充，準備在志願軍側後方搞“第二次仁川登陸”，妄圖在朝鮮蜂腰部，平壤至元山“建立新防線”。而志願軍新入朝部隊對敵情、地形均不熟悉，經長途強行軍體力亦未恢復，早期入朝部隊戰鬥減員又很大，尚未得到休整補充，加之美軍對志願軍運輸實行瘋狂的“絞殺戰”，使後勤保障極為困難。為了奪取戰場主動權，中朝軍隊提前於4月22日發起了第五次戰役。
戰役打響後，中朝軍隊14個軍在200多公里的戰線上同時展開進攻，突破敵人防禦後迅速向前猛插，在第一階段的攻勢中就推進了七八十公里。隨後，中朝軍隊根據戰場形勢，決定主力東移，先行殲滅東線的南朝鮮軍6個師。從5月16日開始，志願軍即展開第二階段進攻，兩天殲敵1.7萬餘人。南朝鮮軍在志願軍打擊下迅速潰敗，紛紛逃入深山。志願軍未能達到全殲敵人的目的。5月21日，志願軍在東線又推進了五六十公里，其中十二軍已打到三七線附近，九十一團插入敵後達150公里。過大的戰場間距為後來志願軍後撤部隊遭到美軍分割包圍留下了隱患。此時，志願軍因後方運輸困難，部隊只得在斷糧少彈情況下堅持戰鬥，不少戰士僅靠樹皮草根充飢。為此，志願軍總部只得下令主力撤回三八線以北休整。
在志願軍為等待補給被迫停止進攻的三天時間裡，戰場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美軍兩個機械化師經過10小時100公里戰場機動，迅速封堵了南朝鮮軍潰敗的防線缺口，死死纏上了精疲力竭的志願軍。當22日誌願軍開始北撤時，“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以美7個師為主力，糾集共13個師乘勢發動全線反撲。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抵擋不住衝擊首先開始潰退。接著，美軍又以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組成“特遣隊”，在大批飛機掩護下沿公路向志願軍縱深穿插，三天內即向前推進了五六十公里。
24日，志願軍部分後撤部隊被敵阻截在三八線以南地區。面對嚴峻形勢，被截斷後路的大多數部隊果敢地向北勇猛突圍，並很快突出了包圍圈。其中深入敵後最遠的十二軍三十一師憑藉豐富的戰鬥經驗，堵口子、鑽空子，迅速跳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並派人穿越火線給早已打過三七線的九十一團傳達總部撤退命令。
此次戰役後期，張文榮所在的第六十軍一八○師已挺進到三八線以南100多公里，在完成上級交給的掩護全軍戰略撤退任務後遭到五倍於己的敵人的包圍。在經過激戰之後，一八○師有近5000人在分散突圍中被俘，最終僅有不足4000人突出重圍。在這場突圍戰中，張文榮跟隨部隊奮勇拼殺。在電臺被敵機炸壞後，他和戰士們一樣拿起武器拼死突圍。在張文榮和戰友們突圍到敵人包圍圈邊緣時，一陣炮火襲來，張文榮在炮擊中負傷倒在山林裡。翌日清晨當他醒來時，周圍佈滿了牽著狼狗的美軍搜山隊，他和戰友陽文華不幸被俘。
敵窟抗虐爭迴歸
張文榮被俘後，敵人先在前線進行了審訊，刑訊無果後便被關進了釜山戰俘集中營，不久又被轉到巨濟島戰俘營。從此，張文榮轉到了另一個戰場，和戰友們一起與敵人進行形式多樣的英勇鬥爭。
陽文華和張文榮是同期的黃埔生，起義後成為最早發展的青年團員，後參加志願軍，同在一八○師司令部任電臺報務員，被俘後又一同被關進了戰俘營八十六聯隊。當時，美戰俘管理當局為彌補看守力量的不足，從臺灣調來大批國民黨特務到戰俘營充當幫兇。當特務們得知陽文華和張文榮等人是黃埔生時，便採取又打又拉的辦法，強迫他們與美軍合作“效忠黨國”。在地下黨組織暗中支持下，陽文華當上了八十六聯隊副聯隊長。他利用職務之便，保護戰俘中的黨員幹部和秘密黨組織，安排一些黨員骨幹通過做文書、翻譯或中小隊長等，對戰友們不斷進行革命信仰和氣節教育。同時，他還利用《日內瓦公約》與美管理人員抗爭，全力維護戰俘們的權益，並與戰俘中的敗類進行堅決鬥爭，組織戰友痛打了投敵後為虎作倀的敗類李大安。五三八團文化教員張光普和戰士王榮生，還在陽文華和張文榮等人掩護下，放火燒燬了戰俘營美軍物資倉庫。
陽文華的行為被敵人察覺後，隨即遭到“罷官”，並罰做苦工。1951年底，美方在戰俘營大搞所謂“自願遣返”活動。美蔣特務甚至用活埋等殘酷手段，強迫志願軍戰俘在“不願遣返”的“請願書”上按指印，甚至將他們打昏後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等字樣。陽文華同敵人進行了堅決鬥爭，最後被李大安殺害。與陽文華一起被害的還有一八○師敵工科英語翻譯林學甫，其父曾是蔣介石的秘書。敵人的暴行激起了戰俘們的極大義憤。他們後來設法活捉了美戰俘營司令杜德，並召開控訴大會憤怒聲討美軍當局的罪行，迫使這個“俘虜中的俘虜”不得不在“鬥爭大會”上低頭認罪。
在陽文華英勇抗爭的時候，張文榮也在與敵人進行著特殊的鬥爭。起先，敵人對他又打又拉，強迫他去臺灣“效忠黨國”，還用匕首對他進行威脅。不久，敵人又對他突然改變了態度。原來，根據原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的建議，美軍計劃從戰俘中挑選人員進行間諜培訓，然後派往志願軍後方實施破壞活動。陽文華和地下黨組織便抓住這一機會，動員張文榮參加培訓，讓他尋機逃出魔窟，將戰俘營英勇鬥爭的情況報告給部隊首長。由於張文榮的黃埔生身份，並具有報務專長，在陽文華等人努力下，他很快成了敵人的“特招”對象。
炸機歸隊建奇功
1951年12月初，戰俘營聯隊長王順清通知張文榮，稱經戰俘營“保舉”，他已被美方選中“另有重用”。幾天後，張文榮便和其他幾人離開戰俘營，先在美戰俘調研處特務機關接受進一步審查，隨後就被送往日本東京一所特務學校受訓。一到東京，美方就逼迫他們填寫特務登記表。緊接著美方對他們進行了兩個月的包括反共理論、輕武器射擊、情報偵察、爆破刺殺、通訊、跳傘等課目的訓練。在日本培訓結束後，他們又被送到漢城繼續受訓，準備尋機派往志願軍後方進行間諜破壞活動。
1952年2月18日晚，美情報機關讓張文榮等5人穿上志願軍軍服，攜帶袖珍收發報機、蘇式步槍、美製小型手雷以及地圖、指北針等，在一群美軍的“護送”下登上了一架美C—46型運輸機。機上還有10個美國人，其中大都是平時訓練他們的教官。飛機臨起飛前，美籍特務教官“王先生”還特地趕來訓話，聲稱只要完成任務，返回後定有重賞。飛機起飛後，張文榮便在昏暗的機艙裡悄悄做準備。他的不遠處還坐著美特務機關“遠東司令部聯絡隊”負責這次行動的哈里森。哈里森奉命將3個特務小組（張文榮為G組）空投到朝鮮北部鐵原以西的谷山郡地區。該地區是志願軍部隊在第五次戰役後奉命休整地。美情報機關給張文榮他們的任務是蒐集志願軍在當地的彈藥庫、糧庫等相關情報，為飛機轟炸標定目標。2月19日凌晨2點20分，飛機到達目的地上空，隨著機艙裡紅燈閃爍，哈里森首先大聲命令G組做好跳傘準備。張文榮乘機迅速將準備好的手雷裝進了棉手套裡。緊接著跳傘開始了，哈里森向張文榮連連揮手命令他立即跳傘。於是，張文榮暗地用手指摳住手雷的鐵環，在離開艙門前猛地拉環使勁將手雷扔進了機艙深處。張文榮則迅速轉身跳離飛機，敵人的間諜破壞計劃在爆炸聲中化為了泡影。
此時，志願軍地面防空部隊也在密切監視著這架敵機。他們驚奇地發現敵機在空中突然爆出一團火焰後，前後兩個降落傘也在月光裡徐徐降落。原來，哈里森在手雷爆炸前一瞬間，也以特工的敏捷迅速跳傘逃命。哈里森很快被志願軍活捉，而張文榮則落到了另一座大山的樹林裡。隨後，張文榮立即找到搜山的部隊，交出了隨身武器和特工用品，並向部隊領導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被俘的哈里森也在供詞中證實了張文榮的英雄行為。由於張文榮的身份和英雄壯舉過於傳奇，負責審查他的部隊很快將他送往志願軍總部。張文榮隨即又將美軍虐待和強行“甄別”戰俘、逼迫戰俘當特務的罪行，以及中朝戰俘英勇鬥爭事蹟逐一向上級首長機關作了報告。
早在1951年12月朝鮮停戰談判進入遣返戰俘議程時，美方就公然違背《日內瓦公約》有關“毫不遲延地釋放和遣返”戰俘的基本原則，以所謂“自願遣返”、“一對一遣返”（“聯合國軍”被俘1.15萬人）等荒謬方案百般設置障礙，致使戰俘遣返談判毫無結果。然而，數月之後突然發生的張文榮炸機事件，使美方頓時陷入了狼狽不堪的窘境。志願軍談判代表馬上利用這一事件以及張文榮等提供的大量揭露美軍迫害我方戰俘的事實，讓美方的罪惡行徑大白於天下，迫使美方不得不在戰俘問題上有所收斂。
由於歷史的侷限性和人們對戰俘的偏見，張文榮的英雄壯舉並未得到志願軍保衛部門的認可，而是被送回國內接受審查。直到1958年3月才由北京軍區政治部了結此案，並出具證明稱：“張文榮在朝鮮戰場上被美軍俘去後，強迫其充當特務，當張乘敵飛機降落前，用身帶之手榴彈將敵機炸燬，向我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現，為此獎給張文榮人民幣800元。”雖然800元在當時是個較大數目，但這種獎勵顯然與他的英雄壯舉有著本質的不同，同時並未恢復其軍籍。不久，張文榮被遣送回鄉務農，而那封證明信也沒有給他摘掉“叛徒”、“特務”的帽子，反而使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吃盡了苦頭。遺憾的是，張文榮沒有等到徹底平反的那一天就於2000年3月去世。同年6月，北京軍區政治部派專人前往遼中縣，給張文榮的家人送去了關於恢復張文榮軍籍的決定，補辦（發）了復員軍人證明書和復員費。這個遲到40多年的平反決定為這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志願軍老兵的人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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