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场，究竟有多少地方不断演绎着像当年张大常任四川乐山市沙弯区党委书记期间那样的官场“生态链”，也许永远不得而知。然而，这样的官场“生态链”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腐败的社会“生态基础”，倒是看的很清楚的。
这个官场“生态连”大体是沿着两个方向“发散”的：一是利用城市化和大量工程上马，通过领导人、特别“一把手”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干预和影响工程，为一些私人老板谋取利益，这些老板们或事先、事后对其投桃报李，大肆行贿，中饱私囊；二是利用管辖范围内大大小小官员急于提升，或者换岗（换到更肥缺的领导岗位）的心理，通过暗示、引诱等手段，迫使这些官员们行贿，大肆买官卖官。当然这是明目张胆的。更多则是，不需要任何暗示，只要他显示出他拥有这样的权力，并略施小计，这个市场就“大”的惊人，医院、家庭、餐馆、办公室等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行贿受贿的场所；婚丧、出国、小孩上学、住院、都可以找到无数种的由头，去拜会、看望、问候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这些大大小小的行贿官员，又通过贪污或者受贿，不断地掠取更多的行贿的本钱和为自己享用的钱财。于是，就会形成这样的官场“生存状态”：“上级”之所以敢向“下级”暗示索贿，“下级”之所以言听计从套取公款供手相送，盖因为“下级”今后要靠“上级”去提携。要提升就得去行贿，要行贿就得去贪污、去受贿。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边贪边送、边送边升、边升边贪……这，就是有些地方现行官场中的“生态链”。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地方绝妙的“创造”，而是在不少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用检察官在办案手记中说的话是：“尽管这样的官场生存状态，不一定是普遍存在的，但也绝不是个别的”。
其实，张大常腐败案暴露出的上述官场生态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国官场腐败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而且，也给我们分析这种现象，提供了依赖的路径。
比如说，如果我们官员选拔，真正有一套行之有效、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和模式，内部有严格的约束机制，外部有群众有效的监督，张大常的这种行为就很难得逞；比如说，如果我们对诸如党政一把手有一套完整的权力行使、运作的制约力量，不使这样握有重要权力的个人，超脱于权力监督的框架之外，张大常的行为大概也很难得逞；再比如说，如果我们各个政府机构的管理运行的行为是比较规范的，各个部门之间不存在那样明显的“肥缺”与“清贫”的巨大差异，张大常腐败的“空间”也会大大缩小；还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各项工程建设项目有一套真正完备的独立、规范的招标运作体系，严格限制官员对招标项目的各种干预行为，并有严厉的处置措施，像张大常这样通过干预工程招标的腐败现象就可以大大避免；比如说，。。。。。。
然而，所有这些，在我们的官员管理体制中，都似乎缺乏真正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果不破中国官场类似乐山沙弯区这样的“生态链”，腐败的社会基础就很难真正根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大常腐败案尽管腐败的涉案金额很少，只有40多万，但演绎的形态“逼真”、“完整”，给人们留下的启示也是极为深刻的。这个案子进一步告诉人们，如何破除中国官场的“生态链”，彻底根除中国官场腐败的基础，净化官场的社会风气，无疑将成为未来我们反腐败工作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理所当然地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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